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政策的盲飞”，德国《经济周刊》近日以此为题称，德中关系深受“中方主导、德方听命”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明显更快、更始终如一地推进与中国分开”。显然，一些德国政治精英认为，现在的对华政策因为没有“与中国分开”，也就不具有“独立性”，因此需要作出调整。调整目标之一，就是扩大德国“独立”的“中国能力”。然而，德国方面坚持既要加强“中国能力”建设，又要“去风险”，使自己陷入一个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何谓“中国能力”？在德国政府2023年7月13日发布的《中国战略》中，有专门的章节述及“中国能力”。据其描述，它包括“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国情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目标的了解以及在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与之开展双边合作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中国能力”是指有关中国的全面的知识，而且，还将与中国交往的实践经验涵盖其中。

“中国能力”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15年10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就颁布了一份《中国战略（2015－2020）》，作为在研究、科学及教育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战略框架。但是，对比前后两份《中国战略》，可以发现，新的文件里用粗体字突出要表达的是“独立的中国能力”，并认为“这对于相互理解以及长期成功捍卫和维护德国利益至关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独立”的“中国能力”？根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说法，这主要是指不依附于来自中国方面的资助，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能力的传授符合德国教育和科学体系的要求，特别是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的要求”。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两层潜台词：一是德国的“中国能力”的传授在过去似乎过多地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影响，换言之，德国方面意在指责中方在对德国的“中国能力”进行“渗透”；二是认为中国传授的“中国能力”不符合德国的价值观。这样的态度也反映在德国部分势力对孔子学院的抹黑上，甚至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还曾一度要求高校中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德国在对待“中国能力”上的态度转变，本质上是德国的对华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德国获取“中国能力”的目的也出现了转变。在2015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文件虽然认为中国既是战略伙伴、也是竞争者，但它的主基调仍然认为，为了共同开发知识和技术，加强德国作为研究和创新区位的地位，为德国企业打开中国市场，以及共同成功应对时代的重大社会和生态挑战，中德合作不只是必要的，而且是德国必须加以利用的机遇。文件也特别强调，中德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于文化差异性的理解是双方保持长期合作的基础。

然而，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德国方面看待中国的心态越发充满矛盾性。顺应欧盟委员会2019年在《欧中战略展望》中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合作者、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德国也越发从与中国加强制度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目标出发，看待“中国能力”获取的必要性。由此，“去风险”也从经贸领域，溢出到了教育与科研领域，也因此，德国“中国能力”的获取这个议题越发被政治化、安全化。

德国在“中国能力”上的这种认知变化并非孤立现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曾在演讲中表示要“正确对待中国”。所谓的“正确”，却是基于对中欧关系中存在着制度性竞争元素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在系统地改变国际秩序的臆断。

正如2023年版《中国战略》文件对“中国能力”的定义所表明的，“中国能力”包含与中国以及中国人交往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此，该份文件也特别提到，中德青少年、大学生以及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与中国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传授“中国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德方所强调的“独立”的“中国能力”，却势必导致从“去风险”角度看待中德之间的交往，例如德国有些政客竟然妄称需警惕在德中国留学人员存在的学术间谍风险。于是乎，为了降低臆测中的风险，德国方面很可能会刻意减少中德之间的交流，最终导致无法实现通过加强正常交往，改善相互认知，同时提升德国的“中国能力”的目标。

如果德国方面的“中国能力”建设依然坚持这样的“既要又要”，其结果必然是走入歧途，误以为可以通过减少与中国的交往来增强“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最终则只会使德国的“中国能力”越发缺失，这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要想走出这个怪圈，德国就必须回到加强“中国能力”建设的最初目的，即增强中德之间理解与合作的需要，而且，在“中国能力”的建设上，德国也应有更多的自信，要相信在与中国和中国人更加密切的交往中，德国能够独立地培养和提升自身的“中国能力”。（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