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 四川省区域与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6月30日，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结束了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设备的最终检查。尽管检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布，但从日本方面之前的一系列铺垫来看，由涉事的东京电力公司负责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在7月份获批几乎已成定局。上述由日本单方面制定的计划在全球关注环境与人类发展的人群中引发深度忧虑，在首当其冲的东亚各国更是如此。

核污染水问题的起源要追溯到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世界不仅看到了日本国民团结一心对抗自然灾难的信念，还看到了东亚邻里守望相助的善意：中国领导人亲自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遇难者并赴宫城、福岛等地慰问灾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中国国际救援队与日本人民并肩奋斗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由此可见，中国对遭受了“3·11”大地震天灾侵害的日本人民是抱有真诚善意的，而对由地震引发的“核污染”人祸表示担忧秉持的亦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态度。

关于核污染的后续处理首先是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具备高度知识水平的专家摒除一切非科学的因素作出专业评断。日方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因此，每逢遇到质疑便会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对排海方案的阶段性意见为本国辩白。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科学的评断是需要以中立客观的条件作为依据的，所以日方是否能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提供毫无限制的工作条件将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

其实关于核污染水的处理问题，日本国内专家在2016年制定了包括“向大海排放”“混凝土浇筑”“向空气释放”等五项预案。但最终交付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评估的只有“核污染水排海”这唯一的方案。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无异于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的调研限定了前提条件，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的目标从“为人类寻求解决福岛核污染水处理的最优解”瞒天过海地被转换为“日方拟定的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其次，即便日本最终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其执行过程也应是高度透明且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监督下的。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消解来自各方的疑虑。可惜的是，日本之前的诸般动作并没能为本国建立良好的国际信誉。早在2018年9月日本准备抛出“核污染水排海”方案之际，其国内媒体便曝出当时储存的130万吨核污染水中接近80%的部分都未达到排放标准。今年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海鱼体内检出放射性元素铯含量达每千克18000贝克勒尔，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标准的180倍。

并且把全球性问题“核污染水排海”交由东京电力公司这样一家民营企业来承担也是造成国际社会疑虑的根源之一。毕竟，近年来“日本制造”的神话早已因为不断曝光的企业数据造假事件岌岌可危。2017年10月，日本知名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了部分铜以及铝制品的检验数据；2018年7月，日产汽车公司则承认存在尾气排放和油耗测量数据造假现象；2021年6月，三菱电机公司又被曝出伪造检验数据。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并不在列，但上述现象足以证明日本过去以“自觉”为原则的企业监管机制恐怕已经难以匹配资本主义利益至上造成的经营环境变化。一旦东京电力出于成本等因素考量在核污染水处理上有所疏失，其结果必然是覆水难收。

“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不仅是福岛县，也是整个日本的问题。首相率先切实担负起责任很重要”。这是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2021年4月22日会见福岛县知事时作出的表态。显然，核污染水排海背后还存在着日本政府的政治责任问题。福岛核事故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见的灾害，自然难以依靠既往的经验来解决。因此，日本政府的责任除了探寻处理福岛核事故的最优解之外，还应包括对其提供的解决之道进行充分说明以弭平各方的疑虑。

这也是福岛当地民众的呼声。福岛县磐城市议会6月15日全票赞成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切实履行之前向渔业团体作出的书面承诺，即核污染水“在没有得到相关人员理解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处理。”国际社会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浪同样不绝于耳。6月以来，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表示将联合发起阻止核污染水排海行动。反对声音存在的本身即意味着“充分说明取得普遍谅解”的明确说明义务尚未被尽到。

在国际舞台上，日本惯以“负责任国家”自诩。如今关乎全球海洋环境的“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便是检视日本是否言行如一的试金石。

（编审：高霈宁 郭素萍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