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楼春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预测，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4.9%和15.4%，可以说是占据“半壁江山”。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两国要想发挥好全球经济增长顶梁柱的作用，除了专注各自发展还需恢复和加强双边合作。但客观上讲，受边界争端、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中印关系的发展面临诸多障碍。比如，印度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将经贸合作政治化、工具化，一些印度战略界人士对美国的诱拉“不够淡定”等等。为了既成就彼此又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印亟需增信释疑、合作共赢。

双边层面看，应以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特征，很大程度上也契合印度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要追求的目标。比如，联合国预计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但与美西方对印度“人口红利论”的高调炒作相比，印度国内对该问题相对冷静，对庞大人口规模在资源供给、就业机会、素质提高、发展失衡、产业转型等方面的压力有着清醒认识。显然，印度的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再如，印度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为了环境的生活方式”（LiFE）倡议，实际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因此，中国和印度应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积极落实两国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尽快恢复或启动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及其他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机制，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深化产业对接，探索推动贸易平衡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举措。

地区层面看，应以“中印邻”合作构筑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周边”。中国和印度互为人口规模最大的邻国，两国发展都需要和平、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而这一周边环境不仅仅是中印双边，还包括南亚和东南亚这一“共同周边”。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经贸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中国被视为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东亚国家，而印度则被视为南亚地区国家。随着两国海外利益和影响力的拓展，中国提出“大周边”概念，印度也进行了“直接周边”和“扩展周边”的区分。尽管如此，中印并未完全形成“共同周边”的共识，特别是印度仍对中国在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利益和力量心存警惕，这不利于中国和印度在周边地区的合作。

当前，中印有责任更有必要促进“共同周边”的和平稳定繁荣。比如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冲击，东南亚、南亚多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遭遇较大困难，对周边地区的负面外溢影响不容低估。再如，中印都有各自的地区互联互通计划，也曾达成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的共识。但近年来在美国“印太战略”阻击、印度对“一带一路”态度消极等因素影响下，中印在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进展缓慢。其结果是，南亚仍是全球互联互通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与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也有待提高，这显然不利于释放地区发展潜力。

因此，中国和印度不能简单、狭隘地定义彼此的区位属性，而应树立并强化“共同周边”的意识，通过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探索区域自贸协定、联合参与发展项目等，稳步推进“中印邻”合作。

全球层面看，以发展中国家利益引领塑造全球治理议程。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印度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两国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机制变革、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有诸多共识与合作。但近年来，两国在全球治理的重点、路径、节奏等方面的分歧逐渐扩大，印度越来越多地从竞争而非合作视角看待与中国的多边合作，类似“中国阻止印度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论调在印度颇有市场。

但实际上，中国和印度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比如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印度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两者具体内涵虽有差异，但都坚持多边主义、都反对单边主义、都坚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再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结构转型的任务，都需要稳健审慎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因此，中国和印度应该以合作而非竞争的视角看待彼此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印度一些人士“瑜亮情节”“一较高下”的心态要不得。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曾携手推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今天，中国和印度理应再次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年印度是上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双主席国”，有望为双边关系尽快走上稳健发展轨道提供契机。期待中印能克服眼前的困难挑战，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