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影响范围逐步扩大。3月,这种溢出效应开始向北极地区迅速渗透,直接导致北极国家安全互信骤跌,军事对抗风险抬升。在这一跌一升之下,北极安全局势将何去何从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北极多国提升国防开支水平,地区军备竞赛苗头显现,北极军事化水平或将迈上新台阶。瑞典已明确要求实现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国防开支要在2014年至2025年间增加85%。挪威新增30亿挪威克朗强化与俄罗斯陆地和海上边界的防务。芬兰2022年国防预算虽较上年仅增加2亿欧元,但近期或讨论大幅提高2023年国防预算。加拿大决定为拖延已久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改造项目提供一揽子拨款。四国从北欧和北美两个方向对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
北极军事沟通机制悉数失灵,地区军事互信严重下降。3月,北约盟友和伙伴在挪威举行“寒冷回应”演习,共有27个国家的3.5万名军人、2艘航母战斗群参演,规模为冷战结束以来之最。而该演习重点是检验挪威受到攻击后,根据北约共同防御条款接收和协调盟军增援部队的能力。此次俄方明确拒绝在欧安组织框架下,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相关活动的邀请,并在北约演习以西海域发布航行通告,划设“射击区域”。此为北极国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后,又一个陷入停摆的涉北极安全沟通渠道。
北欧北极国家对俄罗斯战略疑虑加深,相继采取紧急措施强化共同防御能力,北极重现军事集团对抗隐忧。挪威提出与北欧伙伴密切合作,借助北欧防务合作组织深化与瑞典和芬兰的危机协调,强化与冰岛和丹麦的防务合作。芬兰和瑞典国内加入北约的呼声渐涨。芬兰政府认为当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加入北约,要么强化与美国和瑞典防务合作。
北极安全局势出现这些新变化,既是受到现时地缘热点事件溢出效应的影响,更是美国和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不当安全政策负面效应长期积累的结果。
一方面,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北极国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会晤机制暂停,导致北极地区军事安全管理层面长期缺乏主要对话平台。2021年,俄罗斯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前后,多次提出逐步恢复北极国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会晤机制,甚至将该机制正式纳入北极理事会框架。但是此举遭到拜登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始终认定俄罗斯是北极最主要威胁来源,坚持将北极军事安全对话限制在北约总体框架内,也即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对话,而不是北极八国的磋商。这就导致北极安全治理完全暴露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大气候之下,更容易受到域外地缘安全形势波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谓“北极竞技场”论调后,美国不断加快海空军事力量重返北极,强化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建设。拜登政府更是一再利用域内小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俄罗斯与美国的对话需求,坐实自身在区域治理问题上的领导力和话语权,站稳地缘博弈先机。这也是北极由原先的“和平之地”到出现“安全困境”,再到现在不断滑向“安全恐慌”“同盟困境”若隐若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北欧北极国家对欧洲和北极的整体安全形势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完善北极地区安全体系的需求更为迫切,思考更为深入。但是相关国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军事竞赛和集团对抗的方式只能暂时强化本国防御、缓解安全焦虑,进一步抬高北极整体军事威胁水平,刺激他国对自身敌意,最终导致自身处于更不安全的境地,也必将对北极整体安全形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北极国家不能任由地区安全形势走向俄罗斯与北约最终对立的非理性结局。国际社会更不愿看到冷战时期北极水下和空中双方“你来我往”式的安全博弈再度上演。“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北极问题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维护北极和平与稳定不仅是域内国家的责任,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和福祉所系。在此关键时刻,北极域外国家也需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协力推动北极治理重回对话与合作的正确轨道,共同维护和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责任编辑:安然 乐水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