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在该村的杉洋光伏菇棚示范基地，香菇菌棒正值脱袋出菇期，一名菇农正在用工具对香菇菌棒进行剥袋操作。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田嘉硕/摄

11月18日，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海上社区七星渔排示范区，霞浦县纪委监委四下基层“连心日”活动正在渔排上进行。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田嘉硕/摄

“四下基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自1988年提出以来，历经35年，一批批党员干部在践行“四下基层”中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人民”始终是“四下基层”不变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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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践行了35年的优良传统，仍在八闽大地历久弥新。

在沿海的霞浦县，一群科技特派员下基层，把工作点搬到海上去，为养殖户提供零距离的技术支持；在山脉连绵的福鼎市，一群干部用脚步丈量茶园，通过调研发展壮大的福鼎白茶，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一张名片……

198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刚上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就以下基层调研开局，开启了闽东九县的调研之行。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习近平写道：

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

他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习近平还在宁德带头开展了信访接待下基层、到基层去现场办公，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下基层的始终。

“四下基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自1988年提出以来，历经35年，一批批党员干部在践行“四下基层”中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人民”始终是“四下基层”不变的底色。如今，这项源起宁德、兴于福建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也逐步推向全国，成为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

群众的需求坐在办公室里看不到

很多宁德的年轻干部都熟知这样一段话：“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1988年12月20日，宁德地区领导第一个下访接待日在中共霞浦县委党校举行。当时，宁德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下辖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信访量在全省排第一。在这个首次开放的接待日，有102人走进接访室，坐下来，和地、县领导面对面对话。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在霞浦县公交公司工作的舒穗英，她反映了某单位在其房屋附近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的问题。

后来统计的数据显示，接待日当天共受理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得到当面答复解决，其余的限定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这种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后来延伸成为“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

“群众有什么需求，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看不到的。”宁德福鼎市硖门畲族乡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刘端斌坐过办公室，也当过驻村第一书记。在“四下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办公室，经常会看到很多材料，这些由部门报上来的材料包括项目报批、土地整理等，“所有都是字眼，但如果没有下到基层，是不知道具体情况的”。

这名85后干部记得，2019年的一次上山调研中，村民用方言说“土豆（音译）”，“其实是花生”。也正因为下到了基层，刘端斌越发清楚项目报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不是几个部门流转一下，事情就好像办完了，而是需要实地核准、梳理相关条目、现场解决问题”。

同在闽东，宁德古田县委副书记郑圭冬体验过光伏菇棚项目推进的不易。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七进古田”调研，为当地指出了一条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的兴农路。为菇农带来脱贫希望的食用菌种植，在20多年的发展中也面临着新的“烦恼”。种了20多年菌菇的杉洋镇村民李铭芳回忆说，过去草棚种植劳动强度大、用水用电不方便，还存在烧（菌）棒等安全隐患。

这也是当时县里干部调研到的情况，从种植模式上看，传统草棚种植仅有菇农种植收益，收入单一且效益不高。此外，许多菇棚建在田里，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菌粮矛盾。

这些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着首批光伏菇棚试点项目的落地。到2022年，郑圭冬接手二期项目推进时，如何说服农户仍是摆在县干部面前的难题。“许多农户习惯了传统的种植模式和环境，要重新换地方换模式，多花钱不说，还担心种植没保障。”郑圭冬于是在政策和配套服务上想办法，包括在光伏菇棚的租金上给农户优惠，第一年提供免费保险，为农户配套一些金融服务和技术保障。“我们还在田间地头进行现场办公，随时随地解答农户们的疑虑。”

郑圭冬介绍，农户们有了升级改造菌棚的意愿后，县里开始研究制定具体的设计规划，专门请来村里的老农户一起商量方案，“（建设）不是政府说了算，也不是光伏企业说了算，要形成三位一体。”他说。

如今，从调研中诞生的8个光伏菇棚基地已扎根古田县，3.7亿元投资建设的450间食用菌标准化生产菇棚，年发电收益1350万元，年租金收入200万元。另外预计每年实现其他运营收益、碳汇收益330万元，年总收入1880万元。

从实际出发念好新时代“山海经”

从受困于山穷地瘦，到跻身中国百强市，一组数据显现出宁德的蜕变：2021年，宁德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比2020年增加574亿元，为闽东历史上年增量最多的一年，经济总量由全省第八位跃升至第五位。2023年1-9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1.4%。其中，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28.4%，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23.1个百分点。

宁德如何从东南沿海“黄金断裂带”转变为“黄金增长点”？一个共识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也是“四下基层”蕴含的思想方法。

“企业关注的实际问题之一是配套问题。”宁德市工信局总工程师雷彪华告诉记者，一种配套是产业链的配套，包括把企业相关上下游企业引进来；另一种配套是吃、住等生活类的配套，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配套。

他尤其提到当企业由小变大，相关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时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配套，“诸如法务咨询、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配套需求会慢慢增加，这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雷彪华以近年来推行的专班服务为例说，该服务工作按照“一个产业一个工作专班、一个发展规划、一套招商政策”的要求推进，专班成员的构成不仅来自工信、发改等综合部门，还包括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财政等要素保障部门，“会依据企业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专门协调相关部门，列入清单，提前谋划、及时保障。”

今年10月，宁德市工信局装备科副科长邱文椿开始入驻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他是宁德市工信局派到宁德时代的新任驻点专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要负责该企业的需求信息收集，将问题梳理分类，并报专班推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

担任驻点专员不久，邱文椿也在依据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他说，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整个行业来说，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可参照的经验，“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企业一起去摸索解决的办法”。

伴随产业升级，政府的服务也在升级，但始终未变的，是各级干部“到一线去”。今年夏天，福建省省长在“念好新时代‘山海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楚，把问题摆出来，把经验总结好，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

“我们做专业技术服务的，本来就要到一线为养殖户提供水产技术服务，不然工作没法推进。”经历过本地水产养殖业升级的黄强，是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当地养殖户所熟知：霞浦县科技特派员海上工作站站长。

这个2021年在当地溪南镇七星渔排成立的海上工作站，如今有12人。“到一线去”是这群科技特派员的日常。用黄强的话来说，“特派员们不是在渔排查看水产养殖问题，就是在育苗企业跟踪育苗过程”。

该海上工作站所在的霞浦县，也是福建省十个渔业重点县之一，是全省海域面积最大（2.89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县份。该县15个乡镇（街道）中11个沿海，渔业人口达26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4%。霞浦更出名的称号有“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南方海参之乡”“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 每年12月，黄强重点巡逻的对象就是海参、海带和紫菜。

“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及科技特派员们的专长，海上工作站划分为大黄鱼、海参、虾蟹贝藻类3个工作组，科技特派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服务与病害防治保障。”黄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随着海参养殖体量的不断增加，养殖户单凭以往的经验恐无法达到理想的产量翻倍，“这就需要科技人员提供相应的海上绿色养殖服务，包括渔病检测、病害预测预报、渔病坐诊巡诊等”。

据了解，宁德市已建成1个市级海上绿色养殖服务中心及4个县级海上绿色养殖服务站、3个乡级海上绿色养殖服务部、6个村级海上绿色养殖服务点，其中一个村级海上绿色养殖服务点（海上巡诊中心）就位于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渔排。该服务点的管理制度规定，巡诊服务按“定期+按需”的原则，每年5-10月，每半个月开展一次；11月到翌年4月，每月开展一次，并依病害流行程度或渔民群众实际需求，增加巡诊频次。

帮企业做事不是来找麻烦

听诉求、解难题、办实事，从“靠山吃山唱山歌”，发展林、茶、果业，到“靠海吃海念海经”，推动湾内近海向湾外深远海养殖转移，加快海洋水产从种苗、养殖到加工、品牌、市场的全产业链条提升，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已经从宁德发展到福建多地，并走向全国。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福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蔡梅生记得，2004年，福鼎白茶发展低迷，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当时，任福鼎市副市长的蔡梅生分管农业，他和其他领导干部带着企业里的相关人员前往安溪、安吉等多地调研，反复请教行业专家。最后，一个茶叶专家的观点说服了大家，“20世纪80年代，福鼎白茶三度被授予‘全国名茶’称号，福鼎白茶这么有潜力为什么不做呢？”

一系列支持福鼎白茶产业发展的举措随后推进，包括注册相关品牌名，保护母树，挖掘白茶始祖太姥文化等。到2018年，在福鼎有11年历史的茶业发展领导小组改名为“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小组下设5个专班和1个巡查队，同时领导牵头分4个工作队。按照福鼎市17个乡镇划分片区，工作队每月深入基层、农户、企业，了解掌握第一手产业发展的资料信息。小组还设置政府和企业的双月对话制度，召开交流会，现场办公，听企业诉求帮企业解决难题。截至目前，小组共开过25次茶企双月分析会，收集了10多个关键性问题。

“产业发展企业是主力军，解决企业的困难是最核心的问题。”蔡梅生介绍，今年以来，政府了解到企业目前面临着一些新的困境：如过度包装的整改、各地茶城市场整体上尚未复苏、企业的用地难、公共品牌被侵犯、缺乏公共仓储等问题。企业反映问题后，小组领导现场解决不了的，还会召开市委专题会或者市委常委会来专门研究。

在蔡梅生看来，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到基层了解民意，听民意之后还要去了解真实情况，虽然现在打电话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一见面感觉就不一样，“见面三分情”。他尤其提到“下”而有效的重要性，“（干部）下基层不是到现场听了说了就等于做了，下基层的成效也要看企业认不认、群众认不认”。

“四下基层”立足于“下”、植根于“民”。如何“下”而有为、“下”而有效，晋江市的企业时刻都能感受到政府办事的高效与实在。恒安集团行政部综合管理总经理刘清贤记得，最早涉及造纸的环评项目企业要报到省环保厅去批，到2014年审批权限已经下放到泉州市环保局，“今年公司新项目投产时，晋江生态环境局已经可以进行相关事项的批复”。刘清贤认为，审批权限的逐级下放，在一定程度上精简审批流程，加快企业项目的推动。“政府抢出时间，为企业赢得速度，这也体现出政府层面对行业整体发展的关切。”

和晋江基层干部打交道多年，刘清贤发现这群80后、90后靠谱且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他们既能从大方向上帮企业做宏观把控，又能在政企互动中接地气，理解企业的实际难处”。

这也直接催生了更多的政企互动。2021年，全国首个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联盟在晋江成立，牵头者包括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晋江市人民法院、市发改局、市公安局、市税务局等23家单位。多家企业主动预约，参与为企业免费开展的制度管理漏洞和法律风险的合规“体检”。

“参与体检，就要把企业内部的东西搬到台前，供多部门做整体检查，就和人的身体体检一样。”恒安集团副总裁许文默坦言，一家企业发展多年，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服务联盟提供的财务管理、职务廉洁、知识产权、进出口贸易、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纳税合规、融资规范等体检项目，正好可以帮助企业查看存在的风险与漏洞，走得更远更稳，“这是来帮企业做事情，不是来找企业麻烦”。如今，该服务联盟已为盼盼、361°、特步、恒安等11家企业提供线下合规体检服务，并提出相关建议。

从有山有海的闽东到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的八闽大地，“四下基层”的历史回响总在启迪现实。

今年36岁的刘端斌告诉记者，在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驻村3年半，他搬家搬了十几次，但正因为住进了当地核电产业工人的营地，才能听到核电工人的心里话，“核电工人总说自己是外地人，是漂泊的人，哪里的核电站大修就去哪里支援，但在宁德、在硖门，他们觉得有归属感”。

让核电工人感受温暖的小镇人气、生活气，得益于村里产业业态的丰富与配套服务的完善，这也是刘端斌2018年驻村时要实现的目标。如今柏洋村有连片的小洋楼，有公园、敬老院、文化活动中心，“到了晚上，广场上光跳广场舞的就有3队”。他最高兴的是，核电产业工人告诉他，如果两个地方的核电站同时大修，“即使那个地方的出价更高，我们更愿到这里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田宏炜 宁迪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