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文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9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1.1%，迈入中度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其中乡村率先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

理论上，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医疗条件优越、死亡率水平低和生育率水平低的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程度本应快而高，但我国的现实恰恰相反，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高，形成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城镇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这是我国老龄社会问题的一个特殊性，我们应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带来的挑战。

第一，“乡村先老”，人口老龄化起步乡村比城镇更早。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乡村和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为10.9%和9.7%，相差1.2个百分点，“乡村先老”格局已然形成。2020年乡城老龄化程度分别增至23.8%和15.8%，差距扩大到8.0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化“三化”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我国“乡村先老”的人口发展格局。

第二，“乡村快老”，人口老龄化进程乡村比城镇更快。据估算，相较于城镇人口，乡村人口达到10%、20%和30%老龄化社会、中度老龄社会、重度老龄社会的三个节点的时间均早10年左右。乡村人口老龄化深化速度较城镇更快，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和人口城镇化发展是重要推力。老年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其速度滞后于总人口，是各年龄段人口中城镇化进程较慢的群体。总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高于老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是“乡村快老”的一大原因。

第三，“乡村更老”，人口老龄化水平乡村比城镇更高。平均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和乡村劳动力的“一增一减一出”，共同推动乡村深度老龄化进程。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将持续驱动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力的由乡入城，越来越多乡村居民转身为扎根城市的“城一代”或“城二代”。与此同时，乡村青壮年人口加速流失，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乡村更老”现象很可能持续固化。

第四，“乡村高老”，人口高龄化乡村比城镇更重。人口高龄化是指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乡村高龄老人是乡土家园的守护者、乡村生活的坚守者、农业生产的坚持者、根脉文化的守望者，故土难离，在原居住地生活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乡土情结和叶落归根传统文化、乡村小院情结、乡村生活成本低、邻里乡亲熟人关系、不愿拖累子女等观念和行为，促使更多农村老人留守故土或者由城镇返乡养老。

适应乡村人口的这些变化趋势，科学辨析老龄化城乡倒置，在现阶段应该重点应对的短期老龄问题，以及长期（无论城乡倒置与否）面对的老龄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应对措施，寻求适合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乡村人力基础。人才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首先，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创新面向乡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体系，鼓励职业技术院校、高校及职业培训机构共同搭建校企合作培育乡村人才平台。其次，充分调动和盘活乡村剩余劳动力，政策支持在乡村地区开办职业技术培训、老年夜校等，辅之开设网络课程、专业讲座，实地技能培训等。再次，在乡村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资源开发，提高各类教育及培训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加强广大乡村居民的数字技能培养，充分利用乡村电商企业等平台组织乡村居民进行数字技能培训。最后，鼓励吸引人才回流和反哺。健全人才引进、管理、评价和奖励机制，制定保障各类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提高乡村工作弹性和职业吸引力，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实现乡村企业的技术入股。

优化人口布局，促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促进人口合理配置，盘活配置型人口机会。促进城乡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破除城乡劳动力就业择业制度壁垒，畅通就业渠道，促进城乡人力资本在各行业、不同职业间的合理配置，突破就业“非城即乡”二元悖论，消解地理空间和政策制度对科教人才跨域通勤的限制。

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充分释放长寿红利。乡村老年人不是边缘人群，而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成果分享者。正确认识低龄老年人在老年人中的主体地位，充分释放乡村老年人口长寿红利，促进乡村经济实力提升。同时，重点关注乡村中高龄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推进区县、镇街、村社、家庭“四级”服务相融合的养老支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康养”，重点解决养老特困老人在上门医疗、老年送餐、健康救助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优化乡村住房建设；建立老年护理补贴制度，稳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加快建设面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老年养护院；逐步扩大大额门诊、特殊病种报销范围，积极引导就近就便就医，加快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为老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和推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