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中印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这为两国边境地区恢复和平安宁以及中印关系进一步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前，笔者恰好受邀前往新德里参加一场有关中印关系的学术研讨，其间与印度的十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及智库成员进行深入交流，或许这也能为我们了解中印关系现状以及印战略界当前对华心态提供一些一手素材。

首先，印方学者普遍将边界争端视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在现场多次提及两国边境冲突问题。相比之下，中方一再强调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应被放在适当位置加以妥善管控。现在，随着双方对话沟通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印方对华心态的这一重大障碍有望得到缓解。

其次，中印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被西方媒体严重夸大。以当前热门的“全球南方”概念为例，西方媒体以及印度国内部分媒体不止一次炒作“印度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者地位”，但在此次研讨会上，当一位来自第三国的学者提出“印度是全球南方领导者”这一说法时，现场几乎所有印度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在于经贸和更广泛层面的发展合作，而不应沦为地缘政治工具；印度应正视与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差距，毕竟中国GDP是印度的近5倍，印方对此应保持理性和清醒认识。更关键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坚决摒弃西方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固守和推行的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因此，印度应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深化合作，而非效仿西方国家去争什么“霸主”地位。

可见，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印度在政治思维上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为了捋顺双边关系，我们对印度的独特思维及其对于相关国际问题的看法需有更多细致了解，而非掉入西方舆论的夸大渲染甚至歪曲描述中。

再次，印度国内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程度超出笔者预期。这次参会的大多数印方学者都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印度国内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和智库机构在数量与规模上都相当可观。例如，隶属印度外交部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CCS）拥有超过30名研究人员。笔者还接触到了不少以中国议题为论文选题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大多数能流利使用中文，不少人曾在中国一流大学进修或作为交换生学习过。总体来看，印度的中国研究无论在机构层级还是研究人数上都具备一定规模与深度，并且涵盖老中青三代学者。相比之下，我国的印度研究通常归于南亚研究之下，研究规模与印度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重要性难言相称。

为了加大对华围堵遏压，美国近些年来加大对“印太”的关注并试图“拉印制华”。但在此次会议上，印度的中国问题学者普遍指出，印度需要坚持战略自主，避免倒向任何一方，特别是不应被卷入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他们强调，印度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独立外交传统的国家，必须维护自身的战略灵活性。

基于在印期间的见闻与感受，笔者认为，抓住契机妥善推动中印关系改善刻不容缓。两国应在避免误解和加强合作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这对两国各自发展以及地区和平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其一，推动边界问题的沟通和解决取得更大进展，不再使其继续成为中印关系转圜和深化的桎梏。

其二，中印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具备广阔合作空间，能够携手为“全球南方”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次会议上，不止一位印度学者提到，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尤其是巴以冲突导致的人道危机问题上，中印立场相似，均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途径早日平息战火、缓解人道灾难、实现地区和平。如果两国在这类问题上共同发声，将能够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典范，并凝聚成一股国际力量，推动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印两国间的人文交流，特别是高校和智库合作，应该尽快恢复并大力推进。新冠疫情和边境局势紧张等因素导致近年来中印之间人员往来受到限制。然而，印度国内有大量学者和学生对前往中国访学和深造抱有极大兴趣。双方有关部门应积极回应这一需求，推动两国在人文和学术交流方面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层面看，中印两国的共同点都远远多于分歧。早在2005年，印度时任政府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贾伊拉姆·拉梅什就提出了“Chindia”的概念，旨在阐明中印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南方”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印两国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推进合作，双方理应抓住契机，克服困难，尽快恢复并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作者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