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区划，强化区域”，正成为东部地区的广泛共识。山东，地处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都市圈之间。这样的区位，既可能接受“双辐射”，但也可能被“边缘化”。山东人没有坐等，一张新的区域发展蓝图渐次展开：向东，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部，构建济南省会城市圈；向南，突破鲁南经济带。“我们不能满足于为长三角、京津冀提供一些原材料和农副产品，而必须在产业、金融、港口等方面与他们对接。”而处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福建，作为两大三角洲经济发展区间的相对腹地，也曾有过“边缘化”的担心。在经历近10年的探索和酝酿之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终于在2004年初出台。“海西”面对台湾，邻近港澳，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西连内陆，涵盖周边。打通“海西”，就可以把福建的对台优势和作为两岸三地、两大三角洲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合而为一，“腹地”就可以变成“福地”。如今，“海峡西岸经济区”已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与市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渐入佳境。
上海汉口路740号，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1982年12月，国务院已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次年3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这幢欧式建筑内。其后的5年多时间，“规划办”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然而，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文件，通知“撤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有趣的是，这个“国”字号的区域协调机构，在其运行的5年多时间中，始终没有正式挂牌。这，或许也反映出“规划办”当时的微妙处境。有人说，当“经济区”理想遭遇强大的“行政区”壁垒，当年上海经济区的命运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直到今天，“由国家出面成立区域协调机构”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些年，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它们的背后，似乎有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市场。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的一体化，单靠政府间的一厢情愿，所谓的城市群只能是“拉郎配”。以长三角为例。早在一二十年前，在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常常能看到操上海口音的“星期六工程师”，成为早期长三角合作的一段佳话。如今，江浙的企业家们更是“洗脚进城”，把企业总部搬到大上海。目前，江苏、浙江两省在上海投资的企业数超过7万户。明确了企业是区域合作的主体，地方政府也渐渐明确自身该做些什么。概括起来，一是清障，二是搭台。清障，就是打破行政壁垒，让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搭台，内容就更丰富了。长三角形成4个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苏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出席的定期磋商机制；两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主持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机制；长三角16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机制；两省一市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合作机制。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找到共同利益所在，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渐入佳境。
使命与责任——更加关注中西部的发展，“带动”和“服务”成为共同战略取向今年8月，深圳迎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他们此行目的，是向深圳和港澳台推介贵州的旅游资源。“泛珠”“9＋2”框架设立后，类似走动明显增加。泛珠中的“9”，除广东、福建、海南外，其他均为中西部省份，因而“泛珠”的使命与生俱来，那就是：积极推动优势互补、互联互动，促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目前，粤港澳正积极推进与中西部省（区）在产业对接、资源开发、现代流通业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区域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产业格局。仅在第四届“泛珠”洽谈会上，广东就签约产业转移项目233个、投资总额246.55亿元。天津保税区有家亚洲最大的小包装番茄酱生产企业：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目前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吨，产品占国际小罐装番茄制品交易量的50％以上，年出口创汇超过1亿美元。在大企业林立的保税区，这些数字并不耀眼，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中辰”的身世，它是天津与新疆经济合作的一个结晶。“中辰”的母公司，是新疆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而番茄则来自天山南北。“中辰”的成立，带动了当地10万农户种植番茄致富。世居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聪人，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被视为“野人”。如今，上海在苦聪人聚居的云南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建成了7个“白玉兰村”，数千苦聪人住上了瓦房、喝上了自来水、看上了电视，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白玉兰，上海的市花。而今，一朵朵盛开的“白玉兰”绽放在祖国边陲。目前，上海已在对口地区实施整村推进1500个，建成“白玉兰村”370余个。输血更造血。为鼓励更多上海企业到对口地区投资，上海每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作企业发展补贴，只要企业在对口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给予固定资产投资20％的补贴。去年，上海企业在丰都、宜昌、万州等三峡库区投资项目10多个，总投资逾10亿元，解决了大批移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