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思享】王文：变局加剧，中国“逆风”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会出现剧烈分化，大国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发生转移，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改革前景。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几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

如何准确认识“十四五”期间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中国崛起面临哪些困难？面对加剧演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应警惕哪些潜在风险……本期智库周刊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进行解读。

面对外部逆势，须学会逆境成长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崛起是艰难的？崛起面临的外部“逆势”存在哪些新变量？

王文：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人类近现代化以来任何大国崛起所经历的外部条件都更为复杂、困难和多元。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空前关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白热化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连环套、共振型的方式构成中国崛起的外部“逆势”。

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高度考量生态变量、敢于担当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早期殖民扩张，还是后来的工业转移，西方工业化进程几乎不必为破坏他国生态、污染气候环境而付出额外的发展成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对气候变化空前关注，使得哈佛大学教授沃兹曼所说的 “从地狱来的问题”变为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枷锁，也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新外部变量，这与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世界迥然不同。

2015年，《巴黎协定》缔约方达成全球性共识，要把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实现能源与发展大转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减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这对煤炭耗能比重长期占60%左右、电量需求连年高速上涨的中国来讲，无疑是从未有过之大国崛起的外部约束。

中国的战略雄心与国际责任观在于，不仅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所承诺的中国“2020年目标”，更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但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急剧增加中国发展转型的难度与压力。

第二，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不得不防止被联合压制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本质上都是同质文明内的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对外殖民或侵抢他国时，往往保持着勾连与分赃之态。无论是清末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还是合力瓜分非洲，都是西方“内争外合”本质的典型例证。

中国崛起不可能推行过往西方列强均势平衡的“联盟外交”，更不可能重复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套路。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表现出的空前焦虑与敏感心理，一些区域强国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打着“规则”旗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很容易形成压制中国崛起的共识。

中国对外交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落入被集体围攻的布设陷阱中。加之数字时代万物互联，各类外部金融风险传导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重塑预期，边境领土争端不断，极端势力活跃，以“卡脖子”为目的的科技脱钩与数字压制等因素，当下的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显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

第三，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承诺不侵略他国、愿意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数十年前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永远不争霸，还是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医疗物资、疫苗等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不可能拷贝过往他国靠战争、冲突、殖民的崛起老路，也不能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贸易、经济体系剥削他国的邪路。中国外交主张和平、合作、共赢，是基于大国兴衰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源于数十年来自身开放发展的有效经验。但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题发挥，试图给中国套上过高的道德紧箍，种种子虚乌有的“帽子”常扣在中国身上。中国稍加反驳，又被西方媒体戴上“战狼外交”的新帽。

记者：西方制造的这些子虚乌有的“帽子”对中国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面对外部舆论压力，中国对外交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文：西方制造的种种舆论压力，使中国在对外发展中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道德要求与规则标准。中国要对外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还被增设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视野之争。

所谓“楷模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所谓“合作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消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

所谓“红利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所谓“视野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外交往不得不比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做得更讲规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赢、更有示范。类似“逆风逆水”的未来局势预判，折射了中国崛起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顾虑因素显然更多，潜藏风险更加不确定。但诚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为在走上坡，中国面对“逆风逆水”，必须学会“逆境成长”。

逆境成长，须警惕七大风险

记者：中国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回顾大国史那些曾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往往也是与矛盾、风险、利益纠葛最多的策源国，变局加剧，中国的“逆风”崛起存在什么掣肘因素？应警惕哪些潜在风险？

王文：中国正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中心区往往也是风暴眼。疫情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实力赶超美国，在相继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家、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后，中国极可能在未来5-8年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前所未有的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

第一，美国压制加剧。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拜登执政后，短期形势有所缓和，但拜登明确以“战略耐心”为说辞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者，将特朗普对华遗产视为新一轮对华博弈的筹码。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消极看法，两党对华遏制策略空前一致，拜登政府内少壮派官员对华“鹰派”架势明显，科技压制、贸易脱钩、人权挑衅、主权干预仍将是美国对华惯用手段，中美紧张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常态。

第二，军事安全困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边海抵近侦察与军事骚扰之势未减，限制中国军力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企图不变。“台独”势力高涨，边境争端频繁，中国在台海、南海、边疆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概率加大，加之数字时代军事科技更新迭代节奏加快，一些境外极端势力也盯上中国，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多方因素造成的“诱战”“耗战”“混战”的安全困境。

第三，大国责任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对异质文明存在偏见与傲慢。近年来他们常借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人权标准、债权陷阱等议题，炒作中国“大国责任”，尤其是拿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纰漏与瑕疵借题发挥，以双重标准，试图强化西方话语霸权，掌控“中国是否负责”的评判权。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扭曲中国战略意图，转移国际舆论注意力，推卸本国应有责任，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迟滞中国崛起速度。

第四，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智能科技创新突破陷入瓶颈，发达经济体老龄化趋势明显，国际需求将长期低迷，贸易与投资欲望不足，全球增长动能乏力，年均增长率不断下降。在未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拥有外部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红利，相反，还不得不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与科技研发投入的全球引擎。不仅须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还须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中国红利。

第五，跨国投资风险。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范围与深度均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底，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境外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其中60%以上都集中在租赁商务、建筑制造、采矿能源、交通基建、批发零售业等“重资产”，这些行业存量大、周期长、套现难、风险系数高，很容易成为当地极端势力、仇华势力、不法势力的冲击目标。

第六，海外公民威胁。近年来，半年以上的海外学习、务工、就业的中国国籍人口据估计已超过500万。中国年均境外旅游人数已超过1.5亿人次，且深度游、偏远地区游的人数在增加。国家崛起与文化习惯所致，全世界对中国人的财富印象往往是“有钱，且爱带现金”，这导致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偷窃、抢劫、绑架、恐袭的事件层出不穷。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电话12308现在日均人工接进海外中国公民各类求助电话1100通，可以预见，未来海外人身安全的保护仍将是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

第七，外部风险倒灌。近年来，各类新型传染病毒全球蔓延，跨国犯罪异常猖獗，资本市场波动频繁，汇率战、货币战变相打响，数字赤字在各个行业与领域风险凸显，增长与分配、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社会矛盾在多国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在中国周边徘徊，外部风险只要一瞄到时机，便有可能与中国国内矛盾产生共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居安思危，加快国内持续发展

记者：如何理解中央决策层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战略判断？它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们又应如何正确认识？

王文：中央决策层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战略判断，决不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与惧怕，更不是对长久以来的发展积累、当前经济社会繁荣的否定与懊恼。相反，是评估现实境况与未来走势的客观冷静与实事求是，更是对外部风险与潜藏危机的坦然与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从历史经验看，国人应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国崛起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要经历惊涛骇浪式的波折。以美国崛起为例，19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诸如金融风暴、经济萧条、总统暗杀、种族冲突、社会分裂、世界大战、恐怖袭击等多重内外部挑战，这些困难有的必须尽全力规避，但有一些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得不迎面克服。

从现实逻辑看，国人须客观认识到，40多年尤其是十八大前经济高速发展所借助的外部红利正在变少。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外部环境时常出现干扰中国发展的障碍，但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产生的外部需求红利，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产生的投资红利，西方领衔信息革命产生的科研成本红利等几个因素看，40多年来中国外部环境整体上还算“顺风顺水”。这些“顺势”仍在部分延续，但形成发展牵引力的比重在下降，甚至产生逆转，也是不争事实。

从未来局势看，国人要做好心理准备，国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战，克服外部环境的关键是内部的不断发展。大国命运是一条单行线，从英国、苏联、日本等盛极而衰的下行教训看，中国只能逆风而上。更重要的是，外部“逆风逆水”本身就是倒逼内部改革与转型的压力。只有居安思危，精准剖析，外部“逆风逆水”才可能成为内部改革“借势而为”、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坚守底线思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记者：面对“逆风”崛起，普通民众该怎么做？我们该以怎样的视角与心态来面对崛起中的问题与挑战？

王文：古人曾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经历建党100年、新中国72年、改革开放43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理性与成熟度去看待世界，更应该有能力去看待中国自身的优点与缺点。

应该有国民自信，也要有危机意识。过去一年，抗疫的有效更加让咱们确信“共产党能，中国人行，中国很棒”的道理，但环顾国外与自身，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与陷阱并存的时代”。以抗疫为例，每百万人的感染与死亡率，美国比中国严重100多倍。这背后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中国人的巨大付出。理论上讲中国应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尊重，但事实却是一些美国人在责怪中国，说中国是传染源，甚至觉得美国的立国之本都受到中国的摧毁。

对此，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中美博弈未来可能会更加激烈。中国要有信心稳住中美关系，同时也需夯实、加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人出国留学、对外投资、国际贸易、跨国合作，也要考虑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比如东南亚、俄罗斯、中东等。

对外部挑衅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还是以美国为例，敢于和美国斗争，不代表全面反美。与美国博弈，一是全面反美的伊朗方式；二是全面依附的日本方式。中国要走第三条道，即缠斗，又合作又斗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斗争的时候斗争。与美国合作越多，总体上肯定是利大于弊，但合作不是跪出来的，有时候是斗争出来的。

对其他挑衅，比如边界摩擦、极端势力、分裂势力、不法势力，需要我们敢于斗争，善用各种手段。既要善于斗争，更要善于交朋友。多交一个国际朋友，就会少去一个国际敌人。在未来，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为全球统一战线建设尽绵薄之力。

树立良好消费心态，也要甘于艰苦奋斗。后疫情时代，中国复苏比世界多数国家都快，从经济学原理上看，中国储蓄仍是偏高的，消费、投资结构严重失衡，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本身就是国家发展水平的重点折射。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重点就是提升国内服务质量。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以消费者心态，将心比心地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务、交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潜力还会继续爆发。

消费享受不等于不艰苦奋斗。好的旅游景点、优质的服务、高档的产品、精密的技术、严谨的管理等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外部的博弈，往往会投射到每一位国民身上，比的是谁更努力、更创新、通过日常生活点滴更能推动国家的发展。

应继续改革创新，继续勇敢开放。美国人口只有中国1/4，人均GDP是中国人的6倍。造成这个结果的除了科技创新、历史积累、国际规则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不如美国人。这就需要我们从效果出发，强化各领域改革，释放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继续解放生产力的每个环节、继续创新技术与管理水平等。

同时，要勇敢开放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建设中国，还要推动中国人、信息、资金更多地走出去，去配置全球资源。在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已经有120多家，总量超过美国，但是这些企业的利润约80%都在中国国境线内产生，仅20%来源于国外。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走得更远，投入国际建设、改革国际规则，中国企业会更强大，中国国力会更强盛，这些都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

总之，未来五年的中国崛起，肯定将伴随着动荡与变革。准确认识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才能学会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正确认识大势。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深入研判调查、科学决策，主动求变应变，把问题想得更广一些、风险想得更严重一些、防范想得更周全一些，积极作为下先手棋，定能为国家崛起打好主动仗，开创更新、更好的民族复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