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主要西方大国不断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拉拢。但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却对这个概念多有唱衰或解构，比如有的说这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实际价值；有的说这一概念内涵宽泛且内部国家差异性大，实际的国际政治意义有限等等。客观而言，对于“全球南方”及其背后理论、实践的研究确有继续拓展深化的空间，但予以简单解构甚至否定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这些都是显而易见并在国际上获得普遍共识的事实。

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谈论哪些国家属于或不属于“全球南方”，事实上，是否是“全球南方”成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客观和主观相统一的结果，除了在发展水平上是与“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相对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认同“全球南方”的立场和理念。就此而言，“全球南方”不仅仅是一个由相关国家因共同身份认同而集合起来的群体，还是一种追求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历史运动。也只有放在历史演进和全球政治经济框架下，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全球南方”的具体内涵。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已是再清晰不过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但仍有极少数国家逆潮流而动，凭借军事、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的优势在全球层面攫取并滥用霸权，结果就是不断加剧现有国际体系的对抗性、零和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的进程因此迟滞受阻，并且依然无法充分享受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南方”无疑代表着国际社会大多数，包括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历史脉络上看，“全球南方”既与过去的反帝反殖以及当下反对各种“新殖民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也与亚非拉团结合作等主题密切相关。“全球南方”也因此成为当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最新表达。

那么，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所追求的国际秩序改革发展方向与历史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有何区别与联系？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阐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运动，是发生在冷战背景下。在冷战氤氲中，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兴起。前者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反对选边站队和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后者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加强团结与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努力。直到今天，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也依然是“全球南方”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没能摆脱被支配或边缘化的处境，它们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仍然艰难，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层面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也在不断加剧。为了维护自身霸权，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破坏和拆毁自己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各种保护主义、“小院高墙”层出不穷，以前还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分一杯羹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现在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23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8410亿美元，同比下滑9％。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23年全球出口总值23.8万亿美元，下降4.6％，这对于普遍高度依赖外贸赚取外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也是巨大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加之俄乌冲突等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动荡，“全球南方”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焦点并更具广泛性和针对性。这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进入新阶段，表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不断向纵深发展，表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崛起和新一轮觉醒正在迎来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正义诉求。

正是因为反映当今世界客观现实并对时代发展变革作出回应，“全球南方”才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接受和认同。不久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一名国际问题学者，笔者有幸参与其中。在与世界多国学者的交流中，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对于“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深刻认同和共鸣。刚走出大会现场，来自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等国的学者就对中方聚焦“全球南方”合作并就此提出一系列推进举措赞不绝口，认为这对促进“全球南方”合作走深走实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从与会学者的反馈还是笔者自身长期的观察研究中，我都深切感受到“全球南方”的卓然兴起已是历史必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概念与实践都在焕发新的生机和前景，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和阻挡的。（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