张平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就短期而言，当下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提振消费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第一，第一季度消费没有下降得特别猛烈是有公共消费支出顶上了一些，这与抗疫情医疗就医的公共消费有很大关系。虽然整个中国消费率不低，但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税收份额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公共消费支出，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但公共消费支出比较基础和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私人消费和市场供给。
第二，现在无论消费中棘轮效应多么明显，整体来讲，消费一定是收入的函数。如果我们的收入预期放缓，社保不完善，这种未来不确定性肯定会带动我们的消费放缓，这种情况类似于欧美国家受到疫情冲击后反而大幅度提高储蓄抗风险，减低了当期消费。居民提高储蓄，应对未来收入风险增长直接降低了消费，不利于经济的复苏。而且我国的社保水平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情况。当前中国社保覆盖率较低，所以一旦收入增速下降，就会更大地冲击居民消费。
第三，疫情冲击对中国而言是不均衡的冲击。这种不均衡的冲击表现得很明显，对农民工、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向型企业冲击更为严重，影响也更大。这样的不均衡冲击使得我国的中低收入群体，或者说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体收入增长放缓更明显，而这批人恰恰是中国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所以疫情也影响到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总体而言，疫情压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导致我国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变得更低。
第四，公共服务体系改革问题。中国的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产业，应该向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民营企业放开，从而提高其服务质量。这是我们一直呼吁的问题，也是需要改革的领域。
接下来我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下滑是存在恶性循环性特征的。所以疫情过后，中国经济若要重启，仍要力求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第二，在初次分配调整方面，还需要增加社保的覆盖面积，对疫情的不均衡冲击进行救助。
第三，要加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让服务行业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而不是对这个行业进行完全的行政管制。
若要提振消费，我们的主要措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当下消费不足的问题？
根据我们开展的企业调研和消费调研的分析结果，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是我们要关注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这也是央行开始做直补的原因。央行已经推出不同额度的补贴措施，通过贷款等方式缓解这一类企业的燃眉之急。中小企业的稳定对我国就业非常重要，2018年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国80%的就业，所以稳定中小企业才能稳定基本的就业盘，居民收入才有可能稳定。由此可见，直补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中国对中小企业的帮扶除了一般的直补之外，能否给出更多的精准帮扶政策，还需要国内各级政府进一步努力。
第二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帮扶政策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是要通过产业平台更加清晰地识别中小企业，这一点上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另外就是让互联网发挥一定的金融辅助作用，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助贷服务等。我们在特定时期，要设立政府中小企业振兴类基金，提高信息化能力，促进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升级问题，进一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国外通过直补低收入就业者来缓解中小企业工资压力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是降低利息对居民负债进行减息，通过央行的减息政策减轻中国居民负债压力。根据我们实验室的长期追踪调查，中国居民的负债压力越来越大，这里包括住房，也包括年轻一代的消费信贷。在我看来，中国应将住房贷款降息和限制住房价格上涨摆在同等高度，不能为了抑制房价而忽略了降低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这一问题。
第四是中国非常成功地抑制了疫情的发展，但是很多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国内消费。是否对这些限制性措施进行一定的放松，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成功地通过区域防治逐步抑制了疫情的爆发峰值，现在疫情防控也出现向好的趋势。然而社区管控过强，各级政府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防控上，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经济复苏。所以中国成功地控制疫情以后，如何平衡疫情与社区管制导致的服务业发展受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以上四点都是在短期内值得讨论的。
长期看，中国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后才能讨论经济重启，核心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分配问题以及覆盖更广泛的社会保障问题。
关于消费券方面，当下中国消费券的发放主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否谈一谈消费券资金来源问题？消费券发放应怎样识别低收入阶层？
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来谈一谈：
第一，养老券在我国应用已经十分广泛，老人退休以后使用的养老券是典型的现金券。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促销券而是现金券，消费券应该是可以直接用于购物而非促销，这样也有更强的消费拉动作用。总体来说，应该发放类似于养老券这样的现金券，这样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第二，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已经非常高，可以根据收入识别低收入群体及可补贴者。而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要对城市中拥有本地户籍与不具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区分，是否对常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本地化补贴，这都涉及到本级财政问题。因为务工人员具备高度的流动性，所以这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发达国家乃至于联邦制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补贴，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补贴。而地方政府补贴是给当地纳税人进行补贴，与联邦政府同步，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中国现有的信息系统应该对这两部分人都识别，而我们的补贴也应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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