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宁，爱尔兰人，法学博士，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1972-1980年）。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决定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参加国际奥委会。 

 

　　基拉宁上任不久，即在1972年12月的尼日利亚第2届“全非运动会”上，和应邀到会参观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团进行了亲密接触。在双方友好的交谈中，基拉宁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不能参加奥运会，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因此他明确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国际奥委会就不是真正的国际奥委会。所以他要努力解决国际奥委会的“中国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宜采用“演进”，而不一定是“革命”的主张。因为奥林匹克宪章允许承认地区，而非一定是国家实体。所以他认为，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联合国的方式解决国际奥委会的“中国问题”。

 

　　当然，除了国际奥委会的积极努力以外，中国自己在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条件下，在对台湾关系的处理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这首先是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尊重台湾的现状，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并首次提出了大陆与台湾实现“三通”（通航、通商、通邮），在科学文化方面进行交流和观摩。接着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问美国的一次讲话中又提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制度。这是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次公开表述。正是“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体育界寻找一种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并能为各方都接受的国际奥委会“中国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理论依据。由此，国家体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设想，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可以继续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于这样一个新方案，最初争议很大，最后是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同意了这个方案。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在瑞士洛桑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的通讯表决，以26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批准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名古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其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会址北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台湾地区的奥委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会址台北，不得使用原来的旗、歌和徽记，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均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这就是当代中国体育史上的“奥运模式”。“奥运模式”不仅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也为海峡两岸运动员的体育交流扫清了障碍，从此中国体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国际奥委会批准的这个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体育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聚集在五环旗下，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乃至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