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达4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1％，人民币已连续10个月位列全球第四大活跃支付货币。随着一系列措施落地，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尤其是在跨境贸易、货币互换等方面实现了较快发展。

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最早就是从跨境贸易、货币互换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开始的。1996年12月我国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相关限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初步条件；2009年实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首次允许在部分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启动。经过十多年发展，如今它们依然是人民币“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截至今年8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超过4.1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为1.54万亿元，其中中国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达9389亿元，在离岸市场中排在第一位。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人民币清算安排和人民币外汇储备等领域也进展迅速。在融资规模方面，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今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5.95％，是全球第二位贸易融资货币；截至该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我国债券规模约4.6万亿元，占境内债券托管总量的2.7％，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在清算安排方面，截至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已在31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3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1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而从外汇储备的规模来看，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央行的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452亿美元，占比2.14％，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在第七位。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在国际货币交易体系中的地位却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不太匹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兑换行为需要明确真实的交易行为支撑，以实现在全球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维持有效的监管和化解风险能力，这也客观上令人民币在与美元、欧元等竞争时存在流通性的劣势。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将是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这也符合我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情况。

对此，笔者认为应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进一步扩大货币互换的国家范围和规模，为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货币互换作为一种央行货币合作方式，在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便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样既有助于实现人民币“走出去”，同时也让外汇储备资产更加多元化。

二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增加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比如，国内银行可通过适度帮助境外金融机构或进口商融资、提供人民币贸易信贷等方式帮助他们增加人民币结算。同时鼓励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一步提高彼此间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与效率。

三是应继续拓展香港人民币业务，充分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强化在内地和香港之间贸易、投资联系方面的功能，促进内地和港澳、共建“一带一路”等市场间跨境贸易、投资的持续发展。目前，随着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共同推出的“三联通、三便利”深化金融合作举措逐步见效，进一步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发挥枢纽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正当其时。同时，应以同步推进上海、海南等境内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抓手，深化上海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各领域合作，在上海人民币在岸市场、上海自贸试验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间形成人民币循环的有机整体，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考虑到依赖货币自由兑换的内外一体型模式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外汇管理的要求，因此建设上海离岸人民币市场最好采取划定区域、内外分离的路径，并搭配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创设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也为实现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自贸区内外分离提供了土壤。　

人民币投融资功能深化和我国金融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民币国际投融资规模和投融资途径增多，意味着我国资本账户的不断扩大开放，也意味着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断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将相应增强，而这会进一步促进人民币投融资的规模，形成正向循环。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资本流动和外部冲击也将更加频繁。面对上升的潜在风险，有关部门需要不断强化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运用政策调控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稳慎扎实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常务副主任、货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