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王晓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主线，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走出了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新突破，在更高层次上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式现代化是控制和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形成对立并逐渐走向失衡的模式，有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性。习近平同志曾讲，“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蒸汽机等重大发明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进而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也变革了陆地与海上的长途运输，这些变化又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化、早期的财富增长、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国家领导权的转移等。它充分展示了人类采用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征服，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工业文明。随着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前所未有的提高，它逐渐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

2018年因《增长的极限》轰动一时的罗马俱乐部推出新作《翻转极限》，印证了他们在45年前所做的预测，世界增长方式延续传统工业化老路，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张对立。书中提出了“空旷世界”和“拥挤世界”两个模型，以1900年为分水岭，在“空旷世界”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立但不紧张，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通过掠夺五大洲的资源，并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转移污染来缓解问题。但进入“拥挤世界”后，世界人口由10亿增至76亿，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

尽管依靠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市场化手段以及社会参与等，能带来一些局部改善，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学明在《谁是罪魁祸首》一书中，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追求效率和增值原则，视自然为客体，视人的贪欲为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就对此提出了深刻认识，“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IEEP）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最富有1%人群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将达到70吨，几乎是全球人均年碳排放量2.3吨的30倍。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我们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与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凝聚各界共识的最大优势所在，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与西方停留在部门和公民社会层面的“替代性方案”有着根本不同。

西方各类绿色思潮，始终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易脱离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等抽象地、碎片化地谈论生态危机及解决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生态价值、生态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绘就了实现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主客体区分，认为人与非人万物处于一个连续谱系之中，“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人绝非超越于自然之上。相信存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万物皆是一理”。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不是劝诫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赞天地之化育”，主张以“弘道”的方式张扬人的主体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大不同于西方人之征服自然、永不知足地追求财富增长。

以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科技转向正在成为现实，新科技不再把自然当作征服对象，而是当作对话伙伴，力求在理解自然的前提下调适两者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同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能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直接引进一些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技术，如深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景观恢复等理念，又如垃圾处理技术、长期能源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历经曲折探索，不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逐步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0多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乃至几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崛起之路。2012年，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被第三产业追平，城镇化率达到52.57%。简言之，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生产力发展到达了质变的拐点，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基本实现。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拐点”，即衡量人民群众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指数拐点。2013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民群众不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满，而是对生态环境不好有更多不满”“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能源结构方面。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68.5%下降到2021年的56%，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达到16.6%。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长了2.1倍，突破了10亿千瓦，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都是稳居世界第一。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建立第四代核电站，核能发电量世界第二。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超过了90%。

产业结构方面。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了26.2%，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相当于少用14亿吨的标准煤，少排放29.4亿吨的二氧化碳。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3亿吨、水泥4亿吨、平板玻璃1.5亿吨重量箱。10.3亿千瓦煤电机组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6.3亿吨粗钢产能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稳居世界第一。

污染治理方面。2021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全国地表水I—III类断面比例达到了84.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了禁止洋垃圾入境。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达到18%，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得到恢复。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诺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十年来，碳排放强度下降34.4%。森林面积增长7.1%，达到2.27亿公顷。森林碳汇增长7.3%，达到每年8.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抵销了我国一年的汽车碳排放量。启动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把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绿色变革的看法尚未形成共识，工业文明行将结束的判断远未得到政治家、科学家及民众的广泛认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任务艰巨，时间窗口偏紧，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需进一步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从产业和能源结构看，能源、钢铁、石化等工业和难减排行业的绿色转型进展较慢且代价较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运行面临较大挑战，绿色低碳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仍需在绿色科技、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标准等绿色政策体系上持续发力。从人口结构来看，需要化解需求侧“未富先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仍然过小，而供给侧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再、可能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从结构转型的推进时序与实现机制来看，需要把握短期经济波动、中期商业周期和长期结构转型的关系，在结构转型期间妥善解决好社会不平等问题，处理好目标设定与实现机制的关系问题，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

需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尽管市场的主体作用有了较大发展，但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行政主导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个别地区存在发展路径依赖，搞“运动式减碳”。随着重心由治污转向降碳，有效市场的作用更加重要，包括基于行政主导的委托—外包机制、多元博弈机制等，尤其是在生态修复、碳排放交易等领域。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遏制“政绩冲动”。此外，公众参与的价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在生态系统保护、绿色生活方式转型等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要夯实参与的制度基础，推动环境教育立法，建立绿色消费保障体系，优化党建引领路径，推进机关、学校、社区绿色转型，加强信息披露、支持公众参与监管。

需进一步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迄今为止，以绿色方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尚未真正完成的发展事业，况且中国所推进的又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模式仍存较大争议，农民仍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人口在城乡间的单向流动趋势仍在持续。需将城市更新、部分城市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作为绿色城镇化的重要战略抓手，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对现有城市和老旧城区进行绿色化改造。立足县域推动新增城镇人口的绿色城镇化。关注乡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功能，将数字技术融入农产品价值链中，吸引年轻人返乡，推动绿色乡村振兴。需进一步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绿色转型，推动农机节能减排，优化农村用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