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加拿大环球华报总顾问

2024年元旦，日本石川县近海发生里氏7.6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警报。13年前的“3.11”里氏9.1级大地震并发生大海啸，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受到严重损坏，由此衍生的“核污水”排海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全球关注环境和核污染的人们。如今地震、海啸又至，地震多发的日本为何如此热衷核电？

2023年7月1日，民众手持“反对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字样的标语在韩国首尔参加集会。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福岛核事故”之前，支持大力发展核电

作为迄今为止地球上唯一被原子弹攻击过的国家，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发展核能一度持抵触态度。但这种抵触持续时间非常短。1954年，为减少自身负担，美国开始推动日本发展核能，美国中情局（CIA）等机构在日本展开秘密活动，以期扭转日本民众对核能的反感。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出台《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日本“核能利用仅以和平为目的”，同时编列2.3亿日元的核预算，正式启动日本官方核能战略。1963年，日本第一座试验性核反应堆JPDR投入运行；1966年，第一座商业核反应堆——东海发电站并网发电；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全球油价抬升，日本又将核能列为“国家战略重点”。

早期，日本用于研究和商用核反应堆技术主要来自美国，西屋电气和通用电气成为早期日本核能最重要的设备和技术来源。此后，日本开始注重发展自身的核能研发能力，日立、三菱重工和东芝电力号称日本核能设备研发“御三家”；核能研究机构方面，几经改组后，目前活跃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JAERI）、日本核循环开发研究所（JNC）和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均为政府资助、接受政府指导的官方机构。

直到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前，日本官方的政策都是大力发展核能。2007年4月18日，日本和美国签署《美日联合核能行动计划》，旨在建立联合研发核能技术框架，合作推动新一代核能技术的发展。2011年，日本已有21座核电站，运营着54座现役核反应堆，全国约30%的电力来自核电，并且还计划在2017年将这一占比提升至40%。

“福岛核事故”之后，短暂“弃核”又缓慢重启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日本核电安全管理的巨大问题被曝光，加之日本政府和核电运营机构“带病操作”、为确保核电项目上马而伪造民意等恶劣行为，导致日本社会反对核电声浪大涨。迫于压力，2011年5月就任的菅直人内阁，开始着手推动关闭核电站，至2013年5月，最后一座核电站——柏崎刈羽关闭，日本核电占比自1970年以来第一次降至零。但这种“零核电”态势仅仅维持5天即被打破，此后，日本又开始缓慢重启各地核反应堆。

2022年10月，岸田文雄内阁公布了日本核电站有关新建项目和许可证延期的新战略，该战略包括在 2023 年夏季之前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机组。11月20日，日本政府提交新版《核政策草案》，不仅将日本核电站运营寿命从40年提到60年，还计划进一步提到80年，并时隔多年重新规划建设新反应堆，称政府将促进下一代反应堆的开发和建设，以取代即将退役的核电站。不仅如此，日本内阁还计划分两批重启多达16座封闭的核反应堆。引发国际轩然大波的“福岛核电站排放水风波”此时进一步激化。岸田文雄内阁显然在为重新倚重核能一再狠踩油门提速。面对2024年元旦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岸田内阁是否将会执意重启核原计划的电站项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日本为何对核能“痴心不改”

首先，日本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约80%的一次能源需求依赖进口。特别是近90%的原油来自中东，核能能够大幅降低日本对石油的依赖度。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中东局势动荡，让严重依赖油气进口的日本感到危机。2021年和2022年冬，日本两次经历“电荒”和电价暴涨，这令国内支持重启核电的民调指数飙升，从而给“重启派”以极大支持。

其次，政党轮替也是日本核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弃核”政策，主要由民主党内阁推动，卷土重来的自民党内阁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以及经济发展需求，2014年4月，日本政府将核能列为“国家最重要的能源”，并随之以“实现现实且平衡能源结构”的名义，推动重启核反应堆进程，截至2015年6月，日本54座被关闭的核电站竟有24座正式提交了重启申请。2017年8月，岸田文雄在“绿色转型会议”上表示，为了克服迫在眉睫的电力供应紧张危机，必须采取最大措施，在未来几年，动员所有可能的政策，并为任何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最后，民意的微妙变化也给了日本政府和核电运营部门更多勇气。由于日甚一日的“电荒”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企业和家庭生计，一度“灰头土脸”的核电被重新“洗白”——民调显示，48%的日本人支持建设新一代核电站，32%的人反对，20%的人尚未作出决定。日本自民党内阁对核电的政策实际上从来没变，就是要保，民意的逆转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可以推动核能成为日本能源战略的支柱之一。

乌克兰危机也给了日本提供重启“核复兴”的国际环境。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情况，美国和欧佩克在石油产量、价格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博弈，以及周边国家对核能发展的重视，都让原本就不想放弃核能的日本相信，此时加速重启核能，可以克服福岛事故所带来的阻力。

勿忘“福岛核事故”教训，一旦出错代价巨大

然而，福岛核事故的教训是不可以忘记的。

2008年，在东京举行的八国集团核安全小组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专家警告，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可能会给日本核电站带来严重问题。2012年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确定“东京都市区在未来四年内发生7级地震的可能性为70%，在30年内发生7级地震的可能性为98%”。根据全球地震危害评估计划的数据，全球共有48座商业运营的核反应堆位于“极高”或“高”的地震危险地区，其中，日本多达35座之多——日本几乎全境位于地震带上，想兴建核电站又避开地震高危区域近乎不可能。

虽有不少专家对日本不得不发展核能表示理解，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核能一旦管理不佳，会十分危险，核能和核废料的善后又十分困难且成本巨大。

新的地震、海啸再次提醒日本朝野，缺乏技术支持、完善规划和良好管理的核能是“危险”的，在日本这个人口密度高、矗立在地震带上的国家，一旦出错，成本和代价也必然是巨大的，非但害己还将殃及世界。不得不发展核能或许是日本的无奈和“刚需”，但关注日本核能安全和核监管隐患，则是世人的无奈和“刚需”。

编审：蒋新宇 李智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