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日关系向新次元升华

——实现高质量经济社会、践行新全球主义——

文 | 福川伸次 日本东洋大学总长、原日本通商产业事务次官

编者按：福川伸次先生作为日本官员的翘首，产业界、学界的领袖人物，半个世纪以来为推进中日两国产学官各界的交流不遗余力。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迎来50周年之际，特撰文探讨中日关系如何向新次元升华，既是回顾，又是期待更是鞭策。

1． 期待中日关系向新次元升华

2022年9月，中日将迎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过去的50年，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政治与经济都已经在全球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日两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阶段向次元次升华。

1979年12月，我有幸以首相秘书官的身份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已经过世，中国在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下，迈出了新的步伐。

12月7日，大平首相在全国政协礼堂发表重要讲演，回顾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景：“当时我们胸中充满期待，同时也深感不安。但是这种不安被周恩来总理的‘求大同，存小异’所表现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度所打消，这才成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业”。大平先生当时作为外务大臣辅佐田中角荣首相，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做了周密的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大平先生后来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动向非常关心。

响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的产业活动，大平首相在访华期间明确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方针。

此后，中国借鉴日本等国外经济改革的经验，稳步推进结构改革。1990年代后，更是步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10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的GDP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3倍。此间，中国推动经济改革和技术开发，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尖端技术领域拥有了接近美国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也引发了发达国家的戒备。

大平首相用对未来的警示结束了先前的讲演：“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心与心之间形成的信赖关系，然而了解对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拥有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交流，但也正因如此，两国人民容易产生能够很容易理解对方的错觉。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我认为在思考方式、人生观，以及对事物的处理方式上，日本人与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国家体制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大相径庭的日中两国之间更应该有这种自觉去努力理解对方……，如果仅仅凭借一时的氛围与情绪上的亲近感，乃至经济利益上的打算来构建中日关系，那一切都会像沙地上的楼阁般根基不稳”。

大平演说的这部分内容当时并没在两国间引起太大关注，他是真诚地希望中日间的长期信赖关系能够得到发展，期待下一代的政治家、企业家、研究者们能够为之尽力。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可望与美国比肩，在国际政治运作中也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中国也将为世界贡献更多智慧。

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提出重建以自由经济和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同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日本今天也正在探索如何跨越“平成的停滞”， 开启新次元的“令和革新”之路。

看到这些变化，我认为正如已故大平正芳首相所期待的那样，中日关系必须努力向新的次元升华。

2．构建以AI（人工智能）为先导的高质量经济

（1）追求“高质量经济”

中日两国在21世纪首先需要努力的课题是如何实现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轴的“高质量经济”。在世界经济为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环境恶化而所苦之际，人类能够选择的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降低对资源的依赖和对地球环境的负荷，提高创造性和附加价值，实现“高质量经济”。幸运的是，人类已经获得了通过利用AI主导的信息革命，实现高质量新经济（New Economy）的手段。

19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日本曾经拥有世界一流的产业实力和技术水准，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破灭，产业陷入停滞，现在仍然致力于恢复之中。对于信息通讯技术先行的美国，中国一直紧追其后，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尖端技术领域甚至已经可以与美国媲美。美国也因此对中国开始有所戒备。

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威胁，给社会经济造成混乱，但同时也加速了DX（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进程，成为构建新经济生态的一大契机。

在实现高质量经济的进程中，中日两国有许多领域可以开展合作。

（2）积极开展创新

21世纪是以AI等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发展时代。而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世界正迎来石油时代。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将1910年代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将资源、劳动力等生产手段以崭新的方法进行结合”。对此，我想将今天信息革命时代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利用IT技术，整合和活用信息，创造新的知识价值”。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AI等信息技术超越人类肉体的极限，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克服复杂性的界限，提升附加价值。通过网络空间与物质空间的融合，确保准确性，提高效率性，充实时间价值，将经济活动从物质生产主义向价值利用主义进化。

AI的活用可以使工厂、店铺实现无人化，使先进的远程治疗变成现实，更使手机结算、无现金化、虚拟货币等成为日常。通过提高信息传播的准确度、快速性、效率性以及选择的最佳性，可以不断提升和创造价值。

创新发展的领域以高端信息技术为核心，更涉及生物化学、新材料、宇宙、海洋、先进医疗、新能源、电动汽车、蓄电装置、无人机、氢能利用等许多领域。

创新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正在追赶领先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色列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也不甘其后。日本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停滞，创新能力有所下降。但日本最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为了加快创新，主要各国不断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支持，加大在培养知识人才、完善新竞争环境等领域的政策力度。就完善市场环境而言，创新性、公平性、效率性和竞争性都至关重要。

近年，城市的知识经济集聚对创新而言显得越来越显得重要，美国的硅谷、中国的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南山区都是很好的案例。因此，周牧之教授主持开发的“中国城市发展综合指标”对城市与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有效率地利用好全球市场

要有效率地利用好全球市场，就需要尽可能在自由、合理、公平、安全的规则下运营全球市场。为此，中日两国需要与美国、欧盟等合作达成共识，致力于恢复和强化世界贸易组织（WTO）应有的功能。

作为过渡，中日需要合理推进和利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两国有必要努力促使人口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占到全球三成的RCEP更进一步扩大成员国。关于TPP，中国、英国都已经申请加盟，这无疑有助于完善全球贸易体制。另外，美国与英国也正在协商签署新大西洋宪章。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仅使技术垄断等对全球的竞争条件能够产生巨大影响，还可能导致企业据点出现集中化的危险。对此，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中日两国为制定这些规则，应该交流各自的经验，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做出先行。

（4）改革企业经营模式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也以数字办公等形式正在革新工作方式。新冠疫情更是将企业经营DX化（数字化转型）猛推了一把，很多企业开始从根本上变革经营模式。例如，企业利益结构已经从追求规模经济向追求信息、连接、时间的价值进行转变，实现复杂系统的整体优化已经成为可能。AI为企业追求收益价值、顾客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提供了手段。

对企业经营而言，如何实现人类安全保障这一新的制约因素今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保护知识产权、消除信息垄断弊端等市场管理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因此，市场框架必须不断合理化和优化。为应对这些变化，中日两国需要凝聚智慧持续地完善市场条件。

3．构建政治安全保障体系

（1） 国际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是政治的宿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倡“美国第一主义”，保护国内产业，从短期来看是政治的必然，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在动摇国际政治体制，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从18世纪到19世纪，君主制在欧洲瓦解，市民社会形成，但主要国家的政治却倾向扩张主义、强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结果导致主要各国之间激烈争斗，在20世纪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之后，主要各国创建联合国，提倡国际合作主义。然而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美苏进入冷战，东西对立的时代一直延续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后，世界政治真正步入全球化时代。

（2）国际社会的多极化

国际社会格局的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机会，使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结果造成主要国家主导能力下降。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结构下，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机构难以形成共识，世界秩序发生动摇。

在这种形势下，特朗普总统其间美国采取了优先本国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增强，不仅在贸易上与美国发生了激烈摩擦，而且在经济、政治、技术、军事等方面也使美国认为对其霸权构成威胁。

在这种变化的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活动需要按照全球统一规则进行运营，像过去那样特定国家凭借政治力量支配国际市场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困难。再加上出现了全球变暖这种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应对的大课题，国际政治已经不能再只是国内政治的延伸。

最近，围绕亚太地区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一方面以日美为中心，正在推进印太合作和QUAD（四方安全对话：Quad－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合作体制，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如何看待这些动向，各方需要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3）全球主义的意义

国际社会必须尊重人权，保证自由贸易、尊重主权、确保法治，此外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各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在制定国际社会规则时，如何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中日两国一方面需要加深对以连带、信赖、自由、创造为理念的世界格局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类作为人的价值与能力能够得以施展的国际环境究竟应该是怎样？如何形成引领全球“新经济”的机制等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需要更进一步推进与美国、欧盟等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对话。

4． 完善人类安全保障体系

（1）保障人类安全的必要性

期待中日两国能够共同引领世界，完善人类安全保障体制。这在“中国城市发展综合指标”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领域。

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人类安全保障政策”，提出了应对健康、医疗、教育、反恐、自然灾害等的建议。此后，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内容，并于2015年9月通过了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的，No Poverty（消除贫困）、Zero Hunger（消除饥饿）、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Climate Actions（气候行动）等17个目标、169个行动计划。SDGs是全球企业应该认真践行的内容，中日两国企业也有必要开展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2）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人类安全保障的一大考验。中日两国应该与主要国家合作，率先制定应对机制。遗憾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确定传染源、制定治疗方法、普及疫苗等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感染国家在封城与恢复经济的选择中备受煎熬。

2021年，英国、以色列、美国、中国等已经将疫苗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对策进行普及。疫苗的提供和有效性的确认，不应该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对象，而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供应。希望中日两国一方面努力使这种意识能够扎根于世界，另一方面在防止破坏自然，完善Human－Animal Relations（人与动物）关系上做出贡献，防止新的疫情出现。

（3）全球变暖对策

全球变暖现象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美国、中国、欧洲等地近年都遭受强烈的热浪与暴雨的袭击，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何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向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转型已经成为人类直面的重大课题。

在菅直人首相时期，日本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也承诺在2060实现同样的目标。地球环境问题也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一个重点评价领域，相信精细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拜登政府已经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世界正在开启“大重构”体制。以技术开发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是改革的关键，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和能源供应的网络化，电动汽车的研发和普及，蓄电设备的开发，二氧化碳的固化，乃至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构建都是紧迫的课题。

欧盟正在考虑导入碳税，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甚至建议全球采用通用的碳税。希望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合作下，通过由日中经济协会举办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中日两国对提升能源效率、环境保护技术的交流等问题开展了持续的合作。两国今后还应该在技术开发上开展更广泛合作，并努力在全球普及这些技术成果。

（4）少子化、老龄化对策

如何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日本已经进入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医疗等社会保障，以及确保相应的财政等都是严峻的课题。

中国最近虽然改变了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会进入人口减少的阶段，面临与日本同样的问题。两国有必要相互交流经验，在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进行合作。

5． 用文化强化国际社会的纽带

（1）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1996年发表了名为《文明的冲突》的著作。书中，将世界划分成8个文明圈，并预言了21世纪伊斯兰文明内部的纷争、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对立。确实，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因支持以色列，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产生了严重对立。从2018年开始，中美两国贸易纠纷也不断激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货币等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2）文化的力量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文明的进步令人瞠目，文化的演进也绵延不断。希腊、罗马时代绚烂的文化发展，最终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开花结果。早在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就与印度、伊斯兰等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相互竞争和融合。日本通过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吸收了这种文化融合的精髓，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化之中。此后日本又引进欧美的技术和文化，奠定了今天的社会发展基础。日本历来对异文化态度宽容，历史上一直积极地吸收异文化。

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高层次价值，是精神文明的极致。“美”是人类共同的憧憬，由于强调在与自然的共生中去发现美，日本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凭借“匠技”打造的优秀艺术品，追求自然与人工和谐美的日本庭园，重视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如今都受到世界的高度评价。中国更是在文学、书画、陶瓷、佛像等广泛的领域，为世界提供了优秀的文化作品。中国的美食今天遍布全球。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集信息通信技术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也在不断诞生。2001年，美国记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指出：“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虽陷停滞，但是GNC（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ross National Cool）却有过人之处”。例如动漫、漫画、美食、时尚、以及文化相关电子设备等，信息技术正在为产业和文化、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发展提供新天地。

近年，中国的新旧文化都在积极引进信息技术，中国在振兴文化、扩大文化市场、培养艺术家上的努力卓有成效。

（3）文化带来的世界融合

我以为虽然存在“文明的冲突”，但并不存在“文化的冲突”。文化是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综合，是国际融合的象征。特别是以AI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步，提升了商品和服务本身的文化性，使表现方法的艺术化、文化传播的高度化、以及文化与效率的并存得以实现。

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在通过文化交流扩大文化市场的同时，要注重开发对文化性的评价方法，例如研究如何计量感性价值，并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研究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在这一领域，也期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能够做出贡献。

我认为，中日两国在产业与文化、技术与艺术融合上的合作，能够提高人类的价值意识，引导对彼此文化的相互理解，进而对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融合做出巨大贡献。

6． 实现高质量经济社会、践行新全球主义

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动态，我更进一步坚信中日两国的合作对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进化所能做出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两千多年来，除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外，中日两国人民一直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保持密切的交流。我衷心希望两国人民能够面向未来百年、两百年乃至千年，结成牢固的“信赖纽带”，并通过这种交流加深对人类智慧的认识，提升人类价值。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日两国一定会为地球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