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日本右倾化的加剧，日本政府在安保装备出口问题上不断突破现状。2022年12月，岸田政府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文件，重新讨论、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2023年4月，日本创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制度（OSA），以便于向其他国家实施包括安保装备出口在内的安保援助。在此基础上，岸田内阁于今年3月26日通过决议，日本可以将日、英、意三国联合开发的最新性能的下一代战机向与日本签订《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的美、英、澳、菲等15国出口。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日本在安保装备出口问题上发生重大转变。

日本不遗余力地推动安保装备出口，有其深刻的国内、国际战略考量：一是为促进军工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日本军工产业日渐衰退。2016年，日本在与德、澳联合竞标价值约400亿美元核潜艇建造上输给法国。2019年以来，小松制作所、三井E&S造船、住友重机械工业、岛津制作所等防卫企业相继退出防卫产业市场。因此，日本政府意欲通过安保装备出口，助推相关军工产业体系的发展，进而拉动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日本无论是与英、澳、菲等国的安保装备合作，还是向美国出口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抑或是向第三方出口下一代战机，均具有明显的经济导向性。三菱重工、三菱电机等相关日本军工企业，均积极欢迎日本政府在下一代战机出口问题上的最新决定。

二是增强对华制衡能力。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日综合国力差距逐渐拉大，两国地区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同时，受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的冲击，日本国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上升，认为仅依靠美国难以应对“威胁”。日本通过加强安保装备出口，既能增进日本与相关国家安保合作的紧密度，扩大日本联盟性合作的范围与程度，也能增强与中国存在领土分歧国家的军事能力，提升相关国家在南海等地区牵制中国的作用，缓解日本在东海地区对华竞争压力，提高其他国家与日本进行安保合作的意愿。

三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为成为“能战国家”作准备。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断蚕食和平宪法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使日本和平宪法日益“空壳化”。日本执政党在向第三方出口下一代战机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使日本在安保装备上形成“进口-合作-出口”全面突破和平宪法的态势，扩大日本安保装备技术出口的辐射范围，以期在正式修改和平宪法前造成修宪的“既定事实”，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能战国家”作好舆论与实践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持续加强安保装备出口，具有较强的对华指向性，不仅阻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顺利开展，也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日本对相关国家的安保装备出口，不仅提高相关国家的军事能力，还将刺激相关国家在对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增加中国与菲律宾、印度等邻国解决问题的难度。这将极大增加国际社会军备竞赛呈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从而推动亚太地区局势向“新冷战”方向演进。

如今，日本在安保装备出口问题上的立场日益激进，罔顾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沉重灾难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历史，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才是日本政府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