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经贸合作构筑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基石

周玉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21世纪之前，中国对非合作主要是以援助为主，贸易和投资的体量较小。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开始步入快速增长通道。中非双边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的规模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机制和工具更加完善，中非在基础设施、能源电力、信息通讯、产业园区和产能合作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日益显现。

中非经贸合作的相互依赖程度和韧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对非贸易和投资持续下降，而中非贸易和投资依然持续快速增长，即使在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2020年，中国对非投资也出现了逆势增长。

中非经贸合作为非洲发展和经济转型提供强劲助力。在过去20年间，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方、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和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伙伴。2019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87亿美元，是2000年的20倍，中国各类在非企业超过3800家，投资存量444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近百倍，根据中非民间商会报告，2020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不低于560亿美元。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铁路和公路里程均已超过6000公里，建设了近20个港口、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130多家医疗机构。中国企业已累计为非洲创造了450余万个就业岗位，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

中非经贸合作契合非洲国家的现实和发展需求。发展是非洲国家的基本需求，而基础设施、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则是制约非洲发展的瓶颈。中非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机制建设、规划制定和项目执行正是立足于这一现实。具体而言，在战略层面，中非经贸合作强调中非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努力实现“一带一路”、非盟2063议程、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最大公约数；在机制工具层面，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了一系列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支持、人力资源培训、技术转移等的机制和倡议。绿色经济转型正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战略选择，中国为此积极加大与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上的合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绿色发展被确定为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之一。新冠疫情期间，债务纾困和保障流动性是非洲国家的重要诉求，中国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开展对非洲国家的减缓债和新融资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共渡难关。

中非经贸合作带动了全社会、多层次中非合作体系的形成。长期以来的一个固有观念是，中非关系主要是政府间关系，中非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当今，西方国家依然保留着这一刻板印象。这一固有观念也依然是西方国家和社会质疑、指责和污名化中非合作的重要认知前提。然而，这显然严重偏离了当下的现实。如今，私营企业、私人资本、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生力军乃至主力军。正如中非民间商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的，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70%是由私营部门主导的。这些私营部门既有长期扎根非洲、散布于城市和乡镇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也有正在加大对非投入的商业巨头，如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在非中国私营部门的壮大正在推动中国民间力量从“客居非洲”到“扎根非洲”的转变，正在推动中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和理念向非洲的转移，在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产业化、现代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正促进中非经贸合作体系更加多元和均衡。

中非经贸合作的国际溢出效应日益明显。在国际对非合作的语境中，中非经贸合作在早期被视为是国际对非合作的“替代选择”，是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方式的补充。然而，随着中非合作规模和体量的不断扩大，以及西方国家对非洲经济贡献和影响力的下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选择，中非经贸合作所蕴含的国际机遇也在持续上升。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在非洲的互动合作更加密切。第三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希望加强与中国在非合作的意愿明显上升。三方合作、多方合作正在从制度设计转向具体的规划和实践，在农业、电力、港口、公共卫生、服务业、社会服务等领域，中国与英国、法国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开展了不同类型的三方合作。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对非合作格局，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支持非洲发展，也有助于改善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

中非经贸合作奠定了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基石，塑造了中国在非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当然，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西方一些学者感叹，中国在非洲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凸显了美西方国家以军事和安全为主导的对非合作模式的低效。这一落差导致美西方一些国家无视中非经贸合作在促进非洲发展上的巨大贡献，反而将中国视为其在非影响力的重大挑战，攻击和抹黑中非合作，炒作“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等论调，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和污名化。这些不实论调自然受到了非洲国家和国际有识之士的有力反驳。但不得不承认，这些不实论调对中非合作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因此，中非双方应该真诚沟通、密切合作，发挥中非经贸合作的最大潜力，改进和提升中非经贸合作中的不足，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夯实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基石。（责任编辑：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