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的第11次中东之行，以色列就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地区紧张局势再次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于中东和平的期望也再次遇挫。与中东和平希望一同下坠的，还有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总体而言，拜登政府保持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延续性，继续推进前两届政府从中东收缩的战略，并继续推动“亚伯拉罕进程”，试图撮合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拜登政府中东政策也表现出一些新动向。

军事方面，战略收缩与军力激增并行。事实证明，美国所谓的战略收缩并非军事上放弃中东，其在中东的军力存量并未明显减少，仍是在中东驻军人数和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美国调整的仅是在中东军事行为的方式，主要操作是终结在中东的高成本军事行动，对其中东存量军力重新部署，重启对中东盟友的高端军售。另外，为应对紧急情势，美国在东地中海、红海等热点地区大幅加强军事部署，军力短期内激增。美国强化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已与五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签署防务协定，并拟与沙特签署类似协定，赋予后者非北约盟国地位。

因此，不可简单化地将美国在中东军事干涉方式调整以及军力重新部署，理解为美国正在“撤离”甚至“放弃”中东。基于军事力量的谋霸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目标，现实主义仍是美国中东外交的底层逻辑。

政治方面，重组盟友体系。其一，美国巩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表面上斡旋调停实则拉偏架。其二是拼凑“中东版北约”。美国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构建新的中东盟友体系，矛头直指伊朗等国；通过挑起中东阵营对抗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以便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在不使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下维持霸权。其三，建立小多边机制。美国组建“中东新四方”、内盖夫论坛等小多边机制，链接“印太”与中东盟友体系。可见，重塑中东盟友体系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优先方向，也是直接军事介入的替代选项。

经济方面，试图补上“经贸短板”。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大国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但为了所谓的“同中俄等大国在中东竞争”，美国试图补上经贸短板，提出一系列发展倡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广泛认为对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规划。美国还以高科技和核能合作为诱饵，加大中东国家对美依赖。

但显而易见，美国在上述方面均未达到目标，这也暴露出其中东政策存在诸多悖论。

首先，推动“亚伯拉罕进程”，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失衡。美国偷换中东和平的概念，企图搞没有巴勒斯坦的中东和平，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最终酿成巴以之间再次爆发严重冲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中东之乱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直接后果。历史上，美国曾在巴以问题上投入较多，并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有所建树。但近年来，美国与“两国方案”渐行渐远，对巴勒斯坦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将其引入歧途，导致悲剧的发生，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和形象。

其次，挑动中东阵营对抗，不符合地区国家求团结、谋发展的愿望。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持续改善，相关事实都表明，美国企图对中东分而治之和离岸平衡的做法已落后于中东地缘政治新的发展大势。中东国家近些年来聚焦发展，实施多元平衡外交，但美国依然企图沿袭冷战思维在中东搞排他性小多边机制，漠视中东国家融入全球化浪潮、与其他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真实愿望。

再次，无视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上升的现实。随着中东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相关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显著上升，越来越无法接受域外国家的颐指气使，这也是近年来美国与中东国家龃龉不断的重要原因。

当前中东政治的惨痛现状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关系密切，美国需要正视中东乱局的根源。美国无视中东时代之变、人心所向和发展需求，仍在中东搞权谋、煽动对抗，不仅无益于中东地区稳定发展，还使自己陷入欲去还留、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在美国和中东均站在历史关口之时，如果美国能认识到这一点，放下谋霸执念，为中东和平发展多做一点积极的事，将更有利于自身和世界。（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