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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稿许建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自2018年以来，美国编造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论，作为其对华信息战和舆论战的组成部分，毫无底线地攻击中国新疆人口政策。美国利用郑国恩（Adrian Zenz)等所谓“新疆研究学者”，打着学术的幌子，意识形态先行，污名化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政策，其“种族灭绝”的指控存在严重问题。检阅郑国恩等人的所谓“学术文章”可以看出，他们采取断章取义手法进行研究，所依据的数据充满歪曲和欺诈性猜测。
要了解美国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论，就有必要了解其始作俑者郑国恩。根据美国媒体介绍，郑国恩是“极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自称“受上帝的指引”反对中国政府和两性平等。他任教于福音神学机构，现亦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该基金会由美国政府于1983年创立，系极右翼游说集团。如今郑国恩被其所供职的美国机构吹嘘为“研究中国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政策的世界领先学者之一”，以提高其“身价”，扩大其影响力。
实际上，郑国恩既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多长时间，在研究中国政治、历史或社会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学术专长。在新疆研究上更是如此，2018年前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研究新疆的任何学术文章，并非是研究新疆的真正学者，更遑论研究的“领先”性了。在2018年后，他却凭着捏造新疆“种族灭绝”论而出名。客观而言，郑国恩对中国新疆的研究充满极端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不妨对其炮制的“种族灭绝”论略加分析。
首先，滥用数据和罔顾政策背景。郑国恩炮制新疆“种族灭绝”论为国际上有正义感的学人所鄙视。美国加雷思·波特（Gareth Porter）和麦克斯·布卢门撒尔(Max Blumenthal)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基于极右翼分子的数据滥用和毫无根据的指控》一文中，就揭露郑国恩滥用数据，特别是其片面使用自己的数据。实际上，郑国恩对中国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弄清楚，对其中的背景和细节变化更是不甚了了。例如，《柳叶刀》杂志2019年将中国改善孕产妇保健和降低婴儿死亡率视为“成功的典范”的报告，而中国政府大量投入资金改善新疆基础医疗保健设施的同样努力，则被郑国恩歪曲为“种族灭绝”。
其次，断章取义与肆意解释。郑国恩常常断章取义，肆意解释。例如他曾在文章用引用一幅公开照片，照片上是新疆农村地区年迈的维吾尔族夫妇免费接受健康医疗咨询的画面，照片说明是“为贫困村民免费测量血压，心电图，血糖，身高和体重等，对200多名贫困人口进行了诊断和治疗，并当场分发了100多种常用药品”。而郑国恩却声称这是“进行干预性节育措施的努力”，可见其对材料断章取义和任意解释到何种程度。
再次，片面使用证据。郑国恩为了达到其污名化中国的目的，常使用片面资料，特别是使用境外“东突”分子的所谓“证言”，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材料。例如他所声称的“新疆教培中心关押超过100万维吾尔人”的说法，其来源是土耳其伊斯蒂克拉尔电视台（Istiqlal TV）的一份单独报道得出的结论，该电视台为臭名昭著的“东伊运”极端主义支持者提供平台。郑国恩也并没有进一步的调研和采信中国政府的说明，而是片面和单一地采用土耳其伊斯蒂克拉尔电视台的报道，这显然不是严肃的研究之道。
最后，资料使用的欺诈性。郑国恩在研究新疆人口的时候，对中国新疆治理政策始终怀有偏见，不能客观理性地分析论据。例如，郑国恩将中国优生优育污蔑为要消灭“少数民族”，这种荒谬的逻辑既不符合客观事实，更对中国治理缺乏常识。
中国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结合国家治理的需要，优化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并不是要消灭哪个民族，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而郑国恩之流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却采取种种手段，编造新疆“种族灭绝”的弥天大谎。有部分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在新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无“种族灭绝”的意图，郑国恩的“种族灭绝”论是荒谬的。
郑国恩所炮制的新疆“种族灭绝”论调，罔顾中国政府为新疆各族人民谋福利的初衷和客观事实，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充分反映出其右倾极端主义的真实面目，也极好地诠释了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宣称的秘密：“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但是，我们要正告郑国恩之流：你们为了一己之私利，执拗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罔顾客观事实，信口雌黄，历史终将证明你们的企图是注定无法得逞的，你们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责任编辑：郭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