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伟大医生，他在中国战争期间来到中国前线进行救死扶伤。解放后，他依然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及医疗卫生事业奉献终生；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他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的西方人物，毛泽东说他是“中国女婿”，邓小平说他在中国的五十年“不容易”。他是谁呢？他就是乔治·海德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很遗憾，老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今天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到他的儿子周幼马先生，听他说一说他眼中的父亲和他的一段中国情缘。
中国网：周幼马，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著名摄影师。
中国网：您好周老师！
周幼马：您好！
马海德名字的由来
中国网：很多观众和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样的，您的父亲姓马，但是您姓周，这是什么样的缘由？您父亲本来是外国人，又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周幼马：我父亲乔治·海德姆到了红军以后，当时他们要去宁夏，跟着红军部队到宁夏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路上，人家就提议，咱们宁夏姓马的多，你就干脆姓马好了。周恩来就提议说，“那干脆叫马海德吧。”这样他就叫马海德。因为我父亲是老马，我是幼马，因为我在延安出生，我的译名就叫幼马。但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没有姓幼的姓，所以要有一个姓，所以我就问家里，我妈妈说你就姓周吧，我妈妈叫周苏菲，所以我就叫周幼马。这是我名字的来源。
来自大洋彼岸的热血青年
中国网：马海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生，虽然家庭生活贫寒，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他16岁考上医科大学，23岁就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为了庆祝学业有成，为了到东方研究热带病，也为了好奇和探险，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坐船来到中国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西方有的这里全都有，却没有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对这三个美国青年来说，挣钱简直太容易了。
周幼马：我父亲本身是穷苦出身的孩子，在美国也受到了不同的种族歧视，他更喜欢有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更公平的社会，他得到了博士学位以后也可以在美国行医、工作，但是他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球上别的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他当时对中国很好奇，就和三个朋友来到了中国上海。一是庆祝他自己得到了一个医学博士学位，二是因为他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刚开始时他在一家医院工作，后来他们一块来的三个人一起开了一个诊所，这个诊所接待中外病人。在那里，和我父亲一起来的另外两个人在一年后就走了，我父亲自己就遇到了一个共产国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给我父亲介绍了另外一个人路易▪艾黎，他是租界中的一个督察。路易▪艾黎给父亲讲了很多进步的东西，讲了更好的一些社会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带着我父亲看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另一面。他们看到了童工的劳动，他们到了电镀厂、巣丝厂，看到很多小孩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工作，路易▪艾黎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者。通过路易▪艾黎父亲又认识了宋庆龄，他们教育了我父亲知道中国还有一群革命的人，他们在长征，他们在陕北，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是能够让中国人民翻身，能够让中国人民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改变现在处境的人。这样好的这批人使我父亲很希望见到他们，或者是和他们在一起。
经宋庆龄推荐 奔赴延安 奔赴革命
周幼马：路易▪艾黎是进步的一位共产党的朋友，他家楼上就是上海地下党的电台，他告诉父亲参加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苏联反而是五年计划，所以先进的东西来自于苏联，大家都向往着革命，向往着马列主义。在这个情况下，父亲在一次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周年活动上，我父亲认识了宋庆龄。父亲很高兴认识宋庆龄。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宋庆龄知道父亲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医学博士，同情革命，热爱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在1936年长征结束以后，当时的情况比较艰难，毛泽东通过地下党向宋庆龄首先借了五万美元买粮食，之后毛泽东又感觉到身边没有一位医生，希望有一位能够来去自由，能够让张学良放他到陕北革命红区的外国医生，因为只有外国医生才能够让张学良把他护送进入红区。毛泽东就向宋庆龄提出，希望有一名外国医生给我们看病和保健。宋庆龄就和父亲讲，在陕北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是革命的、是优秀的、是好的，是将来能够改变中国面貌的，现在他们很需要医生，问父亲愿意不愿意去？父亲说，我愿意。这样父亲就到了西安。
当时是在1936年3月份，但是因为红军没有自己的地盘又回去了。三个月以后，到了6月份，宋庆龄又找到父亲，给了父亲半张英镑纸币，说拿着这个再到西安，保证有人和你接头，谁要拿着另外半张英镑和你见面，你就跟他走。
中国网：马海德除了带着出诊用的皮箱和两箱药品，还将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以及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支部的文件指示，藏在箱子的夹层。那时，陕北党中央和莫斯科的电信往来全部中断，对于中共来说，这些文件尤为重要。
周幼马：在那时也碰到了斯诺，他与父亲一起，在西安中共地下党人的安排下，他们坐着东北军的卡车到了延安，赶着牲口，带着行李进入了红区。在红区第一个见到的是周恩来，周总理当时是红军的司令，父亲就这样进入了他向往的革命队伍之中。
中国网：1936年马先生和斯诺一起来到了陕北，但是访问结束后斯诺就回国了，马先生不但留在了中国，还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当时是什么样的意志促使他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周幼马：当他去到陕北以后，特别是他和斯诺在一起以后，斯诺采访了当时很多的红军将领，包括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历史、革命情况以及对中国革命将来的设想，很多东西使我父亲加深了他对“只有这些人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能够使中国将来有更好的社会”的印象，可能有一个新的中国，这一切都是通过他到了陕北以后亲眼所见的。另一个，他接触到了这些革命人士，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廖承志等革命者，促使父亲对革命更有想加入的想法。
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穷苦人出身，在上海又受到了这些革命朋友的教育和帮助，他就愿意和他们一起来做中国人民所希望改变当时面貌的事情，所以他就留下来了。那时候没有医生，没有真正能够给毛主席或者是这些领袖、或者是红军的军民们看病、治疗、建立医院，所以他可以留下做这些事情，他很高兴做这些事情。
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中国网：当时马海德先生给当时红军的一些领导看病时应该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吧？
周幼马：是。因为给毛主席看病，给周恩来到后来给朱德等领导人看病，这些病历现在还在我家。但是当时我能看到的材料，是他去以后给这些人都完整的检查了身体，有些有病的领导，像王稼祥受过伤，身上有弹片那时还没有办法处理。但是有的，像邓颖超，后来当了政协主席，当时她得了肺病，肺病在当时也是绝症了，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当时没有特效药。给邓颖超检查完身体以后，邓颖超说：我有肺病，马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我父亲就说，当时没有特效药了，那么你每天把门板摘下来，躺在门板上晒太阳，对你的恢复有好处。五十年后，邓颖超再次对父亲说：谢谢你，当时救了我的命，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谢谢你。
在陕北的时候，医疗条件很差，而且基本上没有医生，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有一个叫作傅连章的医生来了，还有一位姓江的医生，真正能够说得上是大夫的，真的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只有他们三个人。抗战以后，国共合作好了一些，有很多的医生或者是各方面的医务人员都到了延安，我父亲也帮助八路军建立了第一座陕甘宁边区医院，后来白求恩去世以后改成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后来的事了。
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中国网：在1937年时，马先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申请要加入中国国籍，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据我所知，这不是他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请问这中间有一个怎样曲折的过程？
周幼马：父亲在红军时期，在抗战前，因为共产党员是红军队伍里最先进的，带头的，而且所有很艰苦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都是共产党员走在前面，吃苦在前，所以对我父亲来说印象最深的这些带头人都是共产党，他认为如果能够更好的在队伍里做更多的事情，就应该学习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就提出，我要成为中国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周恩来说，咱们还没有国家，我们新的国家还没有，但是您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很愿意接受的。当然了，毛泽东知道父亲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很高兴，安排了吴亮平、陈昌浩作为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在1937年2月我父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之前有一年的预备期，这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一样。
中国网：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未成立，还谈不上有中国国籍，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海德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毛泽东：离不开马海德
周幼马：我父亲从性格上和出身来说，他是一位很随和的、很愉快的，和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好的，很有幽默的这么一个人。从毛主席开始，父亲在延安的时候，那时大家经常见面，毛主席两、三天不见马海德心里就觉得少点什么，总想找个理由把他请来。父亲对毛主席也格外关心，因为他的工作很忙，精神特别集中。
主席这个人做一件事情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一直要把它做好做完，不可能有分心的事情。我父亲感觉到这样工作对主席的身体不是非常好，有时候在主席可以稍微活动的时候，我父亲就拉着主席打麻将，休息一会儿。主席觉得没有办法，就和父亲一起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主席还是注意力和脑子特别集中，就想着要把一个牌做成什么样，下决心要做，而且是兢兢业业特别专心的做。可是我父亲并不会打麻将，麻将水平也一般，他只会打一个“十三不靠”，我父亲经常拿着牌不给主席，主席还偏偏需要这张牌，等到我父亲的牌胡了的时候，主席就差那张牌不胡，所以毛主席很不高兴，说你打什么牌，说“十三不靠”最没有那个了，说以后我们打牌，不许有十三不靠。我父亲说，那不行，谁让你们只教我十三不靠了，我也不会打别的，要不我就不打。主席一看四个人，缺一人也打不了，所以就说好好，怪人打怪牌，就这么打吧。打了八圈以后，大家都打完了，我父亲对主席说了，“主席，不是十三不靠打不打的问题，主要是我希望打牌时吵吵闹闹，大家说说笑笑，这时候你的脑子才能分散一些，不要那么太紧张了，这样对你的神经和身体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主席说：这我才知道，谢谢你马大夫，马博士，我感谢你。
父亲除了给主席治病以外，还有一些时候给主席带来了一些治疗以外的休息，心理上的放松。有的时候每天吃完饭就拉着主席出去散步，因为毛泽东的关节不好，有一些风湿，所以在每天吃完饭就和我母亲带着我，请毛泽东出去散步。我们经常在延河、驻地边散步，硬拉主席去。或者去舞会跳舞，看演出，一定让主席去，请主席参加，请周恩来参加。
周恩来有一次出去骑马过河时被石头绊倒了，他也摔了，胳膊肘坏了。当时有X光，我父亲看了X光片以后，但是当时没有条件手术，延安没有这种手术的条件，但是又不能让周恩来的右胳膊这样伤着，所以我父亲只要有时间就经常到总理那儿去帮助他恢复，告诉周围的工作人员怎么帮助他按摩，恢复胳膊的功能，给总理热敷、按摩，使周恩来总理的胳膊不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为此我父亲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周恩来总理到苏联做了胳膊的恢复，这以后我父亲才放心了，也非常高兴。后来，周恩来总理的胳膊在解放以后一直可以写字，有一个角度可以来活动，那在当年来说是没有想到还能恢复到这样好的状况。
中国网：当时马先生一方面要替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操心，除此之外也要为前线的很多战士负责？
周幼马：对。开始时，在红军时期父亲还上前方，后来白求恩来了以后，白求恩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争中做过很多伟大的事情。白求恩经过宋庆龄安排后，他到延安也是为了抗战中的八路军救助伤员。我父亲对他很敬仰，同时父亲又是欢迎白求恩代表团的团长，到了延安以后他们两个关系很好，因为大家都讲英文，他又刚从加拿大来，是由美国资助的，所以当时他们有很多话要说。我父亲很愿意向他学习一些外科上的东西，比如说战地输血、战地骨折固定，我父亲很想学一些这样的东西。在我父亲给毛主席请假时说，我想下去和白求恩一起到前线，毛主席就有点不太高兴，毛主席头都没抬，说了一句：那我谁管？我父亲一听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就不能离开延安到前方去，这也是他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到前方的理由。因为在中央来说更需要父亲。
攻克性病和麻风病
中国网：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不再作为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作为卫生部的顾问，他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奔波，亲自为百姓看病，为攻克性病及麻风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幼马：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下降很多是有原因的，他们不像在内地医科比较发达。找到这个原因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性病的原因。性病使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特别是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当时，卫生部把这个情况给父亲讲了以后，父亲就认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所以成立了中国皮肤病研究所，专门研究皮肤病和性病。父亲是卫生部的顾问，他说自己愿意成为研究所的顾问。这个研究所主要负责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性病问题，还有一个是麻风病问题，还包括一个头癣的问题。
当时父亲不断的到内蒙、新疆、云贵川、海南岛等地方，除台湾、西藏以外所有的地方父亲都去过了，就是为了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当时条件特别艰苦，等于这也是去延安和参加红军进行革命的一个延续。当时有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包括有一些中国人也是这样。当时要到一个地方去先坐火车，坐很慢的火车要坐几天，然后到了省会城市以后再下去坐卡车，也要很长时间，从卡车改成马车到县里也要很长时间，包括以后的骑马、走路，还要扛行李，这都是很艰难的事情。而且据父亲身边的医生回忆，他们四个人盖一床被子，有的时候住在庙里，有时候就裹一件雨衣睡在外面。当时南方天气热，蚊子多，容易引起发烧，所以经过了很多痛苦，才能够见到他的病人，才可以见到他需要去帮助的人。
重要的是当时有很多人也不愿意看病，你要说他得了梅毒，他当然不高兴了，而且他不愿意治疗。因为要治病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要验血，通过验血看他有没有梅毒病。少数民族的地区的人，他们都不愿意被抽血，我父亲到了地方以后很多时候都带头去让人抽血，表演给当地人看，让他们了解抽血对一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带头做这种事情以后，别人就仿效他，这样就可以筛查出很多带有梅毒病的病人。
同时，父亲要教很多当地的卫生员，以及当地一些有文化的人，教他们如何发现梅毒病，如何治疗梅毒病，给他们讲课、办训练班，培养了很多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父亲都在少数民族地区亲自为当地人治病。而且父亲的身体不管怎样也不是当年年轻时那样好了，他当时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了，而且经过革命战争艰难的过程，这时候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了。在中国向世界宣布，这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消灭性病的时候，父亲的牙都掉光了，而且胃切除了三分之二。
父亲真正努力了，也是尽他最大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他就很高兴了。同时，父亲发现麻风病这一最古老的病，也是最古老的国家中最古老的病，也是人民最畏惧的病。当时，对麻风病没有什么治疗的好办法，不是把病人集中消灭就是集中到深山荒岛隔离起来，不能说谈虎变色也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认为他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就想尽办法，他自己兼任皮肤病研究所麻风病防治中心的主任，他自己亲自来做这件事情，等于是和麻风病人亲密接触，不管病人有溃疡也好，或者是身体怎样，父亲总是很亲切的和病人握手、说话、一起吃饭。父亲告诉身边的医生们，麻风病传染率很低，绝对不需要担心，所以不需要穿着一身像原子弹爆炸的防护服，或者像“三K党”那样的衣服，父亲从来不穿，他也告诉大家不要穿。
在文革前，他都在努力的防治这两种病。中国有几年是没有性病的时候，当然现在又变成过去了，但是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消灭了性病的几年后，中国一直没有性病，这在全世界来说也是仅有的，父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在文革前，父亲也是想法帮助麻风病人，研究有没有好的药品，保留患者一部分机能不丧失，让患者能够活下去。到了文革中停顿了一段，这是父亲无能为力的，到文革后期等到父亲有力量再来做消灭麻风病的事情时，他又开始努力帮助消灭麻风病。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时，父亲又回到了卫生部，做了卫生部的顾问。这时候从党中央邓小平、胡耀邦以及后来的领导人，他们都特别支持父亲，帮助父亲。世界上也知道了有先进的联合化疗的方式，等于是一种特效药，能够治疗麻风病。这样的话，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制度优越，特别是获得国外的帮助，父亲不断出国，从各国的慈善组织免费申请到药品和医疗器械、交通工具。父亲和各国慈善组织谈好了，这种药品，你一个国家包中国几个省的麻风病人，只要发现麻风病吃提供的这种药，三天就不传染了，连着吃三年，这个病人就彻底好了。
这样就改变了麻风病要进麻风病院，以及不敢让别人知道的情况改变了，使麻风病人可以在家里治疗，还可以继续参加劳动，这和父亲刚开始接触麻风病的时候状况大不一样了。
在父亲1988年去世时，父亲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麻风病。解放以后，父亲觉得他能够为中国人民做些事情，为此他感到很高兴。
马海德在外事方面的贡献巨大
中国网：不仅在医疗方面，马海德为中国的外事工作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在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接待所有外国来访者，为当时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周幼马：因为他们更希望从外国人的嘴里听到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因为父亲是一个医生，他不是一个政治宣传员，所以，父亲讲的东西都是自己亲眼所见。美国有一位外交官最早到了陕北，他是美国的情报官，他就说我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我来了解八路军的情况，你能告诉我什么就告诉我什么。毛泽东说：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了解，延安没有对他保密的。这个情报官最想接触的就是我父亲，他想从父亲嘴里知道很多当时延安的情况，知道了八路军抗战中的事情。他希望通过父亲的嘴，在不宣传政治的情况下，讲述了真实延安的情况。父亲告诉他，你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是在为你演戏，但是你下去以后不可能你接触到的所有人都在那里演戏，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包括现在的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父亲对人都很热心，人家也很喜欢他。特别是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以后，中共为了与美军观察组更好的接触，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军委外事组，父亲就做了外事组顾问。这个外事组就是现在外交部的前身。当时很需要父亲做这样外交上的事情，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营救掉在解放区的美军飞行员，把他们收容上来。这些都是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和敌占区的军民，他们救了很多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在战争时还是反共的，对共产党不喜欢也是很反感的，等到救了他们以后，让他们回国的时候，这些人对共产党非常的热爱，也理解了共产党，也认准了他们是救命恩人。这些飞行员父亲都见过，也和他们聊过天，接待过他们，和他们在延安一起待了一段时间。父亲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思维智力，用一个美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来讲述八路军、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抗战的这些理念。所以，很多外国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父亲没有强加于人的时候，没有给他们谈政治的时候。但是父亲却是一个能够使很多人产生变化，起码是很容易与他人搞好关系的人。父亲在解放前做的外事工作我认为是挺好的。
解放以后，父亲更加注意这一方面了，因为他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到还在中国没有回自己国家的人，父亲和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一起活动，谁家有事情或者是碰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受到不同待遇，有一些想不开的情况，父亲都会想办法帮助他们，解释给他们听，有的时候为了保护他，就让他尽快向中央报告可以回国，或者是能够给他更好的待遇、生活条件以及工作条件。父亲都会尽量帮助这些人。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做了很多帮助宋庆龄基金会筹措款项的工作，后期为防治中国的麻风病以及医疗工作，争取到了很多的援助，请国外的医生来给我们讲课，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了解情况，他在这中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儿子眼中的父亲
中国网：马先生对于工作上，不管是中国的医疗还是外事宣传，以及国际合作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很大的贡献。我们更想知道的是，您作为他的孩子，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他对于家庭方面起到了哪些影响？
周幼马：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很忙碌的，但是他又非常喜欢我。父亲只要是有时间，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很愿意我在他身边，父亲很恋家，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去美国，因为他很喜欢中国的家。在他快去世时，当时我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时，我们是一大家子人了。父亲说，当时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我们是一家三代人了。父亲很喜欢我们的家，也喜欢我们家住的地方。父亲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很有感情的人，他不太像西方人。
但是有些方面他也是很注意的，比如生活上尽量不让我们搞特殊，上学时能住校就住校，这样可以尽量和那些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孩子过一样的生活。本来，我也是想学医的，父亲说：你这样的学习情况算了，你给人看坏了病，那是不行的。你还是去摄影吧，照坏了一张还可以再照一张。所以，后来我就上了电影学院学习了摄影。
父亲总是很忙碌很努力的工作，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只要父亲有时间，他就陪着我下棋，做游戏。生活中，别看他是一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但是他和我们周围的人没有太大区别，特别是解放以后，在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和我们一样的吃苦、一样的定量、一样的生活，没有太特殊的地方。
我对父亲真正的了解应该是在他去世以后二十年。我自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和成功的人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辜负了父亲的想法和希望。但是，我来看父亲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卫生事业、外交事业和新闻宣传事业，父亲都做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父亲真正的喜欢中国人民，喜欢中国共产党，而且也参与了进来。可以这么说，什么地方需要他，他能够起到最大作用的时候，他总是去做。我认为父亲是这样的人。
如果让我回忆父亲的一生，我觉得他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作为一名美国人，他能够做到的是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在毛泽东身边一名医生都没有的时候，作为一位美国医学博士能够参加到中国革命中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在他去世以前，1988年的春天，父亲在从家里上班的路上路过一个垃圾站，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捡垃圾。老太太叫住了父亲说，马大夫你看看我的手。父亲说，明天你在这里再等着我，第二天父亲带来了纱布、药膏和一幅手套，告诉她怎么洗手、怎么换药、怎么戴着手套做事。等到父亲几个月以后去世时，老太太很难过的跪在了我家门口。
马海德的一生确实是能够在中国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很幸福的，也是很愉快的渡过的。父亲去世前告诉我说，我没有什么觉得悲伤的事情，我尽自己的努力做到了一切为中国人民所能做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人民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了国际上的援助，现在我们成长壮大了，我们又开始援助其他国家，这就是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需要我们中国人时的所做所为，我认为这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
中国网：马海德先生无论是在中国的战争期间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的无私贡献，都体现了他的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其实他只是很多国际友人当中的一个代表。今天，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为此，中国政府也是派出了很多维和部队和医疗队前去救援。今天在我们缅怀马先生的同时，也为那些正在和曾经为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周先生今天来到中国网做客。谢谢！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结束）
（责编：郑海滨 /文字：郑海滨 /主持人：张翼 /摄像：高聪 周珊珊 /摄影：赵娜 /后期制作：高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