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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３月份以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又开始在海外频频活动，或接受采访，或参加集会，标榜自己怎样为西藏的人权、民主、自由而努力，宣称现在的藏族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唯有过去的西藏才是“自由的西藏”。
达赖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与铁的事实不符，也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感情相悖。
一问：达赖为什么不肯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
今年３月１０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纪念集会上竟宣称，“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达赖，曾经欢呼“从此，西藏人们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今天的达赖却矢口否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非是为“藏独”制造“历史根据”和“现实合理性”。
多位藏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史料表明，自元朝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行使着无可争辩的、有效的行政管辖。主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达赖否定历史上中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为今天“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寻找法理根据。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所谓的“流亡政府”，这是世界各国官方、正式、严肃的态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说，在世界语言学分类中，藏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系，藏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汉语中借用的词语；藏医藏药中包含了大量汉族医学及中医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也渗透到藏族传统文化之中，孔子被誉为神通王。片面地将西藏的民族特征作为西藏独立的理由，这是非常荒谬的。藏族的文化和宗教特征丝毫不妨碍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说，历史证明，所谓“西藏问题”和“西藏独立”，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达赖流亡国外这些年，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西方一些人的喜好，不断编织各种各样蛊惑人心的谎言，甚至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企图借助西方反华势力的帮助，为“藏独”制造“历史根据”和“现实合理性”。
二问：１９５９年西藏反动势力发动的是“和平抗暴”吗？
５０年前的３月１０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由于害怕失去统治地位和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这场武装叛乱很快失败，达赖随后逃亡印度，组建所谓“临时政府”。今年３月１０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纪念集会上，将５０年前的那场武装暴乱美化为“和平抗暴”。
尽管达赖一再否认，但他当时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却有力地揭露了所谓“和平抗暴”的历史真相。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拉萨发生叛乱后，达赖分别于１１日、１２日、１６日向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负责人写了三封信，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时隔５０年，达赖却出尔反尔，歪曲事实，将他曾经定性的“坏分子们”和“反动集团”说成是“被逼无奈”，将武装叛乱说成是“和平抗暴”。这是对和平这一美好词汇的践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说，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叛乱分子的代表召开会议，决定进行“西藏独立”运动。１３日，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下达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１８岁至６０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２０日，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发起武力攻击。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背叛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以被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抛弃而告终。仅仅两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取得了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２８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平息叛乱的任务。
达赖当时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彻底揭露了所谓“和平抗暴”的历史真相。达赖今天所持的态度与他当年对叛乱的认定截然相反。
三问：达赖有没有要求从西藏撤出解放军和遣返汉人？
３月１０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纪念集会上宣称，“我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源说，达赖１９８７年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将需要中国将军队和军事设施撤走”“只有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撤军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未来将有可能与汉人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第二条说：“西藏民族若要求生存，一定要停止人口转移，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达赖在１９８８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中又说，“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
根据达赖的设想，中国军队撤走后，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藏区”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
西藏“流亡政府”２００５年颁布的《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宣传手册》上明确写着，“‘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由达赖喇嘛提出，经民主程序确定的”，也就是说，是改不得的。西藏“流亡政府”头头桑东直到２００８年还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达赖关于从西藏撤出解放军和遣返汉人的分裂主义要求，是他的“中间道路”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不仅至今没有放弃，并且不断增加新的更加无理、蛮横的要求。
藏学专家指出，军队是一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连驻军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防归中央管’？可见，达赖集团的说法不但互相矛盾，而且本来就是骗人的谎话。”
四问：旧西藏是谁的“香格里拉”？
达赖不断吹嘘，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自由的西藏”，充满了人权、平等和自由。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说，达赖集团至今仍然为封建农奴制唱赞歌，称之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堂，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真的是让历史蒙羞。“但是，即使是最精致的谎言也无法抹去关于旧西藏的黑暗记忆。”
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虽然有人声称１９５９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１９４０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３８％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５１％的家庭吃不起酥油，７５％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掺和在一起的野草。“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赖本人在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拥有１６万两黄金，９５００万两白银，２万多件珠宝玉器，１万多件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其家族占有２７座庄园、３０个牧场，拥有６０００多名农牧奴。
旧西藏的寺庙和贵族都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和奴隶。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酷刑的刑具。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设立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就曾经打死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５００多人，有１２１人被关进监狱，８９人被流放，５３８人被逼迫当奴隶，１０２５人被逼迫逃亡，４８４名妇女被强奸。
旧西藏法典规定人分为三等九级，上上等人“命价即为与尸体等量的黄金”，而“妇女、流浪乞丐、铁匠、屠夫等”下下等人“偿命价为草绳一根”。旧西藏流行一句民谚：“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昔日的农奴们说：“泉水滴流的石头上，积满了万年青苔。我的脸上淌着泪水，仇恨深似大海！” 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达赖赞美的“自由的西藏”吗？
《俄罗斯报》资深评论员奥夫钦科夫指出，把十四世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可谓“绝顶荒谬且极端无耻”，“达赖对惨无人道的封建农奴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