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吴金淮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员

当地时间3月26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作指南。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反映了日本追求“安全自主、强化自主能力”的军事倾向，事实上也推动了日本“正常国家化”和“军事大国化”前进步伐。

二战后，日本长期维持着较为严格的武器出口控制政策。战后日本被迫进行非军事化改造，被美国戴上了“笼头”，制定了和平宪法。与和平宪法相呼应，1967年4月，佐藤荣作政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即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出售武器、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出售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政府又对上述原则进行了增补，实际上从政策层面全面禁止了日本出口武器。虽然这并不表示日本就完全遵守原则不出口武器，但总体而言保持了对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限制。

2012年底，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开始动摇日本战后“和平国家”理念。2014年4月，安倍政府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即不向明显妨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场合出口防卫装备；对允许出口的情况进行限定和严格审查；出口对象将防卫装备用于目的之外或向第三国转移时，需要得到日方事先同意并置于适当管理之下。这一变化，意味着日本大幅度放宽向外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放弃了坚持半个世纪的“禁止武器出口”基本立场。

此后，日本更是小步快跑，不仅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还通过举行防务展、联合军演和政府洽谈等方式不断推进武器出口。2014年7月，安倍在访澳期间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签署了关于联合研制武器的协定。2015年10月，日本防卫省成立了统管武器装备研发、采购、出口等业务的“机构防卫装备厅”。2017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允许将自卫队的二手装备免费或低价转让给他国。2023年2月，日本政府设立促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基金，加大军品出口扶持力度。同年12月，日本政府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针首次解除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决定向美国提供在日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加上近日解禁下一代战机出口，日本迈向“军事正常化”的政策趋向已逐渐清晰。

除了在武器出口政策方面不断突破“红线”，日本政治及军事右倾化走得越来越远。近年来，日本加大力度调整安保政策，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变更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防卫预算连续11年大幅增长，从2012财年4.7万亿日元到2024年财年约7.95万亿日元，预算增长高达69%。日本还突破式发展进攻性武器，谋求获得“对敌打击能力”。2023年4月，日本防卫省与三菱重工签订了价值28.4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建设一支新型导弹部队，核心目标是使日本获得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打击能力，并计划2026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力争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开发出射程3000公里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

值得警惕的是，走在军事右倾化道路上的日本，还不断颠倒黑白地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为自身整军经武找借口，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同盟，参与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同盟、美日菲同盟等“小多边”安全机制，深化与所谓“友好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甚至谋求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

从根本上说，日本上述行为是为了掏空和平宪法对军力发展运用的限制，推动实现所谓军事力量“正常化”、实现防卫自主。但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和近来所表现出的插手全球安全事务的军事大国野心，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安全政策产生强烈质疑。日本的举措或引发亚太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国际秩序稳定造成损害。

日本学者山本义隆在其所著的《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一书中指出：“修改宪法把日本引向‘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不仅如此，对军需产业的重视则会将日本进一步诱导成为‘渴望战争的国家’。现在，日本正处于产军学复合体形成的初始阶段，武器出口与军学协同研究是其两大支柱。如果此时不停下脚步的话，恐怕日本就会从‘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转变成‘渴望战争的国家’。现在，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诚如日本学者所言，如继续在军事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日本距离成为“渴望战争的国家”还有多远？日本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做破坏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重蹈昔日军国主义覆辙。只有这样，日本才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编审：蒋新宇 唐华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