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就短期而言，当下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提振消费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消费不足是老问题，但有新的含义。如果这个“当下”是指疫情期间的话，那很显然短期收入的冲击是造成消费不足的最主要因素。新浪和腾讯合作做了一个基于1万个样本的调查，它的调查结论是：1万个受访样本中有57.4%的群体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滑，17.5%的群体的收入下滑了50%以上，另外有15%的群体的收入下降了15%-20%。也就是说接近1/3的人收入下降了20%-50%。从职业来看，个体经营者受到的冲击最大，78%的个体经营者收入下降，而且其中1/3的人的收入下降超过50%。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3900元，如果有20%以上的农民工收入下降达到50%，他们的生活只能靠储蓄和东借西借维持，何谈消费呢？按照这个调查加权平均，因为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如果这个数据能反映全国人口，那么这次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导致居民损失达到3.5万亿，这可能会占上半年名义GDP的7.5%，情况十分严峻。
消费方面也有相关调查，这类调查是先调查收入后调查消费，根据这个情况推导全国的大样本。观察这1万个能代表全国的样本会发现，如果基于2019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13565元，那么2020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导致的消费下降是1.8万亿，占上半年名义GDP的3.8%。
当然这有两个因素：一是被动的消费减少，也就是想消费却无法消费；二是主动降低消费，那是因为收入减少而主动减少消费。第二种情况导致的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因为我国一直强调要支持消费，所以当前的金融政策对消费是支持的。中国人民银行一些数据显示，就杠杆率而言，消费贷、居民的杠杆增加非常迅速。如果居民的杠杆加得比较高，而现在收入下滑，就会导致房贷、车贷、消费贷出现违约。5月份银保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银行贷款逾期和违约情况明显增多。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发放消费券是个权宜之计，这次疫情是百年未遇的大冲击。湖北省武汉市有大量居民从事个体行业，停止营业如此之久，遭受的损失非常惨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认为，针对两个群体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现金补偿或者发放具有现金价值的消费券，一是湖北省群众，二是全国低收入群体。要有更大规模的实质性措施去帮助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使其进一步留住员工，这也可以为员工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应对疫情冲击。
在消费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需要关注。之前一项研究认为不宜过多地强调长期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或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长期看来，假如没有疫情，不必特别担心消费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问题。统计数据上显示的投资与消费占GDP的比例其实是低估了中国的消费，高估了中国的投资，比如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中国有相当多的人喜欢通过报销方式，把它作为企业的开支，这样就低估了消费；然而投资是高估的，因为存在所谓的重复计算的投资。当然目前消费是有问题的，而且中国要成为高速发展国家更要考虑消费。从短期看来，受到疫情冲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但长期来说，消费是水到渠成的。当前我们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改革仍然有很多任务要做，但现在讲财税、个税改革的意义不大。
还有一点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现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消费其实也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一，老年人群体消费的欲望可能相对偏弱一点；第二，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有效供给可能不足，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消退，这种情况会导致生产方面、劳动力供给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消费出现问题。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养老、托幼问题，座谈会上专门请来一个养老机构讨论这个话题。当前我国老年人消费场景不足、消费意愿较低，这都是影响我国消费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花长时间解决。
若要提振消费，我们的主要措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当下消费不足的问题？
主要政策和解决方法需要针对问题。短期有两个问题：一是被动的消费下降，二是主动的消费下降。被动的消费下降主要就是因为疫情防控压制了正常的需求，我国目前存在过度强调疫情防控而忽视经济恢复的问题。之所以强调新增病例清零，是因为在照搬SARS的经验来应对这次新冠病毒。SARS时期是短期内采取高强度的手段，牺牲一个季度的GDP迅速将病例清零。在新冠疫情开始时尝试借鉴一下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现在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不能盲目照搬SARS经验来进行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比如电影院的问题，在餐厅等行业已经营业的情况下，顾客密度相对较小的电影院为何不能开门？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4月初江苏基本上已经全面开放。江苏是受疫情影响地区中开放最早的一个地区，之所以开放得这么早，一方面是地方官员有担当，另一方面是江苏确实很重视经济，大家还是要搞经济，还是要正常化。这个问题是具有两面性的，其实过度地强调清零，就是过度地不强调GDP。可能这两者需要综合考虑一下。即使在没有清零的情况下，也要考虑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这两点要并重。中国人民大学，包括北大光华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的。
主动的消费意愿的下降，第一是和收入相关。要重视消费券的意义，尽管消费券相比现金具有时效性。即使是“满减消费券”也比没有消费券要好一点，为什么这次“6.18”这么火，值得思考。这次“6.18”释放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可能与消费券是分不开的。
最近北大光华和阿里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消费券促进消费发展的研究，通过支付宝大数据发现了消费券具备非常显著的消费促进作用。所以哪怕政府不发现金消费券、只发优惠券也是有用的。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公积金的问题。公积金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当时中国的住房问题非常严峻，但是今天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接近40平米，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思考怎样优化公积金的地位、作用和运行方式。公积金和五险社保不同，它是老百姓自己的钱。虽然称它是“劫贫济富”有点夸张，但是在房价特别高的城市，这个比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在北京能买得起房、享受公积金的一定是收入还比较高的群体。而且公积金贷款的利率还不够市场化，还没有随着市场化进行调整，这都是我们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时可以考虑的因素。
我认为不管是长期资助还是短期资助，对于个人都非常重要。而且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对个人的资助相对较弱，所以需要加强。但是在短期冲击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的情况下，我认为支持中小企业也十分重要。我们知道在中国把两个词等同化，一个叫做失业，一个是下岗，但失业和下岗是不一样的。下岗是短期的休假和无薪假，但失业的意思是彻底丢失了这一份工作。失业的时间一拖长，工人的就业技能就会丧失，未来他们的技能减退进而导致高素质工人数量减少，这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也会影响这些工人的消费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企业因为订单或疫情原因让部分工人下岗，但企业尽量不要破产。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也具备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如果企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给员工缴纳了五险一金，那么这种企业反而更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因为它的负担很重，已经成为所谓的“正式化”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倒闭之后重新恢复会比较困难。
中小企业不同于个体工商户，因为个体工商户雇佣相对随意，而中小企业相对正式。我认为对于这一类中小企业，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救助。
关于消费券方面，当下中国消费券的发放主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消费券资金来源何处？消费券发放应怎样识别低收入阶层？
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以做三方面解释：
第一，疫情期间我在给有关部门撰写材料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利用这次疫情的机会，在中国低保制度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食品券制度。美国具备完备的婴儿、幼儿以及孕妇的食品券制度，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经验。
第二，将传统的民政系统和现代大数据技术相结合，推进收入识别工作。想必我们传统的民政系统对于需要帮扶的对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今年是决胜小康的最后一年，而决胜小康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脱贫，如果我们连贫困人口是谁都不知道，脱贫工作也就无从谈起。疫情期间，我们利用传统民政系统结合大数据技术进行贫困人口识别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三，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利用疫情期间建立消费券制度会存在很多困难呢？为什么我们识别十分困难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财政系统存在一种根深蒂固观念：中国的低收入人口数量庞大，中国的财政要对如此多低收入人口进行补助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也阻止了进一步对个人进行帮扶。之前讲的中央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在本次疫情期间实施的财政政策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是相当多的，我们的特别国债、专项债都强调要更加倾向于向地方政府倾斜。所以相比往年，今年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倾斜要做得更好。
现有的消费券主要是满减券，优惠券发放地区也多是地方财政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基本都是地方财政在承担优惠券发放成本。因为承接消费的都是地方的工商业，所以得益更多的也是地方工商业。而对于居民而言，受益者中有很多是流动人口。所以如果说完全就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话，不利于贫富差距的解决，因为疫情打击更多的是非正式就业人口。所以中央政府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也不应该把这项任务完全推给地方政府。
我们的财政系统虽然有以上所说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在疫情期间，也确实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曾经对财政负担做过一个详细的计算，计算的结果是2万亿就能够对湖北省人民和全国其他低收入群体进行有效的救助，然而这2万亿对国家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特别国债可以发到3万亿以上，其中1万亿类似抗疫特别国债，剩余2万亿对相关群体进行直接救助。目前特别国债为1万亿,能够做的事情仅限于与疫情相关的支出和与疫情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能多发一些，就会有额外资金用来救助、用来发消费券、用来发放具备现金价值的消费券，可能中国消费券相关的制度也会建立起来。
但是抗疫特别国债可能并不是仅仅发放一次，所以我们会继续向有关部门上报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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