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欧洲经济火车头”之称的德国，正在面临严峻的衰退担忧。要知道，德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二战以来基本没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在冷战后一众发展中国家迅速赶超的阶段，德国依然保持贸易顺差，显示出经济模式的稳健与活力。

但近几年，欧洲经济这个稳健的“火车头”似乎处于某种失速状态。经济上，绿色、数字双转型的结构性压力，叠加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冲击，导致德国增长停滞、出口下降，甚至还出现了企业外迁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德国经济增速都将低于美英法等国。政治上，国内利益加速分化，极右翼势力崛起，“红绿灯”联合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并最终提前解散。如此复杂背景之下，德国前路如何引发越来越多关注，有人开始质疑，“德国模式已经失灵”？

纵观二战后的经济史可以发现，德国经济发展本来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德国模式”的内核之一就在于韧性颇强。在经历二战后的高速发展期并创造“德国奇迹”之后，德国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的滞胀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统一后，东西德经济并轨导致德国经济再次衰退，直到2003年还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欧洲病夫”。2005年施罗德政府大刀阔斧改革之后，德国经济才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并在欧债危机中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者。

当前阶段，德国经济虽然面临结构性压力，但决定其韧性的基础仍在。首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被认为是德国经济总体稳健的制度保证。该体制以“秩序自由主义”为依托，结合了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福利政策，旨在平衡经济增长、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因强调国家和各级政府以及央行、工会、雇主协会和其他一系列协调机构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也被称为“管制资本主义”。其成功之处在于能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把握平衡，同时保持经济活力和社会保障的稳定性，尤其在经济下行期能够提供一张缓冲的“安全网”。

其次，健全的财政是保障政府对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杠杆。长期以来的财政紧缩传统使德国的财政健康状况在全球名列前茅。2020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危机冲击导致开支扩大，德国政府负债率仍维持在60%-70%的较低水平，同期美国约为120%，法国、西班牙为110%，意大利为140%。低负债率使德国政府能在经济衰退期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来刺激增长。在当前经济承压的情况下，虽然由于政府危机暂未出台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措施，但德国政府后续的财政政策空间依然较大。

同时，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普遍性的“去工业化”和“脱实向虚”发展轨迹，德国仍然保留着强大的工业部门和完善的配套体系。2023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8.08%，比2010年上升1.23%，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8.96%，仅比2010年下降0.74%，这一比例高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德国重视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机械、汽车、化工和电气工业一直是德国四大支柱产业，出口利润率高。根据法国方面数据，德国企业利润率比法国企业高7%-8%，这相当于数百亿欧元的竞争力差异。在新技术方面，德国在欧盟绿色科技制造业中独占鳌头，在欧盟23%的全球出口份额中占到近一半。另外，德国经济体系金融化程度较低，与美国金融市场主导型经营模式不同，更偏向银行主导型经营模式，这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限制投机和过度金融化的风险。

最后，以中小企业为主、强调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提升了德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灵活性。德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贡献超过50%的GDP。这些中小企业中有大量的“隐形冠军”，是细分专业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不少企业在国际上占据专业市场份额的70%-90%。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就业人数、出口贸易等方面表现出色，在德国经济的创新支出中占32%，研发支出占35%，提供了超过81%的国家学徒培训和职业培训岗位以及超过6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97.1%的出口份额。

另外，所有权结构也有助于这些德国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约95%的中小企业由三个以内家族拥有，在德国DAX指数上市的40家企业中，有23家为19世纪以前创立，本世纪成立的只有2家。总体上，中小企业稳定的所有权结构和“船小好调头”的特性决定了它们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市场环境变化，在面对危机时更加敏感并能迅速作出反应改善自身状况。虽然近期面临能源成本上升、供应链危机和市场变化等挑战，但企业自身的努力加上政府的支持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外部冲击的作用。

可以说，虽然德国目前面临经济低迷、竞争力下降、内部政治不稳、外部危机冲击等不利因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但“德国模式”重拾稳健步伐的基础还在。近期通胀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企稳和第三季度重现温和增长也显示出积极趋势，对德国经济长期的韧性，外界或可以谨慎乐观态度继续观察。（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