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上台前夕发表于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篇题为《日本外交政策未来》的文章阐述了关于创设“亚洲版北约”的主张，谈到乌克兰因为没有加入北约的“教训”，称“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亚洲的明天”，声称“由于亚洲不存在北约这样的集体防卫体制，没有相互防卫的义务，就容易发生战争。为了慑止中国，西方盟国应当创设亚洲版北约”。

这篇文章有关“亚洲版北约”的观点充斥着冷战性质的阵营对抗和零和思维，既严重脱离亚洲地区复杂多元的现实，也不符合亚洲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合作的诉求。果不其然，这一观点迅速引发日本国内、亚洲各国乃至美国的普遍反对和质疑，绝大多数意见认为这一主张有悖日本国内法律和地区现实情况，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根本不具可行性。外界这种强烈反应，恐怕是石破茂本人始料未及的。在正式就任首相后的各种公开表态中，石破茂未再提及这一主张，“亚洲版北约”构想或被“知趣”地“封印”了。

“亚洲版北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尝试推动缔结“太平洋公约”未果后，拼凑起了针对苏联和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前身。该组织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采取任何共同防务行动，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最终解散。冷战后，有印度学者又主张效仿北约模式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安全体系，谋求吸纳美国地区盟友和部分中东国家加入，但因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和遏制中国的色彩，同样未能付诸实施。

二战后，美国主要依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条约盟友，采取双边性质的“轴辐”体系来维持对亚洲安全秩序的主导权。国际战略界认为美国在亚洲没有打造集体安全架构的原因在于，一是通过双边同盟，可以更好管理和控制盟友，防止其采取可能将美国卷入不必要冲突的单边行为；二是亚洲地区有别于欧洲，不仅缺乏北约那样的多边防务合作传统和集体认同，美亚太盟友地理位置分散，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多元，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彼此之间安全利益关切诉求不同，难以凝聚起共同的战略目标。因此，“亚洲版北约”在本地区严重缺乏现实可行性。

近年来，在中美博弈加剧和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国际上对于“亚洲版北约”关注再度升温。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名在中国周边加快投棋布子，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美英澳（奥库斯）、美日韩和美日菲等小多边合作不断加深，初步形成一套复合型、圈层嵌套的网格化盟伴体系。与此同时，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与北约强化军事安全合作。2022年北约发表新版“战略构想”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并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这些动作被视为“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正在同步发展。

但实际上，美方对于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态度却颇为慎重，拜登政府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态无意建立“亚洲版北约”。去年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明确否认美日韩安全关系是“太平洋地区的新北约”。美国防长奥斯汀曾称，尽管美珍视与盟伴关系，但美国“并不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北约”。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各国对于“亚洲版北约”均持消极或否定态度。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就曾公开表达反对立场。针对石破茂文章的观点，新加坡学者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更是断言：“除了日本，没有国家想要亚洲集体安全组织。”此外，国际主流智库、学者也多数不看好“亚洲版北约”前景，认为亚太地区复制北约模式的集体安全架构的条件并不具备，并且担心针对中国的阵营对抗会加剧地区中小国家的选边站队困境，难以得到地区各方普遍认可。

尽管“亚洲版北约”尚难转化为日本的现实政策，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一主张暴露出的是日本一些政策精英中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日本国内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僵化偏执的零和对抗性思维，实际上已经鲜明体现在从安倍到岸田内阁的对外政策行动中。石破茂内阁的对外战略如果继续以邻为壑，充当意识形态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的推手角色，只会进一步割裂地区，激化地缘矛盾，不仅对亚洲的稳定发展无益，最终也难以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安全。（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