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董铭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伊文】编者的话：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没有像之前媒体预测的那样获得多数席位。虽然舆论普遍认为，国民联盟在此次选举中遭遇挫败，但也有媒体提出，该党以及与之结盟的部分右翼共和党人士拿下143个议席，取得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实力不断上升。从边缘性政党，到法国第三大党团；从被广泛批评的组织，到赢得了多个阶层选民支持的党派，国民联盟势力不断上升的背后，是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将在地区以及世界局势中引发连锁反应。

从“没有影响力”到“法国第一大党”

住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的迪亚兹及其助手，每天都在当地报纸上“搜寻线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开新店的店主或赢得奖杯的足球俱乐部都会收到这位国民联盟成员的电子邮件，或者表示祝贺，或者表示问候，而这是有回报的：现年36岁的迪亚兹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再次当选为议员，而10年前当她刚开始竞选议员时，这名极右翼政党人士遭遇了公开的敌意。

迪亚兹吸引选民的做法，是很多国民联盟成员的日常操作，使得该党在法国地方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长期以来，国民联盟在法国一直是一个边缘性反对党，甚至因为其极端立场和成员的出格言论被称为“法西斯政党”，此前在地方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而现在该党甚至赢得了一些传统左翼政党选民的支持，如工人和白领。

舆论普遍认为，不管是在近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还是在日前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不少选民是因为不满执政党而投票给国民联盟，属于“惩罚性投票”。不过，媒体也普遍认为，这一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上升，与该党的改变有关，其中之一就是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简称“勒庞”）进行了近10年的“去毒化”运动。

英国《卫报》称，当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后称“老勒庞”）于1972年与其他人一起创立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时，该党的成员包括二战时期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的准军事民兵组织成员。该傀儡政府存在于1940年到1944年，与德国纳粹占领者的合作致使法国1万到1.5万人死亡，8万平民被押送集中营。“国民阵线”创立之初所代表的极右翼人士包括新法西斯主义者、以街头暴力“出名”的武装分子等，当时老勒庞甚至被视为法国更广泛极右翼中的相对温和派。

1987年，老勒庞将大屠杀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细枝末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因发表仇恨言论而被定罪超过15次。2011年，勒庞接管“国民阵线”。她在4年后父亲再次发表不当言论时，将后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开除出“国民阵线”。2018年，勒庞将“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旨在让选民忘记她父亲及该党其他成员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暴行。近期，该党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称其不应再被内政部贴上极右翼的标签。该诉讼遭驳回。

勒庞计划将国民联盟打造为潜在的执政力量。据《卫报》、美国Vox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她保留了“国民阵线”的基本原则和“基因”，即“法国人的法国”或“国家优先”，同时淡化该党最有害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关于移民和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立场更容易被接受。在国民联盟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上，勒庞也做出改变，2022年宣布支持乌克兰。

7月7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结果揭晓后，勒庞现身国民联盟总部并对记者微笑。（IC　Photo）

除了采取措施使国民联盟“正常化”外，勒庞还要求该党成员与选区民众拉近距离。2022年，国民联盟89名成员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选举的胜利使得该党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进而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勒庞当时告诉国民联盟成员，每个周末都要在自己的选区参加当地的活动，争取选民的支持。

据《金融时报》报道，国民联盟资深成员阿里奥特2020年当选佩皮尼昂市市长。他表示，自己花了数年时间在这座法国南部城市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我搬到这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见了尽可能多的人，给他们以保证。我把自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结构中，直到人们终于把我看作一个可以信任的年轻人，而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多家媒体认为，被称为“法国默多克”的亿万富翁博洛雷的支持，助推了极右翼力量的上升。法国24小时新闻电视台、美国《财富》杂志等媒体报道称，在近10年来，博洛雷不断收购法国老牌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等，建立起一个媒体帝国，并为这些媒体配备了立场更加偏激的编辑人员，利用老牌媒体的信誉度来推进一些极端的政治议程。这些媒体关于移民、犯罪等带有严重偏见的报道，不仅加大了法国极右翼政党以及人士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模糊了主流保守派和极右翼之间的界限，还给左翼人士等贴上“反法国”和“外国人政党”的标签。

国民联盟的一系列行动以及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该党实力不断增强。据美国Vox新闻网等媒体报道，2017年以来，法国几乎所有城市选民对该党的支持都有所增加。不管是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还是在法国国内选举中，国民联盟的支持率都大幅提升。

勒庞甚至认为，国民联盟已经是法国国民议会“实打实的第一大党”。她7日晚称，不管是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还是执政党联盟“在一起”，都是由几个政党组成的，算到单独的政党，其当选议员都不如国民联盟（单个政党估计获得超过120个议席）多，如左翼联盟中“不屈的法兰西”党的当选议员估计不到90名。不过，BBC称，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到了重要关头，法国人民再次拒绝让极右翼掌权。

“空旷对角线”与“被遗忘法国”

为争取选民，勒庞把自己塑造为“被遗忘法国”的捍卫者，而一片被称为“空旷对角线”的土地，就是“被遗忘法国”的一部分。

上述对角线从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直延伸到东北部的默兹省。据《金融时报》报道，“空旷对角线”沿线地区人口密度低，高速铁路线路稀少，经济疲软。2019年，法国摄影师达加塔和作家卡桑在驾车穿越该对角线沿线地区后写道，这些地区经常出现废弃的厂房、关门停业的加油站等，是“被遗弃”“荒无人烟”的地方。

60岁退休建筑承包商丹尼尔居住的贝里地区就位于该对角线上。他以及当地不少民众认为，法国执政党一些政治人士就像巴黎的其他精英一样“自以为是”，在遏制不断上升的犯罪方面无所作为。丹尼尔过去投票支持的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都令人失望，因此他更倾向于支持国民联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法国极右翼实力不断上升，主要是因为民众对现状不满，对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不满，认为后者夸夸其谈，只会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拱火”，没有解决物价高企等民生问题的能力，因此人们寻求与俄罗斯“说得上话”、并非无条件支持乌克兰而是更关注本国利益的政党，而极右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这些诉求。此外，如今数字化通信工具越来越多地呈现扁平化和反权威趋势，适合极右翼势力反权威思想的传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严展宇称，法国极右翼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对该国长期以来传统政党轮番执政不满，是民众“求变”的一种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在谈及法国和欧洲极右翼势力增强时说，并不是说极右翼政党就一定会比主流政党做得更好，只不过面对内外危机，当前的欧洲主流政党无力解决民众关切的一些问题，民众更期待变革。

“勒庞还受益于马克龙的崛起”，据美国Vox新闻网分析，与大多数欧洲极右翼政党一样，国民联盟从2015年的难民危机中受益，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上台也为国民联盟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文章称，马克龙2016年辞去部长职位，之后以他成立的政党领袖身份两次成功当选法国总统，他之后采取的两项行动最终为国民联盟影响力的上升铺平了道路：首先，马克龙不断发展自己成立的政党，旨在占领激进右翼和极端左翼之间的全部空间，而当马克龙自己的支持率降低时，其所创立政党的受欢迎程度也降低，而这时的传统中左和中右翼政党已经被削弱；马克龙通过在移民问题上向右翼靠拢，使得国民联盟关于移民的观点不断合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勒庞推动国民联盟实行“正常化”战略。

“跨大西洋的极右翼或相互呼应”

“法国的政治遵循了欧洲的普遍趋势”，据美国Vox新闻网报道，自2013年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立以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影响力一直在稳步上升。欧洲议会中的两大极右翼派系，即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和“身份与民主”党团，共在欧洲议会720个席位中拥有131个，比5年前选举时增加了15个席位。

路透社7月8日报道称，勒庞当天宣布，法国国民联盟将领导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欧洲爱国者”，该党团成员还包括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等。该联盟的目标是打击非法移民，并将更多权力从布鲁塞尔转回各成员国。随着法国国民联盟30名议员的加盟，“欧洲爱国者”党团将对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构成挑战。欧洲人民党党团是拥护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重要支持者。

李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极右翼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主张内倾，以本国利益优先。对于长期依靠一体化抱团取暖获得发展的欧盟国家而言，一旦各国只聚焦于自身利益而置欧盟集体利益于不顾，那么欧盟势必更趋于散、乱、弱，不仅自身难以得到发展，也将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法国一直是欧盟政治上的领导者，法国不再强力支持欧洲一体化，其在欧盟内的地位也将遭到弱化。

李超分析说，从目前情况来看，欧洲极右翼政党普遍更重视实际利益，在对俄、对华问题上，一般会以具体问题确定其政策立场，价值观色彩弱一些，不太像主流政党那样讲究“政治正确”，以意识形态划线，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欧盟对俄、对华政策趋向务实。当然，这种作用目前看还很有限，尚不足以改变西方国家整体的对外政策基调。欧洲仍然重视对美关系，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下制定对外战略的大方向不会逆转。此外，一旦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欧美的极右翼政党如果“联合”，可能进一步影响欧洲的政治生态。

王义桅表示，法国以及欧洲极右翼政党上台有其正面和负面影响，要辩证看待。对法国国内来说，马克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制约，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雄心勃勃，其在欧盟改革、加强欧洲战略自主等方面的能力会受到削弱。从世界层面来看，特朗普回归白宫的可能性非常大，跨大西洋的极右翼或相互呼应，进一步让西方联盟朝着情绪化和本土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