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兴杰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国际体系的变更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现代国际体系与现代国家之间是相互建构的，而现代国家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国家形态，学术界往往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等术语来指代现代国家。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及兴衰逻辑来看，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现代国家的产生及其演变逻辑与进程。主权国家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教俗分离之后建立起来的君主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的内涵和重心不断下移，从君主到贵族，进而演进到人民主权。而民族国家体现了国家身份和认同，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相融合，国家和国民之间相互碰撞，形成了明确的身份认同边界。概而言之，现代国家至少具备以下特征：是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存在的政治单元，有着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存在对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及这一权威应该获得的臣民最基本的认同。［1］时空、制度、合法性和认同等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成和组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突变、扩散与模仿等复杂过程。现代国家的发生和演变并非共时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伴随着战争与危机，其间往往会出现历史性突变，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的方案和抉择会被接纳，从而实现制度的创新和进化。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被认为是17世纪欧洲出现的新国家形态，英国成为财政—军事国家“先驱”。在“漫长的十八世纪”中，英国作为财政—军事国家赢得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并且在持久的战争消耗中改变了欧洲的“旧制度”，财政—军事国家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模仿和学习的国家结构。与此同时，财政—军事国家所激发的能量通过市场和“战场”溢出欧洲，打破全球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结构，开启了“中心化”国际体系的时代，为19世纪的“全球大转型”奠定了基础。

一

英国学者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一书中提出了“财政—军事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在1688—1783年之间，英国国家权力体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财政—军事国家的逻辑很简单：国家面临着战争的压力，而战争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能够筹集更多金钱的国家就有更强的战争能力，进而赢得胜利。约翰·布鲁尔的“财政—军事国家”理论与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的学说有相似之处，相比之下，查尔斯·蒂利试图通过强制和资本两种因素的组合建立起欧洲国家的类型学体系，［2］而约翰·布鲁尔则聚焦于英国在18世纪之交发生的“突变”，这一突变带来了国家结构的革命，最终使英国成为欧洲霸权国家，财政—军事国家这一具有强大资源汲取和战争能力的国家结构随之成为欧洲国家的“流行”模式，国家兴衰的逻辑也为之一变。

第一，从16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军事革命”。虽然对于“军事革命”发生的时间节点有不同说法，但需要承认的是，军事装备、组织训练、战争烈度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只有具备持久战争能力的国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和壮大。在“军事革命”之后，欧洲的小型、分散的政治单位逐渐减少。欧洲战争的演变表明，所谓拿破仑战争之前的欧洲以“有限战争”为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动辄几十年的战争并不鲜见，而长期的消耗战必然带来沉重的金钱压力，筹集战争经费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金钱的来源无非是君主的王室收入、税收和借贷，“国王依靠自己过活”是中世纪的政治观念，［3］但仅仅依靠王室收入，难以承担不断膨胀的军事开支。战争的成败不仅塑造了国家之间的地位消长，也给国家施加了结构性压力。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战争期间的金钱支出会打破国家正常收支节奏，需积累金钱如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储备”，以应对战时巨大的支出压力。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其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欧洲国家维持常备军所需要的巨额费用，军队对铸铁、造船、士兵制服和给养等方面的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桑巴特断言，“没有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4］在工业革命之前，建造和维持一艘军舰的费用可能要比一个新兴产业的投入还大，“18世纪的英格兰政府把钱花在战争上。每年75％～85％的支出不是用在陆军、海军以及军备物资方面，就是用于偿还之前战争所产生的债务”。［5］战争会破坏正常的经济和贸易活动，从短期来看，米塞斯的分析是正确的：“所谓的战争繁荣的本质，它通过从其他人那里拿走东西使一些人富裕。它不是财富的增长，而是财富和收入的转移。”［6］从长期而言，战争刺激及与战争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对财政体系形成持续的压力。“沉重而频繁的税收，特别是在进行重大战役之时，影响的范围更大，税收重新分配了财富和购买力，以利于国王及其军事行动目标。在一个原本由初级生产主导的经济体中，英格兰卷入了一系列针对苏格兰和法国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从而促进了国家及其征税机制的发展”。［7］

第二，财政—军事国家实现了市场与战场的融合，以及财富机制和暴力机器的制度化，从而大大提升了内部资源汲取、动员和整合能力。国家既是暴力机构，也决定了财富分配机制，除了王室的私产之外，税收是国家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依据获取财富的手段，当时的国家可分为领地国家、贡纳国家、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等不同类型。领地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国王或者王室的田产，在欧洲封建国家，君主也是大领主，在宗教改革时期，君主大量没收教会地产，从而成为最大的领主。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君主不得不出售田产，即便如此，也不得不举借外债。贡纳国家则巡游各地并征收贡品，这种收入主要是实物且不稳定，带有比较明显的劫掠色彩。税收国家意味着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是一大趋势，但是税收国家并不稳定。［8］一是征税是有成本的，在相当长时间里，包税制是税收的主要方式，政府从包税人手里获得一定额度的收入而无需承担税收成本，但包税人可能会横征暴敛，从而导致抗税运动。二是征税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比如公平原则，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公平承担税收；税收要与纳税人的能力相称；税收要有明确用途，如防御外敌与稳定秩序等。三是税收意味着政府需要纳税人共同承担责任，而政府要让渡部分权利，与纳税人进行协商。在中世纪，欧洲建立的议会是协商税收事宜的主要机构。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并非线性，而是反复且曲折，如果政府或者君主有稳定收入，税收国家便可能倒退。例如法国就通过卖官鬻爵获得收入，本质上是将政府权力出售给有钱人，购买官职的人必然会通过公共权力赚钱，从而形成制度性腐败。“政府筹款不仅来自包税和出售垄断权，而且来自卖官鬻爵，售卖荣誉，没收和变卖教堂、贵族的财产。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政府岁入满足不了支出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借贷”。［9］财政国家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突破和革新，将收入、支出和信贷融为一体，实现了金钱的“环流”。尼尔·弗格森提出以税收机构、代议制议会、国债发行和中央银行为财政力量的四角机制，认为其形成了自我维持的财政系统。［10］战争时期的军事支出会出现巨大波动，为了平衡并缓冲财政支出的波动和冲击，政府一方面要扩大税收和税基，开辟税源，同时也要提高征税效率并降低成本，因此需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征税官僚机器。税务官员的收入依靠薪金而非恩赐，专业、高效与非人格化是官僚机器的特征。若税收这种常规或者当期的收入不能满足战争期间突然增加的财政需求，则可以通过举债来提前预支未来的收入。13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和热那亚等都已经建立了公债体系，意大利的金融家和银行家成为欧洲多个王室的“财务总管”。但像西班牙和法国等王室的信用并不好，违约赖债是家常便饭。为了应对违约的风险，金融家们大幅度提高了利率，这也符合高风险获得高收益的原则。而输掉战争或者利率太高，会让拥有暴力机器的政府倾向于违约，如此一来，举债并不是获得收入的可持续手段。如果将以某一项税收收入作为抵押进行借款，债权人的风险会下降，而债务人的利息成本也随之减少。这就需要征税的法定机构提供承诺，代议制议会将税收和国家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政府可以提前“预支”未来的税收，而债权人则获得了收回本息的保证。中央银行是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一项创举，将政府信用和市场交易网络整合起来。1694年英国建立英格兰银行是为了应对“九年战争”的挑战，英格兰银行的股东筹集了120万英镑作为初始资本，实际上是以纸币形式给政府的预付款。作为交换，银行从政府获得了利率为8％的永续年金，政府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来偿还债务，由此形成了金融家权利和政府财税权力相结合的货币发行机制，“通过发行纸币控制货币供给能力是现代银行业务的基石”。［11］从货币的本质来说，它既是记账符号，也是偿还债务的工具，政府以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进行征税，同时以税收作为抵押发行国债，从而建立起基于税收和信贷的财政体系。当然，这一财政体系内嵌于市场网络之中，市场体系的发育增加了财政收入以及偿还国债的能力。与此同时，财政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财政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财政—军事国家构建了新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形态，货币和法律将权力符号化与非人格化。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主权从君主转移到议会，国王征收新税需经议会同意，议会掌握了财政大权。没有议会提供的金钱，国王的战争便难以维持。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国王、政党和议会等机构的权力及其运行规则得以确立。［12］战争和征税等事务需要不断设立行政机构予以配合，领薪官员为其岗位和职责而工作，获得货币化报酬，行政机构从而嵌入财政—军事国家之内。“西欧日益增长的计划军事力量的能力不仅需要更大的军队、新的金融机构和更大的税收系统，而且它还要求达到门阶条件：对精英的法治、组织和国家的永久性以及对军队的统一控制。”［13］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金融革命、财政革命、军事革命和宗教革命等多种革命性变革相继发生，美国就采用了财政—军事国家的建构。代议制议会掌握了“钱袋子”，间接税逐渐取代土地税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的是不断壮大的官僚队伍；而征收财产税等直接税则需要与臣民进行充分协商沟通，有产者成为下议院的主体，因此在征税的问题上更加慎重，尤其是对国王建立常备军保持警惕。此外，公债的债权人也是有产阶层，只有稳定持续的税收才是国债信用的坚实基础。“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公债的信用不是依赖于政府债权人购买影响力的能力，而是通过一些根本上非民主的手段得到加强：限制某些群体进入政治系统中。这包括对投票权以及对代表资格的正式限制”。［14］通过议会、税收和国债等一系列工具，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具有了可持续性和可预期性，国家权力的符号化和非人格化塑造了国家的制度理性和“人格”，基于强制的暴力隐没于幕后，而基于权利的责任体系走上前台，“主权”的公共性得以彰显。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18世纪之交构建其财政—军事国家体系，国王发动战争的财政约束大为强化，但是英国却陷入了长期战争之中，比如“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这些战争不仅是对外战争，也是财政—军事国家的立国战争，涉及英国宗教信仰，如新教国王威廉三世反抗天主教的法国及詹姆斯党人的叛乱等事件。英国的有产者面临着财产和灵魂自由的考验，宁可花钱支持战争，也不愿意牺牲灵魂的自由。虽然英国“光荣革命”被认为是没有流血的革命，但是光荣革命之后的二三十年间，英国战争不断。“光荣革命”可以说是英国财政—军事国家的重要节点，但绝非终点。在长期的战争中，军人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贵族阶层。“贵族的地位是1660—1760年间关键性欧洲军事变革（即军队规模的扩大）的核心。在这些扩充后的军队中，军官群体以贵族为主，这是由于新军队受到王室的青睐，机会之门被打开，于是到部队服役的观念越来越得到认可。军官的社会特权也被带入了军事生活中”。［15］暴力和财富成为财政—军事国家的两个核心支柱，而经由货币和法律等非人格化的权力符号编织出来的国家制度轮廓，赋予了国家以超越王朝血缘纽带的公共理性。“在威廉三世的政府中，辉格党——大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同盟把持着权力。到了1701年之后的安妮女王时期，政府在名义上由托利党人掌控，但像马尔伯勒公爵和西德尼·戈多芬这样最重要的大臣并没有遵从自己党派的路线，而是很乐意与伦敦金融城的辉格党人共事。他们绝不会威胁对于政府无比重要的英格兰银行，尽管后者基本上是一个辉格党的机构”。［16］

第四，财政—军事国家与国际体系是相互建构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财政—军事国家符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假定的“国家”的特征，而其扩散和传播则让国际体系具有了“现代”样貌。从国家与国际体系相互建构的角度来说，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财政—军事国家崛起是现代国际秩序诞生的重要节点，英格兰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建构与欧洲大陆的王朝国家对比鲜明。在18世纪，英国介入了一系列欧洲大陆的战争，这既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手段，也是两种不同国家形态之间的长期博弈。财政—军事国家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同时又基于功能分化和合作实现了制度性融合。产权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土地不再是王朝的私产，而欧洲大陆在18世纪爆发了一系列王位继承战争，领土随着王朝的联姻而变动。产权关系的调整为市场秩序的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越来越具有活力的世界市场。财政—军事国家在内部实现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与整合，英国人的税赋负担要远远高于欧陆国家，［17］但是英国并没有财政破产，借贷的利率也远远低于欧陆国家。“每一单个国家的力量和持续性，依赖于它跟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并且在过去和现在都受到支持其政府的阶层联盟的影响”。［18］财政—军事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和互构大体也是通过战场和市场两个渠道。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了宗教战争，18世纪的欧洲更多地以王朝战争为主。建立起财政—军事国家的英国身陷一个王朝国家的战争环境。18世纪英国多次介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但是并非与15世纪的百年战争一样派陆军到欧洲参与陆战，而是向欧洲大陆的盟国提供财政支持，英国自身则着力发展海军。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英国深入到地中海，七年战争之后，英国成为世界海上霸主。所谓的“欧洲均势”，其实是崛起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通过向欧陆盟国提供财政支持，来遏制任何欧陆大国的霸权野心。如果一个陆权大国在欧陆崛起，势必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岛国构成安全挑战。另外，财政—军事国家的财政资源来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关注商业和生产，资本积累和财富增殖也是财政—军事国家的核心利益。财政—军事国家推动了贸易体系的扩张，国家从贸易中增加财富。而囤积贵金属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富强，“不断扩大的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9］财政—军事国家依靠其不断增强的财政能力赢得了花费高昂的战争，同时开拓和建立了世界市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称其为暴力”。［20］财政—军事国家兴起之后，对原有的王朝国家形成了愈加沉重的压力，在激烈的地缘战争中，王朝国家的“旧制度”不得不主动或被动接受与模仿财政—军事国家形态，而财政—军事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之后，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演变逻辑也随之一变。“只有资本主义在欧洲范围内扩展，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发生一系列革命以及有利于世界市场的市场‘解放’之后，英国所发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间自由贸易新逻辑，才导致了一种不涉及领土变更的获取国际利润的逻辑，它建立在普通公民间的非政治性契约的基础之上”。［21］

财政—军事国家代表了新型的国家形态，创建了权力与权利相互分离又制度化融合的、开放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财政—军事国家因其可持续的财政能力而能够赢得持续消耗战，同时通过战争及殖民开拓世界市场，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循环。到18世纪，殖民战争和商业战争日趋增多，尤其是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特许经营公司成为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先锋。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

二

现代国际体系兴起之前的帝国，其兴衰的原因是多样的，并与文明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在农业经济和冷兵器时代，气候变化、瘟疫、地缘环境及国家内部政治变动等因素都可能是国家兴衰的动因，如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所说的，在1800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然国家”，其核心特征就是人格化、庇护关系与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等。［23］自然国家在应对内外挑战时，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财政—军事国家兴起之后，国家兴衰以及国际秩序演化的逻辑得以重塑，构建财政—军事国家，并融入基于财政—军事国家的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成为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课题。

第一，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权力结构，战争与财政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军事革命”之后，不断增长的军事成本迫使欧洲各国寻找筹措资金的途径。税收类型和征税手段塑造了国家权力的内部构造，税收背后是政府的强制力量，或通过协商的方式征税，或依靠强制力量进行掠夺。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公共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24］英国所构建的财政—军事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典范，以其战争能力和财政实力而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系统性压力，财政—军事国家如同欧洲国际体系中的“鲶鱼”，让欧洲国家主动或被动地踏上了构建财政—军事国家之路。从1689年到1815年，英国和法国进行了第二次百年战争，英国几乎没有败绩，而随着拿破仑的落败，欧洲大陆的“旧制度”国家也被淘汰出局。财政—军事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配置”，即便国家的制度、观念和传统各有不同，但财政—军事国家的基本功能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的“失败国家”大多空有现代国家的表象，而没有财政—军事国家的内里。“欧洲的民族国家后来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正是因为其‘强制与资金’的完美结合”。［25］

第二，财政—军事国家在欧洲率先兴起，以及持续不断的欧洲“霸权战争”，重塑了欧洲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欧洲大陆的“均势”体系与英国的海外霸权，共同构成了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体两面”。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均势”嵌入欧洲国际体系之中，而英国在构建起财政—军事国家之后形成了海权大战略传统，一方面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通过灵活结盟抑制可能的欧陆霸权国崛起；另一方面则向海外扩张，“即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和大西洋贸易的大规模扩张”。［26］与此同时，英国沿着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包围”了欧洲这一巨型半岛，成为欧洲均势体系的操盘手，法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先后成为英国的对手，清晰的海陆权大博弈在欧洲均势体系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凸显：一是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中东欧的帝国逐渐卷入欧洲均势体系之中，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建立了欧洲范围的均势体系；二是欧洲市场体系不断扩大，欧洲大陆国家以不同节奏和速度融入商业和贸易体系。欧洲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分离，均势体系承认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生存权，构成了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财富的积累和流转通过市场（贸易、信贷和企业等）实现。“现代形式的地缘政治力量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是由大量独立单位来行使（一般的无政府状态），而在于它不再代表人格化的支配关系，而是非人格化的、由物来做中介的”。［27］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和普鲁士等国进行了重大改革，融入了欧洲“均势”体系，也加入新的地缘经济体系之中。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绝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货币经营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28］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法国也经历了类似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构建历程，并成为英国主导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体系中的成员。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英法联盟与俄罗斯在黑海的大博弈。从欧洲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演化来说，军事—财政国家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非共时性现象，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体系不够发达，直到20世纪初，中央银行和信贷体系等财政—军事国家的要素才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出现。欧洲国际体系内的“霸权战争”既是财政—军事国家这一模式的扩散，也是财政—军事国家与“军事国家”之间的博弈，如贝诺·特士科（Beno Tesco）所说，“主要的军事冲突发生于那些世界市场体系之外的国家与那些复制开放世界市场政治条件并依托集体安全原则的国家之间”。［29］

第三，财政—军事国家在欧洲的兴起赋予了欧洲国家权力优势，改变了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权力格局。18世纪欧亚大陆发生的地缘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多元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全球国际体系。财政—军事国家重塑了欧洲国际体系的逻辑，在欧洲构建起了霸权体系，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形成了五强协调机制，也是比较典型的“集体霸权”。［30］财政—军事国家提升了欧洲国家的战争能力，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在激烈的战争与博弈过程中，欧洲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权力“代差优势”。“1660—1760年的军事变革相当巨大，包括主要海军强国的火力大幅增强，主要陆军强国的火力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规模都有大幅增长。然而，直到接下来的19世纪，才出现了使欧洲强国在非洲和亚洲地区拥有军事优势的技术变革”。［31］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战争工业化及工业国家主导的全球市场摧毁了欧洲之外的传统帝国和古老的文明体系。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而俄罗斯与美国于19世纪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加速扩张。到19世纪末，欧洲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已然形成，在所谓的“维也纳百年和平”期间，爆发了100多场殖民战争。财政—军事国家在欧洲国际体系内达成了基本的和平，但通过暴力和金钱将世界纳入欧洲殖民帝国体系之中。在19世纪，传统帝国衰落或者崩溃，欧洲国际体系“集体崛起”，而其中的根本动力来自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大转型。

第四，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和扩散，构建了单一的全球国际体系，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简化”为战争和财政能力的较量。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国家之间的竞争发生在同一国际体系之中，国家在国际体系的压力和约束之下被“社会化”；国家兴衰的逻辑“同一化”，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竞争和游戏规则之下，实力大小可以用钢铁产量、舰船吨位、财政收入等指标加以衡量。财政—军事国家代表了理性力量的发展，均势体系和世界市场都极大增强了国家的物质力量。然而，财政—军事国家没有解决国家的“灵魂”问题，也没有消除国家间战争的原因，激情、欲望和恐惧等因素要比理性更难控制。［32］财政—军事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设施”，但是并非现代国家的全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家的身份认同愈加重要，［33］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通行称谓，政府模式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成为国家之间纷争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财政—军事国家放大了战争的破坏力，两次世界大战便是例证。但已经具备财政—军事国家特征的国家在战争之后快速重建，而没有崩溃或者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瓦解，民族国家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很多民族国家并没有踏上财政—军事国家的跳板，徒有现代国家之表。在一个单一国际体系之内，财政—军事国家是各国的“必修课”，除非自我隔绝于国际体系之外。“政治与经济之间愈益全球性的、持续的分离意味着世界市场的真正建构与相关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兴起，这种分离是现代世界历史尚未完成的主题”。［34］

简而言之，财政—军事国家重塑了国家与国际体系相互建构的逻辑，推动建立了单一国际体系的建立，当然这一国际体系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场与市场在结构上是分离的，作为单一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处于战场与市场的交界处，国家竞争更趋同一化。

三

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与演变是国际关系史的一条线索，呈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脉络，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把“时间”找回来，国家形态是不断演变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假设都是非历史的，抹掉了时间因素。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假设是建立在财政—军事国家及其构建的国际体系之上，尤其是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层面。然而，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很多国家都没有补上这一必修课。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市场成为塑造国际秩序演变的基础力量，但国际关系聚焦于地缘政治而忽视了金钱因素。“到了18世纪，国家现代化能力的检验标准的确不仅仅是它积欠债务的能力，而且还在于为了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组合效应接近于允许借新债还旧债重组债务的能力。”［35］　财政—军事国家的历时性变化无疑为国际关系史叙事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历史实验室”。其次，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历史性变化相互碰撞，甚至是相互激发，从而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英国作为首个典型的财政—军事国家，其兴起与工业革命同步，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从定居革命与农业革命之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变革。此外，财政—军事国家大大提升了交通和通信等互动能力，压缩了空间距离，真正建立了全球国际体系。欧洲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殖民帝国取代了传统帝国。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瓦解，人类进入了后帝国时代。经济和政治的两大历史变革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前提，因此，现代国家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保持清醒，避免“穿越”历史。最后，财政—军事国家将个体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威进行了制度性融合，国家的韧性大为增强并得以穿越各种周期。国家兴衰的节奏和标志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家兴衰不仅仅表现为治乱兴亡或者王朝更迭，而是“能否保持长久的稳定，并且满足人民的共同利益”。［36］

作者简介：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和国家理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22VLS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23VLS031）［1］　［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著，华佳等译：《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2］参见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s　Book　Services，　1992.［3］施诚：《中世纪英国的财政、军事与外交》，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页。［4］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译：《战争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5］　［英］约翰·布鲁尔著，单灵芝译：《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66－67页。［6］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蒋豪译：《民族、国家与经济》，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61页。［7］　［英］布鲁斯·M.S.坎贝尔著，王超华译：《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89页。［8］　R.　A.Musgrave，　“Schumpeter＇s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2，　No.2（1992），　pp.91－93.［9］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50页。［10］参见Niall　Ferguson，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11］　［英］詹姆斯·麦克唐纳著，杨宇光译：《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页。［12］　Gary　W.　Cox，　“Wa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Watershe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72，　No.3（2012），　pp.585－587.［13］　［美］道格拉斯·C.诺斯、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14］　［英］大卫·斯塔萨维奇著，毕竞悦译：《公债与民主国家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15］　［英］杰里米·布莱克著，李海峰、梁本彬译：《军事革命？1550—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页。［16］　［英］詹姆斯·麦克唐纳：《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第239页。［17］　Anthony　Page，　“The　Seventy　Years　War，　1744－1815，　and　Britain＇s　Fiscal－Naval

State，”　War　＆　Society，　Vol.34，　No.3（2015），　pp.169－170.［18］　［英］肯尼斯·戴森著，唐子兴译：《西欧的国家传统：观念与制度的研究》，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21］参见［英］贝诺·特士科著，李清敏、孙兴杰译：《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之理论化：国际关系从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向》，《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23］　Douglass　C.　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76.［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25］　［美］谢尔登·D.波拉克著，李婉译：《战争、收入与国家构建：为美国国家发展筹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26］和文凯著，汪精玲译：《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31页。［27］　［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2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9页。［29］参见［英］贝诺·特士科著，李清敏、孙兴杰译：《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之理论化：国际关系从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向》，《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30］　Adam　Waston，　Hegemony　＆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68，　73－74.［31］　［英］杰里米·布莱克著，李海峰、梁本彬译：《军事革命？1550—1800年的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页。［32］参见［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等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3］　E.　J.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7－78.［34］　［英］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149页。［35］　［英］理查德·邦尼著，沈国华译：《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现代欧洲财政国家的起源：13—18世纪》，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36］高全喜：《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