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编者按：最近关于日本失去30年的讨论盛行，针对日本到底有没有失去30年？造成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众说纷纭。2023年6月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在上海做了一场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系统阐述了日本如何错过摩尔定律驱动时代的繁荣，全新论述让人耳目一新。在讲演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消费税的危害。

1.日本第三

“日本失去30年对中国的启示”这个题目蕴含三个论点，第一个是日本到底失去了30年没有？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说日本并没有失去30年。相反，也有很多人认为日本不仅失去了30年，甚至以后还要继续失去。第二个是造成日本失去30年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第三个是中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关于这一点最近社会上讨论得比较多。

2007年到2009年我在波士顿，与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常有交流。中国人熟悉傅高义是因为他的《邓小平时代》，那时他正在执笔这本书。其实，他在日本的影响力也很大，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把高速经济增长期后日本社会的心气推向了一个高潮。

2009年新华社组织傅高义与我做了一次对谈，稿子首发在新华社的媒体上。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的日本版后来将对谈以“日本第三”为题也发了一次，而且还是发的封面故事。一期杂志只有最重要的那一篇内容才能作为封面故事，成为这期的主题放在封面上，可见《新闻周刊》对这个对谈的重视。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这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是一件大事。

10年后随着平成天皇退位，平成时代结束，《新闻周刊》专门做了一期“从《新闻周刊》看平成”的特刊。平成时代从1989年到2019年，正好30年。《新闻周刊》这30年一共出了1500期杂志。特刊从这个庞大的篇幅中精选了几篇代表性的内容来描述和定义平成年代的日本。

2.平成教会了日本什么是“无常”

这期特刊将平成30年分三个10年来编辑，在最后的10年中只选了三篇内容，一篇是我和傅高义的对谈“日本第三”；一篇是讲“3·11”大地震和核事故的；一篇是讲宫崎骏给世界留下什么文化遗产。在最后面，总编辑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平成教会了日本人什么是'无常'”。

总编辑认为泡沫经济崩溃、自民党下台、3·11大震灾和核事故、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这些都是在平成开启之时日本人没有预想过的事件。这些事件带来的灾难、动荡和失落真可谓是“平成无常”。

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平成30年间日本的失落。在跨入平成之际，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10中有7家日本企业，而且排名前5全都是日企。可以说日本是在一个辉煌靓丽的高光背景下步入平成时代的。

但是到了2019年，当日本跨出平成之时，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10中已经没有了日企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中国企业荣登榜单。

把尺度放大到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来看，1989年竟然有32家是日企。但是到了2019年，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中只剩下丰田一家日企，相反有8家中国企业跻身其中。2023年的今天，在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前50中，中国企业虽然稍有减少，仍然还有5家。而作为唯一日企的丰田，排名更加靠后，随时都有可能跌出前50。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日本的失落感是巨大的。

3.日本失去的30年不是一个伪命题

把1960年以来的60多年以19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30年来观察日本，可以发现出明显的变化。从1960年到1990年的前30年是日本持续增长的30年，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OECD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平均水平，日本GDP在全球的占比从5.4%翻番到了10%，达到了最高光的时刻。

但是后30年的情况却完全反转了。1992年日本从OECD的优等生跌落成劣等生，经济增长率从此一直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日本的停滞在发达国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是长期的，结构性的，30年都没有爬起来。1990年以后的30多年，日本GDP的全球占比从10%缩水到今天的5.1%，甚至跌过了60年前的水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往下走。

毫无疑问，日本的后30年完全可以定义成“失去的30年”，它不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陷入了如此局面呢？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出过解说，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有些奇葩。如果让一个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从宏观到微观一直在观察日本社会经济的人来讲，而且只准讲三个原因的话，我会讲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消费税，一个是小选区制，还有一个是去风险思维。

4.消费税使日本经济丧失活力

消费税是一个从1970年以来历经几代日本领导人的博弈，以数个政权的生命为代价，才导入并逐步将税率提升到10%的税种。

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首先提出“消费税构想”，结果导致自民党选举失利，不得不将其取消。1987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改头换面地推出“销售税构想”，又遭到强烈反对而受挫。1989年，政治强人竹下登首相强行导入3%的消费税，代价是一个月后被迫辞职。5年后的1994年，依仗着爆棚的人气，细川护熙首相提出“国民福祉税构想”，企图提高消费税率，结果遭到远超预期的反对，被迫撤回该构想并黯然辞职。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为此付出了下台的代价。2009年，民主党高举着“4年内不增加消费税”的政策纲领实现了政权更迭。将消费税率在2014年提高至8%，2019年又提高至10%的是安倍晋三首相。为什么安倍政权能够两次提高消费税率而不倒？容我在后面的话题中解密。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消费税成为日本几代政治家前赴后继的政策目标呢？因为这个税种是大藏省，也就是今天的财务省力推的。没有这个最强官厅的支持，无论哪个政治强人都不可能维持政权的延续。

消费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暗度陈仓的阴谋”。我曾经在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兼任过客座研究员，对该省有一些了解。我认为财务省战后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搞了这么一出“阴谋”。这个所谓的“消费税”实质上应该叫“交易税”，消费税这个名字让人误以为只是买东西时要交的税，老百姓虽然反感，但不影响生产领域。其实不然，消费税是一个不仅在消费环节，而且在生产环节的交易中都必须缴纳的税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交易税。

“消费税”这个名字让日本社会放松了对其危害的警觉。

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讲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要素。今天大家都知道推动一个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将它的社会分工水准推向更广泛、更细致、更公平、更全球化。但是日本的消费税却阻击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做一档生意要挣10%的利润并不容易，每一笔交易都要缴纳的高额消费税，严重阻碍了日本的分工发展和社会活力。

可以说消费税是一个植入性的毒素，系统性地遏制了日本的经济发展。1989年消费税导入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5.过分强调去风险反而是最大的风险

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另一个原因是去风险经营。我与日本企业界交往较多，也在日本的主板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做顾问。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定义日本企业的经营风格，或者经营取向是什么？我认为是“去风险”三个字。

日本的企业领导人往往恨不得把所有的风险都预先弄清楚，都排除或者规避掉，才肯做决策。与中美两国的企业家相比，日本企业家的去风险思维特别强。

不仅企业家，日本政府的去风险思维也特别强。但是事情却往往适得其反。

回到平成元年，也就是1989年全球企业市值前10的榜单，可以看到有日本兴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三菱银行5家日本银行上榜，这些银行当时都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机构。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担心它们的体量还太小，应付不了未来全球性的金融竞争，一定要把银行的体量搞得更大，使它们能够屹立在全球金融风暴的惊涛骇浪之中不倒。

于是由政府主导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银行大合并，前10榜单上这些银行无一例外的都经历了这场强强合并的大运动。结果，30年后日本的银行不仅从全球市值前10的榜单中集体消失，即便在前50的榜单中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这种拉郎配的强强大合并，不仅企业文化不兼容、人事派系不兼容，而且连系统也不兼容，合并的结果往往是内耗远大于互补。例如，由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在1999年合并而成的瑞穗银行，到今天都系统故障频发，原因是几家银行的系统一直都没能实现很好的整合。

所以说，过分强调去风险反而往往是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