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近段时间，国外一些媒体极力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美国财长、以杰出经济学者著称的专家型官员耶伦访华前后也一再提及“中国产能过剩”，并明确指向电动车、光伏和新能源等新兴领域，认为中国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补贴扭曲了要素和产品价格，造成资源错配，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美国部分媒体和政客的论调，反映了该国国内基于强权政治的霸凌逻辑对基于经验理性的学术逻辑的压制，表现出作为“劣币”的利益政治对作为“良币”的原则政治的驱逐。美国一方面加大对国内清洁能源产业数万亿美元的补贴力度；另一方面软硬兼施要求中国收回产业政策，妄称中国的廉价绿色能源技术的生产和出口不仅给西方带来安全威胁，而且会反噬自身，最终让中国的银行和政府买单。这种“补贴有害，你快放下，让我来”的错乱，反映出美国表面上担忧中国“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对能否“竞赢”中国充满焦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竞赢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目标，而中国在新兴领域优势产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将使这一目标黯淡无光。

从总量来看，当前的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意义的产能过剩。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产能过剩问题的确曾给经济社会造成过严重冲击，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制造过巨大的困难和悲剧。例如，据美国社会纪实名作《光荣与梦想》描述，美国大萧条期间，资本家让人把卖不出去的过剩牛奶倒进下水道。同时，3000名饥肠辘辘的男女试图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外示威，警方开枪驱散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伤，伤者还被警方铐在病床上并被指控暴动罪。真正的产能过剩不是个别行业一定时期的供需失衡，而是各个或主要领域出现市场恶性竞争、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若干问题交织的结果。这显然不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例如，今年3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2月下降0.1个百分点，也低于最近5年月度失业率均值，并且连续12个月保持在均值水平之下。这意味着，中国即便存在部分产能供大于求的行业，其竞争失败、重组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也能够相对容易地有序进入其他生产率和竞争力更高的企业或行业——他们仍然被强韧的经济体系所需要，又何来“过剩”之说？

从新兴领域看，当前的中国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某些领域存在大量出口，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这只是该国在这些领域具备比较优势的表现。通过大量出口优势产品和服务，同时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各国共享了“得自贸易的利益”，这比封闭条件下各自生产全部产品创造了更大规模的总体福利。这也是美国的初级经济学教程的内容，书的内容没有变，但自诩“教师爷”的美国的口径却变了。当然，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这么做，也不可能是其最后一次。此前，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制造业全球崛起的过程中，都被美国以产能过剩或类似理由规训与惩罚过；如果美国的霸凌行径得不到有效抑制，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以后同样可能遭到这种蛮横对待。中国的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势并非补贴造成市场扭曲的结果，而是通过长期研发投入积累了技术优势，同时依托国内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等，形成了综合性竞争优势。在这些优势推动下，中国的相关产品适销对路，顺应全球绿色发展的历史趋势，获得购买者和消费者广泛欢迎，又何来过剩之说？

还有必要澄清，补贴和降价与产能过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补贴是一国禀赋（包括自然禀赋和制度禀赋）中具备能动性的要素，其存在不必然导致市场扭曲。有效的补贴是公共部门战略远见和私人部门投资效率相契合的结果，可以促成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和市场规模良性扩大；而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帮助落后产能避免退出、造成扭曲的补贴则是无效补贴。作为产业界的通行做法，美欧很多国家都有产业补贴，与中国在新兴产业的补贴相比，有的国家补贴项目更多、范围更广、额度更大，其成效还有待观察。降价也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从“大哥大”到功能手机再到智能手机，与越来越便宜的价格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先进完善的功能。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如此，价格下降并未影响企业利润规模和基于利润的科技研发，消费者看到的是产能优化升级而非过剩。实际上，产能的适度富余和价格竞争，有助于激励微观主体改进管理和技术、提升效率。而长期处于供不应求或短缺状态的行业，微观主体往往没有动力更新技术和投资。

放眼世界，如果未来出现产能过剩，其主要矛盾或风险在于需求不足。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缺乏支付能力和缺乏欲望都会限制有效需求。世界经济增长的疲软或“平庸化”将削弱全球特别是落后及脆弱国家的支付能力，使得这些国家进一步陷入螺旋而下的衰退循环。打破这一循环的关键，是通过新兴领域的优质产能扩张及其溢出效应带动收入增长，重建社会支付能力。将产能扩大“妖魔化”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真正要警惕和反对的是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面对别国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带来本国贸易赤字扩大，建设性的做法是优化本国的制度禀赋（包括采取有效补贴或产业政策）和自然禀赋，强化本国优势领域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出口，从而实现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基础上的贸易平衡。美国采取的保护主义做法与此正相反，一方面诬称别国“产能过剩”，通过贸易壁垒限制其他国家出口；另一方面限制本国具备优势的先进技术的出口。这样即使在贸易平衡方面取得进展，也是建立在贸易规模缩小基础上的衰退性贸易平衡。霸凌行径更是造成贸易失衡的元凶之一。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霸凌加剧了世界的动荡，造成资本由其他国家流向美国，使得其他国家货币汇率遭低估或贬值，进而刺激了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反过来又抑制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美国一些政客不从自身检讨原因，反倒一味卸责，归咎于其他国家所谓“产能过剩”，搅动国内民粹力量强化国际对立，破坏全球发展环境，其代价最终要由包括美国普通消费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来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