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必须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各种“灰犀牛”“黑天鹅”风险交织叠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开放既有短期性和局部性冲击，又存在长期性和整体性影响，在此背景下，稳外贸、稳外资的工作更为重要与紧迫。

稳外贸稳外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

我国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仅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且形成了位居全球前列的外商投资规模，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日益完善。

外贸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9万亿元，其中，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口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3%。2023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0.2%，外商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均超过五分之一。外贸外资领域在有效应对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中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引资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推进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外贸外资政策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手段，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和预见性作用，只有稳外贸稳外资，才能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外贸外资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政治压力固然会影响经济选择，但在长远和根本上经济规律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彰显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更向外界传递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吸引力。我国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主动开放国内市场，使贸易顺差回归合理区间，以自身开放带动世界共同开放，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合作共赢，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市场和产业上的优势。通过调整外贸外资发展策略，以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与其他国家利益共享，也有助于将外部压力转换为中国增长的新动能。

稳外贸稳外资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必然选择

制度型开放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是一个通过不断调整各种制度以更好地同国际接轨与互动，不断拓展和深化各领域高水平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过程。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错综复杂，新一代经贸规则从边境措施（主要是关税、便利化）延伸至边境后措施（如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知识产权等）。这不仅提高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成本，还加剧了其不确定性。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过程往往被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受限。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主动对接，按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外贸外资制度建设。2025年我国将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并以此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要积极引领，推动建立并维护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经贸规则，确保该体系具备开放性、透明性和非歧视性特征，促进资源、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合理地反映并保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稳外贸稳外资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一环。通过政策+制度建设的“双轮驱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稳外贸、稳外资的发展模式，是应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必要行动，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方向。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举措，具有明显的制度型开放特征，适应了我国开放重点从制造领域拓展至服务领域的发展趋势，也适应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新形势，有利于发挥外贸发展和吸引外资的创新优势，进一步激发增长潜能。

稳外贸稳外资应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稳外贸、稳外资”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必须科学理解“稳中求进”的内涵。“稳”为“进”创造必要条件，“进”是“稳”的最终目的，稳外贸稳外资应围绕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的“稳”和“进”两大目标，更加强调运用经济类政策工具，进一步发挥好市场作用，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挑战，创新探索“稳中求进”的着力点。

稳外贸关键在于增强外贸新动能新优势。稳外贸不仅要实现规模扩张，也要提高水平，推动外贸质升量稳。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常年逆差，占全球比重也较低，是未来扩大出口的一个潜力源。促进绿色贸易，既有利于绿色低碳产品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贸易品全生命周期的低碳转型。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加强推广，显著增强了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力，跨境电商及其相关的产业链正成为外贸新的增长极。这些外贸重点领域和新业态，既能给外贸带来新的成长空间，也能带动外贸迈向更高水平。以新动能拓展贸易增量新空间，应积极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领域的监管创新，出台促进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制度环境，支持加工贸易提档升级，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的增长点。外贸领域应坚持向数字化要效率，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鼓励海外企业整合国内外资源，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服务，推动市场采购与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实现融合发展；努力向绿色化拓增量，加强第三方碳服务机构与外贸企业对接，推动绿色贸易实现创新发展。

稳外资关键在于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当前我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潜力很大。我国经过长期快速发展，要素成本已有所提高，一些传统依靠廉价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需要转移出去，并将更多研发、销售、财务、咨询等服务功能型产业迁移进来，在动态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实现稳定外资的目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逐步缩短《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扩大服务领域开放，通过增加企业竞争场景，拥抱新技术新赛道，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赋能，达到外资“稳中求进”的目标。必须把优化营商环境放在稳外资的突出位置，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提升整体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稳外贸，稳外资，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外贸与外资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挥外贸外资的规模效应、制度效应和创新效应，筑实产业根基，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产品迭代，使外贸外资在深度融合中实现“稳中求进”。与此同时，在开放发展中必须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通过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调整优化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范围，健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继续保留外资准入限制。

（作者：陈辉煌，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