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不正常，灾害性天气多，这是入夏以来很多人的共同感受。近期中国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暴雨密集。根据水利部6月30日发布的最新汛情，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江、太湖流域等地的9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从全球范围看，今年以来，暴雨、洪涝、热浪和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多地频发。目前，热带风暴“贝丽尔”已增强为3级飓风，正在登陆美洲，同时“致命的热浪正炙烤着四大洲的城市”。“水深火热”的情景再次给全人类敲响气候问题的警钟。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警告，未来10年，全球首要风险不是武装冲突，不是社会分化，而是极端天气事件。正因如此，人们普遍希望各国政府能团结起来，应对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20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全球80％的受访民众希望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着实需要国际社会携手通力合作，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切实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写入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认了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然而，美欧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在国际谈判中对全球气候治理表态积极，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却不能兑现承诺，这直接拖延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阻滞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美国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美国的承诺表态和行动做法不仅将对发达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而且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期待和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迄今唯一退出过《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立场上出现过重大倒退，严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信心。尽管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这难掩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性，尤其是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气候问题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性议题，而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议题的重要程度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排名要远低于经济、外交甚至是涉华议题，不久前举行的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脚注——尽管《纽约时报》事前强调“没有哪场选举比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更能影响气候变化”，但两位候选人也只是把很短的时间留给了气候议题。《高温会先杀死你》一书的作者杰夫·古德尔在社交网络上的无奈或许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两人“讨论高尔夫的时间比讨论气候的时间还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作为多极格局重要一极的欧洲，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同样有待改善。欧盟曾数次对中国新能源企业启动所谓“反补贴”调查，不久前欧盟委员会还宣布计划从7月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提醒称，“在保护欧洲汽车制造商和优先考虑其去碳化承诺之间，欧洲最终会达成怎样的妥协呢？换句话说，它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应对全球变暖的博弈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提醒不仅在拷问欧洲的决策者们，更是在拷问欧洲对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诚意与决心。

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坚定的行动派。不仅在国内推动可持续发展走深走实，而且积极与各方合作，不断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稳定动能。中国已提前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并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的绿色低碳转型，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能源层面的转型，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体制机制，涉及到经济、文化、金融等方方面面的转型，这可以说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性决策和重要行动表态。

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承担责任，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我们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尤其需要发达国家放大格局和切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