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项昊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对华经贸关系尤其是相关重要数据的变化最近在韩国国内引发广泛关注。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2023年中国自韩国进口额为1625亿美元，较前一年骤减18.8%，这也导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180亿美元的逆差，系中韩建交31年来首次。长期以来，中国都是韩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2018年韩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有80%来自中国。之所以短期内会出现如此急剧变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中韩贸易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加速，韩国电子、机械和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中国竞争力下降，一些中间工业品和终端工业品被挤出中国市场，反而在电动汽车产业上对中国的电池原料和中间品形成进口依赖。韩国对华出口中间品、在华加工后销往全世界的国际分工模式愈发难以为继，石化、钢铁等对华出口主力产品出现萎缩。一升一降之间，韩国对华进出口态势出现快速逆转。

其次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在美国推动产业回流和对华科技打压政策下，韩国两大支柱产业芯片和汽车产业身处中美两大市场的夹缝中，面临艰难选择。尤其是作为韩国出口大户的存储芯片产业，受到产业周期和外需减弱影响，对华出口连续14个月下降，成为产生对华贸易赤字的直接原因。

韩国作为外向型发达经济体，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而也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其进出口数据是观察全球经济冷暖的“风向标”。去年底以来韩国半导体出口止跌回升，今年1月韩国出口迎来开门红，市场人士据此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正趋于改善。但这种短期变化一时难以扭转中韩贸易结构变化的长期逻辑，也就是在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地缘经济”正在重塑全球经贸关系版图。

所谓的“地缘经济”，并不单纯指地理层面的区域经济关系，而可理解为地缘政治在经贸层面的投射，也就是要立足国际政治现实来诠释全球经济现状，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首先，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空前上升。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牵动全球能源格局，红海危机搅乱全球贸易秩序，地缘风险已成为各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时的优先考量因素。其次，在美国推动大国竞争和集团对抗的背景下，经贸议题日益呈现政治化、安全化甚至武器化，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使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友岸外包”，还是基于韧性供应链逻辑的“近岸外包”，都在深刻改变产业逻辑，引发全球产供链的深度调整。再次，在美国拉拢盟伴以“小院高墙”推动对华“去风险化”的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无论是出于主动维护对华产业技术优势的需要，还是被动应对美国软硬兼施的诱拉，都面临重新调整对华经贸关系定位的艰难选择。

2023年以来，这种地缘经济变局已经反映在了中国对外贸易数据上。尽管中国仍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但进出口已经受到与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贸易下滑的拖累。与此同时，中国同俄罗斯、巴西、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则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尤其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贸易表现亮眼。

对中国而言，贸易对象“东升西降”标志着中国产业水平的提升，贸易伙伴和品类更加多元、贸易结构更趋均衡，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尤其是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为突出代表，中国成为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造船完工量及订单量全球领先，自主品牌出口增长显著，都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

尽管中韩两国不在现今地缘冲突的“风暴眼”上，但当最大货物贸易国遇上冷暖先知的“金丝雀”,中韩贸易结构性变化中透露出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地缘经济大变局具有指标性意义。2023年韩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依然是韩国最大经贸伙伴，中韩双边贸易在韩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22.59%。单从这些数据看，是无法体察到前文所述的结构性变化的，但事实是中韩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地缘经济风险所侵蚀。韩国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严酷的竞争，对外则面临来自美国的“去中国化”压力，对华经贸关系正在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而韩国的剧本，未来也可能会在日本和欧洲国家上演。

对于韩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与其忙于寻找对华替代选择，不如主动拥抱中国的发展机遇，毕竟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无可替代的。2023年，中国进口超过5万亿元大宗商品、近3万亿元电子元件和近2万亿元的消费品，这对各国企业都意味着巨大商机。在去年11月的第六届进博会上，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参展企业均超过200家，数量高居各国前列。正如韩国国际贸易专家所指出的，“韩国出口业界需要瞄准中国内需市场，推出更有竞争力的商品。”地缘政治可以改变经贸合作的风险偏好，但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格局。地缘经济时代，下先手棋的主动出击远比“去风险化”的被动防守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