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近些年来引发持续不断的探讨甚至争论。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国际和地区层面越来越多的对抗和冲突被置于“文明”的范畴加以解读，并被认为是“文明冲突论”的现实验证。确实，从较短时段来看，不同文明群体之间难免会有冲突。但从长期来看，文明互鉴仍是人类文明史的主流。在历史长河中，文明互鉴往往是以持续、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进行。到了经济全球化仍在深化以及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文明形态在物理界限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又出现了新变化，文明互鉴随之变得更加多元多样，当今世界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尤其是“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

文明冲突很多时候来自“文明体”（某种形式的文明）和“组织体”（某个族群或国家）以掩盖自身扩张性甚至侵略性为目的的“相互利用”。一方面，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一些国家，试图把文明体与组织体相混同，进而借文明的模糊性来包装国家的扩张性；另一方面，某些文明有时也会借助国家的组织性力量来拓展势力范围，并以此遮掩文明的扩张性。比如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文明就曾借助殖民主义国家的“硬实力”进行全球性扩张。换而言之，文明体与组织体基于扩张目的的相互利用，是很多冲突或战争爆发的根源之一，也是文明冲突的一大渊薮。

虽然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冲突，但放眼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互鉴始终是一个缓慢但自发、渐进的过程，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等都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平台或载体。例如，作为传统上界定或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常见方式之一，不同宗教之间在历史上就曾有过包容互鉴的过程。比如佛教最初在印度诞生，之后传播其他地方，在与波斯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后来基督教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实现理念与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其间也实现了与世俗世界的交融适配，随后又反向传回恒河流域。这样一个历史性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时间。与之类似，其他一些文明互鉴与发展的历程，也经常是以百年甚至千年计。

但在“文明冲突”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也引发越来越多关注的背景下，当今世界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而就“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而言，大国无疑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世界，大国往往是某种文明的主要载体或代表，文明则往往是一个大国不可缺少的内涵。没有文明内核的国家容易成为一种不够稳定的国家结构，而且也往往是具有了文明代表的身份，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才能更加稳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美国以及印度等都是当今世界的文明性大国。

正因如此，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文明间关系的一些特征；与之相对，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不同文明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相关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这些文明之间的互鉴，也应该表现为这些大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

除了传统国别层面，现代科技也在改变文明互鉴的面貌，加速文明互鉴的过程。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推动形成了某些新文明或亚文明形态，这对文明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世界范围内有着相同理念认知或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依据一定的科技载体或平台“聚在一起”。在此过程中，传统地理边界被打破，新的议题和观念边界被建构起来。换而言之，当今世界的文明形态更加多元，既有基于相对固定的人群、土地和生活方式的传统文明，也有超越地理界线、种族界线和生活方式的新式文明。这些变化拓展了文明互鉴的范畴，同时也对文明互鉴进程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传统上，文明互鉴很多时候表现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单向渗透。例如，殖民主义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文明的塑造远远高于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反向影响；不同被殖民国家间的文明互动，往往也是通过宗主国作为中介和桥梁才得以实现。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文明互鉴又经常体现为超级大国或霸权国家对不同文明群体和文明成果的吸纳、融合与再造。例如，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也通过吸纳不同文明群体的成果以及人才等因素成为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在当今世界文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文明互鉴的形式随之变得更加多元多样，更加公平公正等。人类社会也将因此比以往更有机会建构一幅“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图景。（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