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报道自由陷空间萎缩之困

文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2019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为了该国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他于2006年首次上台，但因内阁成员丑闻不断，于一年后辞任。2012年12月他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自此日本进入安倍执政的时代。在七年多的时间里，他推行积极的外交和防卫政策，推出“安倍经济学”以重振日本经济，出台促进女性就业的措施，通过免费教育法等等。得益于这些举措，日本诸多领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加快了监视社会的体制建设，致使舆论生态不断恶化，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空间受到挤压。 

世界报业大国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全球传统媒体日渐衰退。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报业ABC协会发表的2007年11月至2017年11月全国报纸发行量统计显示，报纸的发行量在下降，其中《朝日新闻》减少约188万份，《读卖新闻》减少约127万份，《每日新闻》大约减少了96万份。但即使日本的纸媒行业发行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依然是世界报业大国，其报纸仍然有极高的普及率。根据世界报业协会《世界报业趋势报告》的最新统计，日本的报纸发行总量为7081万份，仅次于排名第一位的中国（8547万份）。从每千个成人的发行量，即报纸的普及率来看，中国的报纸普及率为每1000人91份、美国263份、德国322份，而日本则高达647份。可以说，日本几乎是全民读报，日本报业在日本传媒业中的龙头地位依旧牢固，而与此相关的是日本国民良好的报纸阅读习惯。日本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7.9%的报纸订阅者订阅时间超过了10年。由此可见，阅读报纸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对纸媒有着特有的信赖。调查显示，日本人对报纸的信赖度是70%，对电视是40%，周刊则低至10%。 

因此，日本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影响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就能左右日本国民的观念。自2012年自民党再次执政以来，对媒体软硬兼施，不断打压其报道自由的空间。 

失衡的日本政治生态

日本舆论自由空间的萎缩与该国的政党格局息息相关。日本的政党格局长期呈现“一强多弱”的状态。“一强”是指执政的自民党，“多弱”是指各在野党。1955年，自民党成立，凭借在国会的席位优势与美国的支持，它迅速占据执政地位，并实现长期执政，只出现两次短暂下野，即1993年下野近一年及2009年再度下野达三年。在2012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取胜，夺回政权，执政至今。在七年多的时间里，自民党连续赢得多场国政选举，消除了长期掣肘执政党的“扭曲国会”局面。自民党形成了日本政坛“一党优位”或“一强多弱”的格局，它的优势依然在持续、强势地扩大，而反对党因力量分散，无法发起有力的挑战。自民党是保守政党，明确宣称要“以日本式的保守主义为政治理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伯江认为：“在日本社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保守主义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冷战后日本社会更是呈现出总体保守化趋势。自民党突出自身的保守色彩，意在迎合日本社会的保守化趋势。”而日本的反对党政治纲领、政策主张趋同，政治理念贫乏，无力抗衡自民党。2009年至2012年民主党虽然获得上台机会，但执政经验严重缺乏的硬伤暴露无遗，从此再难赢得民众信任。随着反对党普遍陷入颓势，日本的自由派媒体失去了有力的伙伴。 

执政党以立法压舆论

在过去的几年间，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监听法修正案》(2016年)、《组织犯罪处罚法修正案》(2017年)等一系列法案,影响到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新闻采访权。以《特定秘密保护法》为例，它涉及防卫、外交、防止间谍活动与反恐四个方面,

对触犯者的惩罚之严厉前所未有，如对政府秘密的内部泄密者和做此类报道的记者最高可判刑10年。 

日本新闻行业工会组织“日本新闻劳动组合联合会”委员长、曾任职共同通讯社的记者新崎盛吾指出，《特定秘密保护法》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有损日本新闻自由和民众知情权。该法实施以来，日本新闻界人士普遍感受到了法案的压力，采访难度加大，防卫省等政府部门公务员因害怕被处罚而普遍拒绝采访、不再提供信息。依据该法，如果媒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将被起诉，但未明确何种手段为非法，致使媒体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从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来看，在过去七年里日本媒体报道自由出现了大倒退。2018年，在180个国家中日本居第67位，大大落后于民主党执政时代（2009-2012）峰值11位（2010年）。民主党政权致力于推进日本新闻发布会的自由公开化，向网络记者、外国媒体、自由新闻工作者等敞开大门。 

自民党在媒体安插亲信的策略

自2012年以来，执政的自民党为控制舆论，在新闻界安插亲信。2014年自民党任命首相的好友、保守派商人籾井胜人出任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此前籾井没有任何广播媒体从业经验，和他一起被任命的一众高管几乎都是安倍的亲信或鹰派盟友，持相同的政治理念。他们的任命被认为大大影响了该机构的报道中立性。2014年1月25日，籾井在就任NHK会长的记者会上称：“政府说‘右’，我们不能说‘左’。”对于节目内容，他说：“不能离日本政府太远。” 

区别于二战前被政府控制的国营NHK，战后为避免军国主义重蹈覆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督促创立一个日本媒体机构作为公共监督的手段：向上监督政治权力，向下防止民主改革朝向共产主义化。于是，作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一部分，作为向公众传播时事、教育、娱乐等内容，秉持不具倾向性报道的一个公共性质的机构，NHK由此诞生，它一直是日本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之一。 

NHK拥有一系列保障制衡权力和独立的制度设计，其中的主要方面是独立的财源和经营委员会。NHK确立以收取收视费作为其独立财源的基础。日本《广播法》规定，拥有电视机、收音机的家庭等同于自动与NHK订立契约，须按年向NHK缴纳一定数额的收视费。因此，NHK无需商业资本的支持，以避免实力较强的垄断资本凭借其绝对的财力优势左右其报道方针，从而可以让节目遵从不具倾向性原则，进行公平和多角度的论争，NHK为此禁止播放商业广告。NHK也不接受政府财政拨款（除非有政府委托的对外广播任务）。收视费制度是NHK作为独立公营媒体运作的基本保障。日本《广播法》对NHK的经营人事也做了规定，设立NHK经营委员会，有权决定包括经营方针、收支预算等各重大事项。经营委员会是NHK运作的核心，由12人组成，理论上其人选应代表各地方和社会各领域的利益。作为公营媒体，NHK在立法层面受制于政府。首先，NHK经营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由国会选拔和任命，即政府可以掌控NHK的管理者；其次，NHK的预算案需经国会审议，此设计的目的原本是让国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对NHK进行监督和审查。然而，实际状况却是NHK的财政支出受到政府管制。除对公共媒体NHK施加影响外，自民党还将手伸向日本的商业电视台。2014年11月，即众议院选举举行的一个月前，时任自民党副干事长的萩生田光一向东京的各大商业电视台负责编制和报道的干部分别寄发信件，要求它们“确保有关选举报道公平和公正”。乍看信的语气似乎低调，但实际内容无异于恐吓、威胁。很显然，假若萩生田认为它们的相关报道是公正、中立的，他便没有必要发送那封信件。日本的广播电视行业属总务省管辖，自民党应无权插手指挥。 

日本媒体忍气吞声

曾就职朝日电视台、现任日本武藏大学社会系教授的奥村信幸指出，自民党政府对媒体施压与日俱增，但是来自媒体的抗议之声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有媒体自身结构的问题。日本各商业电视台均已上市，它们的管理高层担心政府出手干预并由此带来经济损失，因此难以做出以新闻报道为重的决断。日本的5家全国性报纸与这些商业电视台互持股份。报社记者为了加快各自在地方城市设台开播的审批手续，还曾经寻求政府、自民党的帮助。更有甚者，在日本政府准备提高消费税时，日本报业成功游说安倍政府及自民党将报纸排除在增税名单之外。受到政府如此厚遇，日本纸媒对于政府的打压忍气吞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些年，有的媒体积极向政府的态度靠拢。2018年11月30日，日本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刊出一篇报道，文章是关于韩国法院裁决要求日本的三菱重工向战时（韩国）劳工支付赔偿金。这篇普通的报道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原因是文章的开头有一段编者按，宣布该报编辑方针的两大调整：一是涉及1910年至1945年在日本工厂劳作的工人时，该报不再使用“强制劳工”（forced laborers），取而代之的是“战时劳工”（wartime laborers）；二是将重新定义“慰安妇”（comfort women），以便解释战时并非强制（not forced）而为日本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今后将使用的表述是“在妓院工作的女性，其中包括那些并非自愿而为的女性”。《日本时报》选择更接近政府立场的措辞受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日本时报》于2018年12月6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为“损害了信任关系”向读者和员工“虔诚致歉”。 

日本媒体“老实听话”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强大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它深深地影响着该国媒体的运作。 

1969年，作为媒体与官僚之间沟通桥梁发布消息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构日渐封闭。日本全国有约800个记者俱乐部，从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政府部门到各地政府内，日本各大主流媒体都设有记者俱乐部，驻点记者的办公地点在政府大楼内，政府负责宣传的部门工作人员与驻点记者保持着密切关系。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只有与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建立良好关系，才能第一时间获得重要消息或垄断信息。日本政府机构一般只对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透露信息，以此形成对媒体的管控。记者俱乐部有内部规程，对一些敏感的事情，记者不能自行采访报道。如不听从记者俱乐部的安排，可能会被所在媒体开除。被开除的记者则难以在日本其他媒体谋职，因为其他媒体也忌惮记者俱乐部，担心不听话的记者会破坏潜规则。记者俱乐部对日本媒体的控制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记者俱乐部这一形式让日本主流媒体得以垄断新闻资源，成为媒体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 

日本电视台资深记者清水洁著有《我才不会被骗！——侦查报道的内幕》一书，书中指出了记者俱乐部的荒谬。不能参加记者俱乐部的自由记者遭到排挤，采访申请甚至也会被拒绝。日语“発表ジャーナリズム”（发表报道）便是用来揶揄来自记者俱乐部的传声筒式的报道。 

因为各记者俱乐部垄断了官邸、政府部门及大型企业机构等的新闻发布，外界无法得知报道背后的真实程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过于依赖记者俱乐部的资讯，并未做实地采访，结果是不同报纸刊发的内容相当雷同。 

日本媒体非常强调通过新闻俱乐部获得内幕消息。这种现象导致媒体间对内幕消息的激烈竞争，它们竞相抢先报道政府官员或机构的未来意图。为争得第一手消息，记者不惜拍官员马屁。这种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消息的能力左右着记者的职业生涯成败。这也是日本媒体内部的一个结构性硬伤。 

结语 

在全球传统媒体走下坡路之际，日本的纸媒及电视业在国内依然有强大的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欧美媒体都在抨击日本传统媒体郁闷无聊，称其报道“不知到底想说什么”或是“照搬政府公文”。除了一部分媒体外，日本大多数传统媒体的报道风格都比较克制，注重保持中立，很少有意挑起争议。 

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日本媒体愈发显得沉闷，其报道空间不断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自民党通过立法、拉拢、干涉等手段影响媒体；另一方面，媒体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强大、排他性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为自己套上了枷锁，是新闻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拱手将自己交由政府控制。加之日本反对党势力分散，又难以对执政的自民党形成有力挑战。随着自民党进入了长期执政的态势，日本媒体报道自由空间萎缩的状况可能会更加严峻。 

责任编辑：时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