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伊始，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就预言，今年将是欧盟的“焦虑之年”，从外部的俄乌冲突和美国大选，到欧盟内部的政治换届，欧洲将遭遇空前的挑战。现在2024年已经过去一半，欧洲议会大选已尘埃落定，一切却依然显得很不确定。欧盟新领导层换届未见分晓，英法仓促举行国会选举，北约领导层换届也已启动，新的政治生态尚在酝酿之中，各种势力正在互相试探。值此多事之秋，欧盟的焦虑似乎有增无减。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人们惴惴不安地眺望着地平线上的风云开阖，中欧关系也因此蒙上浓重的阴影。在欧盟的多重焦虑之中，地缘经济焦虑显得越来越突出。

对自身竞争力下滑的担忧，是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主要体现。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在2020年年初发出感慨，“欧洲不能沦为中美竞争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参与其中的竞争者”。她的言外之意是，欧洲在围绕“新兴颠覆性技术”展开的新一轮国际地缘经济竞争中，已被中美甩在后面，需要奋起直追。从那时起，探讨如何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智库报告和学术文章如雪片般涌现，欧盟和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核心成员国关于科技政策和产业战略的文件也纷至沓来，光是欧盟出台的产业政策文件就不下580份，欧洲社会也多次掀起检讨美欧差距和建言欧洲产业战略的政策辩论的热潮。

然而冯德莱恩上任以来，欧洲在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颓势不仅没有逆转，反而有所恶化。欧盟（不包括英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相当于美国的73％，中国的104％，而在2022年则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93％。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巴以对抗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周边地缘政治变局，对欧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欧洲不仅陷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而且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

随着欧盟领导层换届的临近，欧洲政治决策层部分人士面对颓势与困境，产生愈加强烈的“竞争力焦虑”，因此掀起新的造势，意图对欧洲未来政治生态和政策议程施加影响。2024年2月，欧洲央行执行董事施奈贝尔直言，“欧洲正在输掉信息技术革命”；而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和意大利总理的德拉吉从4月下旬以来发表多次演说，强调“从长期看生产率水平就是一切”。这些人士对欧洲在“新兴颠覆性技术”领域相对于中美的差距痛心疾首，强烈主张借助欧盟“战略自主”框架，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和资本市场等领域强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框架，布局全欧洲协调一致的生产链体系，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他们的演讲与报告凸显出欧洲决策层和政治精英的3个突出意向：经济问题“泛安全化”、外部供应链“去风险”和经济体系的“韧性”建设。

当前，“韧性”逐渐成为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聚焦点，频频出现在欧盟政策文件和欧洲智库报告中。如何提升供应链“韧性”，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韧性”，成为欧洲决策层心心念念的政策目标。欧盟已出台约36份政策文件，将增强“韧性”视作提升欧洲对外竞争力的发力点。

关于“韧性”，目前并无公认的权威定义，究其本意是指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物资短缺、能源危机和经济动荡之后，欧洲决策层希望减少对中俄等国的“战略性依赖”，希望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物资供应和跨境贸易等经济运行的各环节，避免出现资源能源或特定产品急剧短缺的情形，避免相关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经济能经受住地缘政治震荡的冲击，保持平稳运行。在欧洲政治精英看来，增强“韧性”是“去风险”的核心目标。

为增强“韧性”，欧洲决策层在内部聚焦于那些大规模应用最新尖端技术的产业部门，如交通、能源、数字平台、银行证券、太空产业等部门，优化和强化对这些部门的欧洲一体化管理机制；在外部则追求“供应链的多样性”，借助欧盟“全球门户”架构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基建与投资伙伴关系”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小集团式多边协作架构，对“全球南方”中的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的“战略支点”区域提供发展援助，以确保欧洲能持续获取“战略性”和“关键性”的资源与能源。

尽管内外政策不断翻新，欧盟对“韧性”的焦虑仍没有缓解。欧盟2023年6月出台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25次提到“韧性”，而欧洲议会2024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全现状评估报告，则32次提到“韧性”。

欧盟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还在进一步趋于碎片化。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困境，欧洲政治精英莫衷一是，进退失据。拜登政府趁机组建各类“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诱逼欧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意图以“切香肠”式的小动作将欧盟纳入美国主导的战略同盟体系。不过，国际地缘经济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美欧都希望由自己主导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方向。美国借助《通胀削减法》等，推行以邻为壑，也将损害欧洲的产业政策。美欧经济竞争加剧，美国也已被欧盟视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美国的选战正在展开，在美国政治权力交接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欧盟新一轮权力分配的格局很难确定下来，欧洲政治的演变仍将呈现波诡云谲之势。目前形势下，欧盟地缘经济焦虑只会不断加重。（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