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艳东 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日，一些网络博主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复活”已故明星引发广泛关注。不仅李玟、张国荣、乔任梁等明星被“数字还原”的视频疯传，还有人借机推广收费定制服务。目前，AI复活还只是用图像和音频技术合成，类似于视频数字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如电影中可以互动、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智能数字人的未来也在变成现实。

从前景来讲，AI复活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可以让丧亲的家属寄托哀思，可以让粉丝感受偶像的陪伴，可以让英雄鼓励年轻人前行。但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一旦滥用，轻则侵权，重则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确保AI复活不侵害个人权益、不侵犯公共利益应是相关立法的底线。

第一，AI复活可能侵犯死者家属的权益。一方面，虽然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不享有民法意义上的肖像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肖像可以被他人随意使用。《民法典》第994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死者的肖像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AI复活使用的是深度合成技术，《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4条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得其单独同意。”因此，该服务使用者需取得被编辑人的单独同意，在被编辑人是死者时，应取得其近亲属的同意。虽然一些博主AI复活明星是为了获得流量和关注，并未直接收费，但考虑到互联网的特殊性，流量即价值，博主可通过流量获得广告等收益，所以“赚流量”也属于商业使用。

第二，除了侵犯死者亲属的权益之外，AI复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一方面，AI复活可能导致社会、法律关系的混乱。工业时代的法律是以自然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而数字人的出现，尤其未来的智能数字人，将让法律面临“自然人+数字人”的双主体困惑。例如，自然人的遗嘱是把房产留给大儿子，而数字人与小儿子的感情密切，想把房产留给小儿子，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一大问题。此外，数字人创作的作品权益由谁享有？在近亲属死亡后，如何解决数字人的权益问题？这些目前都是法律空白。另一方面，AI复活可能引发违法犯罪，损害公共利益。某种程度上，AI复活是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而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者同样可能利用AI复活对尚不知情的公众进行诈骗。同时，智能数字人若在网络空间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如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恐怖主义、传授犯罪方法，在管理者已经死亡时，如何对数字人进行追责？此外，如果AI复活了秦桧、希特勒等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大众的情感可能也是一种伤害。

第三，对于AI复活，法律应采用“不管私用、严管公用”的思路。从人情角度考虑，法律上不对私人领域的AI复活加以干涉，即便近亲属为了缅怀亲人而AI复活死者，只要限制在个人用途，不进入公共网络空间，法律就无须干涉。而在公共网络空间，法律就必须严格防止AI复活的潜在风险。具体而言，一是应根据复活对象设置不同的审查标准，例如，对于AI复活英雄、烈士，应当采用事前特别审批制，严格管控使用用途、开发者的主体资质。而对于复活明星，则可以采用事后追责的模式，根据危害后果对相关主体进行追责。二是应建立强制标注制度。为了防止AI复活以假乱真，对于AI生成物，法律应强制要求开发者增加显著的数字水印，做到可以快速识别数字人。而使用、管理数字人的平台，必须对数字人形象作出特别标注，让用户清楚知道其属性。三是建立数字人销毁制度。数字人应当有明确的管理者，在开发者死亡且缺乏其他管理人时，应建立一套数字人销毁机制或保存机制，以免数字人成为失控的“数字幽灵”。

总之，AI复活对现有法律体系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鼓励技术发展的同时防范技术风险，是法律的永恒主题。未来立法应当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因其存在风险而一禁了之，也不能无视其潜在的风险。只有采用包容审慎的监管思路，使AI复活技术既能满足个人的情感需要，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才能让技术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