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中国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双构建”新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来中国的世界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显著的变化和成就是什么？中国网智库中国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徐坚。

徐坚认为，经过40年来的而改革开放，中国国际地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在继承中国外交政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目标，新的原则，新的理念。

与40年前相比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四十年年来，中国从国际舞台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经济领域，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在经济领域有很多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称号。在政策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包括中国国内的很多政策，都会时刻受到国际关注，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四十年前，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很低，大约是百分之一点几，尽管当时的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超过五分之一，但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现如今中国GDP在世界第二位，同时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处的位置比以前更加重要，涵盖的领域也更加广泛。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中国外交政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目标、新原则、新理念，最核心的就是“双构建”的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两个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围绕“双构建”，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双构建”的对外政策目标，提出的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国际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中国和某几个国家之间的事情，是中国面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共建当今美好世界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不断发展的中国难免有成长的烦恼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认同得到极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中国外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成长的烦恼。谈到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徐坚在接受中国网智库中国采访时表示，守城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当国力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对抗、摩擦风险就趋于上升，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

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某些国家在心理认同上出现焦虑，这种焦虑作用到其对华政策上，就会产生种种问题，被转化成为中国和有关大国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只限于经贸领域，现在中美之间的摩擦问题正涵盖各个领域，从经贸向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辐射拓展，这确实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美国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心理上出现焦虑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

从近现代大国关系的发展规律来看，当新兴大国的经济规模接近守城大国70%左右的时候，这时新兴大国和守城大国关系就会变得紧张，两国对抗风险剧增，也就是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

美苏冷战时期，根据后来公开的有关材料表明，苏联在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大约达到美国的53%左右，日本在80年代，曾经达到美国经济的69%。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矛盾是特别尖锐的，美日之间虽然为盟国，但是在80年代，围绕贸易问题也产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后来通过广场协议日本方面的妥协，美日关系才得以缓解。广场协议后，日本遭遇了泡沫破灭的代价，陷入了所谓“停滞的20年”时期。这些史实都证明，守城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当国力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对抗风险就会上升，这是历史规律，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同时，也不能把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对抗原因机械化的理解。事实上，不同国家，特别是不同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到底如何发展，除了国力对比因素外，还跟其他很多因素有关系。

以美苏冷战为例，苏联在鼎盛时期的GDP无非只达到美国的53%，不足六成。按照历史规律，美苏之间的矛盾应该是有限的。然而，美苏冷战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险些正面热战，即使没有发生直接正面冲突，但是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战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说明除了国力对比因素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尽管苏联的国力不如美国，在鼎盛时期和美国也有相当差距，但苏联的称霸心理、甚至很多方面想取而代之的趋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苏联经济实力和美国相差甚远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矛盾却非常尖锐。

而1980年代日本的国力达到接近美国的八成，当然美日矛盾也比较突出，但是这种矛盾更多是限于经贸领域，因为美日是盟国，没有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并且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日本在当时也和今天一样，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处于依附地位。

可以说，今天中美之间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有陷入修斯底德陷阱的趋向，另外一方面涉及政治和安全等复杂因素。

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虽然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但比较有共识的也相当于美国的2/3，接近63%左右，这个程度接近风险区。不仅是国力对比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美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一样。中国是世界近代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唯一一个非西方大国。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东方国家，但二战以后，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属于西方化的国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是成员国之一，也说明日本已属于西方国家阵营。可以说近代以来，在世界大国舞台上，中国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但取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大成就。

中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点，也是引起美国焦虑的重要因素。

一个优秀的智库必须满足的三个标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着外交部“智囊团”的角色。研究院主要对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亦对国际事务中重要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今年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五周年，中国网智库中国采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徐坚。在谈到如何在新时代发挥好智库作用时，徐坚表示，智库需做好献言献策、社会影响力、对外交流三个方面的工作。

当今形势下，要发挥好一个智库的作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三个层面的工作需要做好。

第一，就是要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为党的方针政策积极的建言献策，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不能隔靴搔痒，说套话、废话，人云亦云、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意义。还要注意，提出的建议要有可操作性，有新意的。一个好的建议是很不容易被提出的，需要对形势比较充分的把握了解，对党的政策导向、政策取向、政策目标，要有比较好的领会和把握，这是智库最核心、最基础的东西。

第二，要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所谓社会影响力，就是要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通过专著的形式，公开刊物发表文章的形式，见之于公开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传播形式，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第二，涉及到对外交流、对外宣传领域、公共外交领域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要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关智库、媒体、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合作、举办会议，让国际上更多人能够了解中国政策，了解中国的观点。

这三方面都做好，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智库，才能够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做好这三点工作需要长期积淀、不断努力。除此之外，比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传承积淀、有良好的软件和硬件支撑，有一批老中青结合的专业研究团队，这些方面也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