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崔建军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分配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经过40多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同时也应看到，在分配领域，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全社会基尼系数仍然较高，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是一个新的挑战。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是三个领域不同的分配制度。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有机联系，又有显著不同，关键是取得相得益彰的效率，达到公平的均衡点。

初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主要体现效率原则。初次分配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分配。初次分配要让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取得合理利润，提高要素投入者的经营积极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劳动者的劳动热情，鼓励多劳多得、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再分配的主体是政府，主要体现公平原则。再分配的方式有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等，政府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也能促进再分配的公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改善，可以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在再分配领域，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规定来促进收入公平。对于符合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的高收入，正确的再分配是调节；对于依靠非法手段取得的初次分配的高收入，正确的再分配是规范，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需要强调说明，在再分配中，财政政策毫无疑问是主角，同时应该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利用金融手段，建立健全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制度体系，促进社会公平。金融资源是先导性、战略性资源，是货币选票。货币选票投向哪里，金融资源流向哪里，哪里就能得到发展。因而，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调节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次分配的主体主要是社会团体，包括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公益性基金会、居民个人等，主要体现共同富裕原则。在解决温饱问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居民个人和企业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三次分配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社会对于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的贡献存有内在需求，很多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也有为社会作更多贡献的意愿。对于三次分配的供给主体，各级政府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给予尊重、支持和鼓励，以便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要特别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低收入和高收入人数少、中间收入者多的“橄榄型社会”。“橄榄型社会”有益于社会稳定，同时能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与“橄榄型社会”相对立的“哑铃型社会”则会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妨碍经济社会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建立健全“市场—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包含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促进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制度体系，才能实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富裕，才能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强调建立健全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制度体系，同时不能忘记做大蛋糕。只有蛋糕做大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才有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