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圆桌访谈

文丨董春岭 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专家

【编者按】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目前受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和种族骚乱等影响，特朗普选情异常艰难，拜登民调支持率全面领先。现距投票日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如何判断目前选举形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世界知识》推出封面话题“2020年美国大选：阶段性预估”，以下是第三篇《大选结果不会扭转美国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基调——“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圆桌访谈 》。

本文节选我院美国研究所专家董春岭、张昭曦的观点。

《世界知识》：中国议题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影响本届美国总统大选？

张昭曦：美国总统大选流程比较固定，议程也比较集中。一般而言，经济、民生等内政议题受关注度高于外交议题，而在外交议题中，对华关系以往很少走到最前台。2020年大选，中国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按部分美专家的说法，是“今年大选的前沿”。我想，这种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树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重视度提升、政策收紧，“中国”一词在美国的出镜率不断提高，令美国公众空前关注中美关系。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及其身后团队在国内抗疫不力的情况下，有意突出中国议题转移执政压力，催化“聚旗效应”保住选情，也让“中国”频上美国大选“热搜”。在此背景下，中国议题对今年美国大选的选情影响势必大于以往，成为美国上下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重要关切。现在，美各派政治力量大都认同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论战焦点将更多放在“如何与中国竞争”，具体如经贸科技领域要不要与中国“脱钩”，如何管控台海、南海等对华潜在地缘冲突热点，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如何回应中国等。

董春岭：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缺少“辩论”和“争鸣”，更像是“宣传”和“动员”。白宫在5月20日出台了《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详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主动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对华政策定调。民主党方面并未就此与共和党展开辩论，两党对在中国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默契。第二是“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打“愤怒政治”牌的重要手段。疫情与选情叠加使“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向中国“甩锅”“推责”的一场政治秀，共和党出台的竞选策略明确把中国视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竭力把应对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引导转化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愤怒。第三个特点是美国一部分极端反华势力正利用“中国议题”炮制“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假象，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借他的新书《多事之屋：白宫回忆录》炒作特朗普为了农业州的选票而在中美经贸战中妥协，美不少媒体也开始炒作中俄利用新媒体影响美国选情，试图把中国拉入美国政治内斗的漩涡。

《世界知识》：特朗普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进入更困难的状态？

董春岭：特朗普为拉抬选情，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加激进的对华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等多重危机叠加之下，向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已成为他的重要竞选策略，甚至“救命稻草”。为了摆脱博尔顿新书里给特朗普塑造出的“对华软弱”形象，特朗普也会变本加厉地对华示强，给自己“洗白”。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变局，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以体现，中美意识形态之争进一步凸显，特朗普会充分利用和放大国内国际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力衰落的焦虑感，以更激进的“对抗中国”姿态动员选票。

《世界知识》：拜登会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特朗普的涉华议题设置，已经并将继续展现什么样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立场？

张昭曦：拜登是美国老牌政客，原先担任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副总统，曾多次访华，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去年4月拜登在宣布参选不久后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引来不少批评，随后口风一转，强调“美中正在竞争，对华需要强硬”。疫情以来，特朗普民意支持屡屡下行。面对困难的选情，特朗普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炒作拜登“对华软弱”作为助选卖点，拜登方面则指责特朗普“示好中国”以作反击，推动今年大选形成一种两方对华竞相示强的独特景观。

鉴于当前中国议题成为选战热点、美国公众对华认知的对抗性上升，到11月大选正式开幕前，拜登方面的对华调门不会低，但这种对华强硬或许会更多通过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批评来体现，而非直接将矛头对向中国。如拜登自参选以来已多次指责特朗普“输掉对华贸易战”，让美国经济受伤更重。至于拜登的对华政策立场，其在今年4月给《外交事务》杂志的撰文中有所论述。拜登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挑战”，对华应更注重在恢复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的基础上，强化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从多边层面展开对华竞争布局，并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交融点寻求对华合作。这一政策表述既是对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的适应调整，也充分体现了民主党一贯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观。

董春岭：拜登虽也主张对华强硬，但和特朗普却有明显不同。他在今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曾发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在中国议题上，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三点差异：一是反对特朗普将疫情应对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要求特朗普自己“背锅”。二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反对中美经贸“脱钩”，认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做法是失败的，需要全方位调整经贸谈判策略。三是更重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形象，会在大选中推动美国战略界反思特朗普时代的外交策略，推动美国适当回到传统外交的套路中来。可以预见，如果拜登胜选，中美关系整体不会出现大的转圜，甚至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冷战”意味还会加强，美对华遏制打压的态势不会变，但打法上会有变化，会更强调价值观的作用，注重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借助盟友的力量编织新的对华“战略包围圈”。同时，在拜登执政的情境下，中美经贸关系将会获得调整和重塑的重要契机。

《世界知识》：特朗普、拜登胜选，对华政策会有实质区别吗？我们该如何超越本次大选，规划、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形态？

张昭曦：无论哪方当选，美国战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认识到原先以接触、合作为主的对华关系模式告一段落，应对“中国挑战”将是下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具体到对华政策的呈现方式和思路设计，拜、特或有所区别：特朗普若连任，会在双边交往中继续凸显“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着重强调“对等”和“以结果为导向”，突出以“全政府方式”竞争。拜登若上台，势将对华政策更多置于以重建美国战略信誉为重点的自由主义外交框架下，突出“规则约束”和“价值观竞争”，并更可能在利益一致的领域拓展对华合作。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宏观背景下，中美关系已成为牵动世界目光的焦点，超越本次大选思考、规划中美关系更需要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双方应优先聚焦内部发展与治理。中美同为世界大国，身处变革前沿，都面临复杂深刻的国内治理挑战，双方不应把对方视为问题根源，而应以发展眼光运筹双边关系，使之成为各自国内治理优化进步的助力。同时，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中美双方各自国情都在发展，彼此关系处理也不尽如往常，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分歧甚至是碰撞，这在大国关系史中并不罕见。但是，中美都应认识到两国关系稳定对双边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有意识地管控冲突、相向而行，不让“大国政治的悲剧”再度上演。同时，也要致力于强化战略沟通。过往数十年中美关系的破浪前行有赖于双方找到“接触”共识，今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达成与时俱进的新战略共识。这样的新共识不会凭空而来，需要相互尊重，维系信任，保持战略沟通，在一次次的战略互动中感知、理解对方的考虑和关切。

董春岭：正如王缉思教授前不久呼吁的，我们要“守好中美关系三条底线”（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护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防止疫情、选情与大国竞争思维叠加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致命伤，预防中美全面脱钩、擦枪走火。中期和远期，需要全面梳理和盘点中美关系的矛盾点和合作点，坚持“既合作又竞争”的路线，加强危机管理，通过建立一系列沟通机制避免“热战”，同时加强战略对话，降低意识形态对抗的烈度，不逼迫他国选边站队，不搞美苏式的军备竞赛，避免两国潜在的集团式对抗，预防“新冷战”，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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