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中国传统领导力哲学

文|宫玉振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

领导力的概念和体系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此前并没有专门的领导力学科。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入世和经世致用，诸子百家所探讨的多是治国之道，必然涉及到领导者、领导力这样的主题，有大量的关于领导力的思考。所以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中国传统的领导力哲学。

以品格为核心的儒家领导力

管理学有一个研究结论，领导者的格局、胸怀、器度、境界、追求，以及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

儒家领导力哲学的核心，是内圣外王，是立德立功立言，是以品格为核心的领导力哲学。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在儒家看来，领导者必须具备“圣”“王”的双层资格：有“圣”人修己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治人之用。儒家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

从自我反省和人格养成入手，孔子把领导力的展开分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阶段，“修己”才能“安人”，才能“安百姓”。换言之，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领导力形成的过程，就是自我的修养、境界的提升的过程。

以自我修身始，以平治天下终，这也是一个领导者自我突破的过程。一个领导者要想走向卓越，首先要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进而管理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具有更高的格局、胸怀、气度、眼光、境界。所以儒家推崇的是君子、豪杰、圣贤，代表的都是儒家理想中的领导境界而君子、豪杰、圣贤的核心，是代表价值观、传承价值观、践行价值观的强烈道德自信。所以就有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所以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天下意识。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儒家的领导哲学，为领导者提供的是一种清晰而坚定的理想与追求。儒家的领导哲学，是建立在品格与价值驱动基础上的。是以品格和价值观为核心的领导力，是以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为核心的领导力。强调的是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

卓越的组织源于卓越的领导力。企业家的层次，决定了企业的层次。企业家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企业家的境界，决定了企业的境界。企业家的导向，决定了企业的导向。企业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企业家的局限，也因此就决定了企业的局限。

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对品格与价值观的重视，对社会责任和天下情怀的强调，奠定了中国企业家自我提升与价值追求的基础。

以现实为核心的法家领导力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影响，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如果你读过《论语》，你读过《孟子》，你读过程朱的著作，你会发现，不管是孔孟也好，程朱也好，历代的儒家，反过来复过去，讲的就是一个主题，也就是“伦理道德”。问题在于，道德原则从来是完美的，应用道德的现实世界却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人生需要理想，但理想主义色彩过浓，变成迂腐的书生，却无法把事情做成。

对于领导者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还有法家的理念。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在法家看来，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对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你根本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强调以德服人。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相信以力服人。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离开了权势、权力，毫无疑问就无法影响别人的行为。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如果是儒家提供的人生的理想，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种现实的取向。人有向善的可能，也有逐利的本性。真实世界的领导力，当然需要使命与愿景这样超越的一面，但也不可能无视权力与利益这样现实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霸王道杂之。对于领导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既需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也要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才是真实世界的领导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书生是成不了事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的，成事的一定是接地气的书生。

以柔性为核心的道家领导力

法家也有其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这样的人人际关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最后也一定是败得一塌糊涂的。所以，还需要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是在一个“柔”字。道家的重要命题是“柔弱胜刚强”，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为人方正而不孤傲，有棱角而不伤人，率直而不肆无忌惮，有光芒而不刺眼。

在现实的管理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柔性的。刚性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往往是强势的、霸气的、压迫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张扬的。柔性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往往是谦逊的、温和的、欣赏的、开放的、吸纳的、包容的、合作的、低调的。

老子欣赏的显然是第二种领导者。他曾经警告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盛气凌人的领导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样的领导者，尽管可以迫使一些人在短期内服从自己，但时间长了，往往会带来下属的怨恨与离心离德，从而导致管理的失败。在道家看来，“弱者道之用”，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学会“知其雄，守其雌”。什么叫“知其雄，守其雌”？知道自己很强大、很成功，却能够保持很谦卑、很柔弱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地汇集众人之力为我所用。用老子的话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够为百川河流所汇注而成为王者，就是因为它善于处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

美国学者吉姆·柯林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第五级经理人”的概念。他把管理人从低向高分成5 级。在多数人的感知中，组织的一把手应该是外向、霸气、魅力十足的明星人物，然而柯林斯的结论是：最伟大的领导者，往往是安静的、谦逊的、低调的、平和的、不惹眼的、不自以为是的。为什么会这样？

这其中的原因，老子早就讲得非常明白：“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不固执己见，反而能明察秋毫；不自以为是，反而能是非清楚；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成就功名；不妄自尊自大，反而能成为天下的领导者。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说：“相对于你需要知道的东西而言，你真正知道的东西或许是有限的，承认这一点是明智的。”伟大的领导者一定是谦卑的、虚心的，所以能够从个人的逞强和刚愎自用中走出来，以柔软平和的心态展开自己的领导行为。

如果说儒家给人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人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人以成熟的心态。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耐烦，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人生智慧。

好的领导者，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中国领导力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