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在京举行，本次发布会主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副院长赵忠教授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发表季度主报告。
报告指出，国内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收入不平等严重，且不平等程度长期高居不下。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统计，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高收入的10%，这一比例基本长期保持不变，并且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二，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有改善，但占比仍然较低。我国的劳动份额有一个U型结构，在2000年初期大概占一半，之后出现很大幅度的下降，到2007年下降到40%左右，2008年后略有回升，现在大概在45%左右波动。整个劳动份额在我国占比中有一个波动，总体来说有改善，但和世界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国家相比，还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第三，城乡差距显著、低收入家庭尤甚。随着时间的变化，城乡差距在低收入群体中，2019年和2013年相比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高收入群体表现较稳定。
报告强调，收入分配高居不下的原因有三：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制度因素以及个人家庭因素。
首先，经济体制转型因素方面。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变。从要素配置上，市场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收入分配从“大锅饭”体制向市场激励体制转变。转型过程中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并不是所有影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都是坏的，它有正向的方面。
其次，制度因素方面。城乡不平衡其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区域差距更多表现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归根结底也有制度因素在起作用。早期国家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政策措施不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对于企业差距缩小起到了阻碍作用。加上所有制和雇佣制度造成不同所有制群体和不同雇佣制度的群体存在同工不同酬情况，都使得收入差距扩大。
最后，个人和家庭因素方面。随着经济转型，个人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必然在其中起到作用，但这不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禀赋人力资本没有公共政策发挥的空间。
报告指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如果发生改变，将面临两大新挑战——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
报告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同时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第二是稳步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第三是保持收入的稳定，减少收入的脆弱性。
第一，抓住农民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最大的来源是农民工群体，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来源。
第二，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中小微企业确实可以提高收入的增长和增加，从我国双创政策来看，中小微企业收入都有上升趋势，从事中小微企业的家庭主和家庭户的收入，无论是在最发达的东部还是相对落后的其他区域收入都会比非中小微企业家庭户的收入要高。
第三，提高劳动份额，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从创新、研发入手，改变中国劳动份额过低的很重要的情景，除了从国内入手还要从国际入手，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来提高我国劳动份额。
第四，完善社保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从我国来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储蓄率虽然在逐年下降，但很多国家相比，还是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这个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储蓄多是好事，可以形成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任何事情超过了一个最优储蓄率就会抑制消费，也会抑制经济发展。
第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冲击。面对技术进步的冲击，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技术进步中处于领先地位，借技术进步东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长期趋势来看，老龄化是一个慢变量，短期很难改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升抚养比将加大，压力将传递到正在工作的群体中。
报告建议，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入手。同时要延长人口红利，可从以下方面入手：弹性退休制度；提高老龄人口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农民工群体和农村人口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等。
编辑：蒋新宇 实习编辑：王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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