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卿    当时年龄：16岁    1937年12月底，她在黄家圩目睹一个躲在柴草堆里的老妇和一对老夫妻被日军刺死；他们的小孙子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来折磨至死。

     吴秀兰    当时年龄：22岁    1937年8月16日，3架日军飞机在中华门一带投弹，1枚炸弹落在河中，其两个女儿当场被炸死，她的左腿被炸断，右腿被炸伤。

     薛秀英    当时年龄：7岁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一天，日军到金陵女子学院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其大哥薛裕贤和表哥郑厚庆被押上卡车拉到下关江边集体射杀。

     周粉英    当时年龄： 22岁    1938年农历二月廿二日，在如皋白蒲镇被日军抢走，强作“慰安妇”惨遭蹂躏达三个月之久。

     11月29日，南京燕子矶化工新村，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家，采访开始了。

     一瞬间，沙发上的老人仿佛承受着难以估量之重压，他身躯紧缩，牙关紧咬，双拳紧攥，关节似乎会随时会碎裂，面部肌肉极度地扭曲，抽紧，是抵抗与生俱来的痛楚？还是在纠结悲伤难言的思绪？他喉结重重的蠕动，嘴唇连续几次开合，几次翕动，却未能吐出一个字……

     记者难以相信，这就是刚在叫“团坡”的车站迎接我的老人吗？10分钟前，戴着老花镜的他在冬日的阳光中向我走来，像任何一位可敬的长者，有着平和的微笑，温厚的握手……

     “那场大屠杀，10岁的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杀死我的父母，戳死我四个弟弟，强奸了我的姐姐，又刺杀了我的姐姐，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老人终于开了口，声音划破这凝固已久的空气。

     “地上全是死人，地上到处都是血，踩在脚底下发黏。小弟弟爬得满身都是血，两只手都红了，我跑过去把他抱起来，他哇哇地叫，我把他抱到我妈妈面前，我说妈妈，弟弟来了，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到我妈妈面前。妈妈不能讲话，拼命把衣服拽开，小弟弟就趴到我妈妈身上拼命地吃奶。妈妈把衣服拽下来以后，血还在冒出来，我说妈妈你的血不能再淌了，我替你捂着，捂着捂着，妈妈头歪过去了，这时候妈妈就死了……”

     “……我爸爸跪在地下，动也不动。我说爸爸你起来，后来看他棉袍背心上面有个划子，我以为是刺刀戳的，就用手伸进去，摸到我爸爸的肉了，我以为爸爸昏过去了，我说你醒来，推他也不动，我用力推，一推，倒过去了……”

     窗外冬日和煦，室内彻寒刺骨。

     “鬼子又过来拖我姐姐，但我姐姐不能起来（已被戳了5刀）。鬼子就拽着我姐姐走。我听着我姐姐喊的那个声音，心里难过极了，我没有枪，没有刀，要是有枪有刀，杀了他，跟他拼命……”

     “南京大屠杀”，至少30万同胞遇害，2万至8万中国妇女被强奸……

     20多天来，记者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到30多位幸存者，年龄从70多岁到90多岁不等。 这是一次如此沉重的采访任务，灾难已过去了70周年，受难者淋漓的鲜血似已消退，受伤者撕裂的创口早该愈合。然而，回忆的烈度仍如此碎裂人心。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定是指那些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屠城6周内，在南京及附近地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身受害的“三亲”人员。1984年，幸存者的数字是1756人。“目前幸存者的总数约400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

     怎么估计这些幸存者的价值，都不会过。已逝的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曾说过，她写作《南京暴行》的最大希望是：“能够唤起其他历史学家和作家的兴趣，使他们能够在最后一缕由过去传来的声音中尽早调查、研究幸存者的故事。毕竟，这些声音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就这样开始吧……”“但我还是要讲……”

     每一个讲述的开始，都是这样一种决绝的表情。风烛残年，生活清苦的他们，却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历史责任和意义。

     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一副副或激动或平静的表情，记者感到手中的相机很重，这些表情的背后，是中国人民族记忆中，最为沧桑沉痛的一页。（《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