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姓看病难，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此，新医改的重大举措与改革进程格外引人注目。然而，医改政策与措施出台了不少，但是百姓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多大缓解，在部分大城市的大医院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在初诊的基础上，推进并完善三级转诊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缓解百姓看病难的治本之策。三级转诊制度落实得好，不仅可以使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被优化利用，而且可以保障患者医得其所。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只是“看上去很美”，落实起来并不顺当甚至阻力重重。而这，正是百姓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福林，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风湿免疫科原主任，从事风湿免疫专业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诊断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是国内最权威的风湿免疫科专家之一。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看上病，退休返聘后，唐福林每周3天开设了普通、特需、夜间三种门诊，但他的号却一号难求。

患者：听听百姓挂号难的呐喊

北京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其知名度和权威性在全国首屈一指。

2010年9月23日，半月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打击号贩子行动，以往在专家出诊表前一站就围上一堆号贩子的情景不见了。门诊楼门口两侧台阶上依次堆满了各种占位置的物品，医院保安表示，免疫内科挂号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里登记拿号，第二天再按照登记顺序排队等候挂号，中间还要点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挂号资格。记者焦急地四处走动，表现出想要挂号。这时，一名看起来不太像就医者的男子数次想过来搭讪，最后仍是没敢。

然而，在百度“协和医院吧”里，“代挂协和医院专家号131xxxxxxxx”“为您跑腿，替您挂号”等字样的帖子却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记者挑选了几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均表示，要谁的号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只要提前把患者个人信息发给他们即可。根据医生挂号难易程度加价几百至数千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唐福林教授的号能不能便宜些时，一个号贩子说：“我们也不容易，就赚个跑腿钱，冬天冷夏天热的，现在又查这么严，逮着就拘留，抓进去多少个了，都没人敢干了。唐福林的号这么难挂，你还跟我讲价？”几番讨价还价未果，记者表示太贵了，还是自己去挂时，号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态度，大声说：“实话告诉你，不从我这买，你永远别想看上病，号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多着呢，排队的都是，能轮到你？爱买不买！”随即挂断了电话。

号贩子的嚣张使得普通群众看病难上加难。9月23日晚11点，记者看到，此时本应没人的门诊楼前，长椅上、花坛里、台阶上、地上或躺或坐满是彻夜排队的病人。

9月24日早5点50分，协和医院西院内，准备挂号的患者早已进入了门诊大厅，仅半个小时，每个挂号窗口前，100人的“长龙”就又加长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个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来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点来的，挂到自己这里就没号了。第二次早上4点来的，队伍在外面就已经排好了，到自己这里还是没有了。这次，他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到了医院门口，蹲了一夜，4点30分保安开始放人，他终于排在前面被领了进来。他说：“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医生：我们甚至在为号贩子打工

2010年10月28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协和医院西院对一号难求的唐福林教授进行采访。在门口，竟然见到一个“熟人”。上次想要跟记者搭讪的号贩子正坐在台阶上明目张胆地跟两名患者抬价：“不行，少于2000我们绝对不挂。”和一个月前风声较紧时判若两人。

在等待采访间隙，记者遇到了一位买号就诊的患者——山东的李女士她浑身疼痛，被丈夫搀扶着勉强靠在椅子上：“我花了2600元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唐教授的号，自己挂了一星期，实在挂不上，可是病不等人，吃住也太贵，不买咋办？”

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中午12点了。“抱歉，我一上午没动了，先去一趟洗手间。”唐教授的助理医生告诉记者，为了多看几个病人，几十年来他工作期间从不喝水，这样不用上洗手间，可以节省时间。他时常一次门诊看到下午三四点，看40几个病人。这个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肾功能。

说起号贩子，唐福林教授深恶痛绝。“我的普通号是14元，特需号300元，而现在却被炒到3000元。那些号贩子太可恶了，让我们的病人挂号难上加难。我已经退休，现在还给人看病，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我是医生。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到其他私立医院去坐诊，钱比现在的一个月4300元多多了。现在，我是在给病人看病，可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给号贩子打工。”

为了弄到号，号贩子不仅派人排队，还围追堵截唐福林，连上厕所时都缠着他，要跟他交朋友，请他吃饭，送他东西。“我不答应。搞不定我，他们就模仿我的笔迹造假，写得非常像，我经常看半天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后来我就改成签名加盖章，结果他们又照着刻了章，还是看不出真假。”不仅如此，号贩子还专门守在垃圾桶旁边捡患者扔掉的作废预约条，把有信息的那边撕掉，然后再找一张另一边干净的，拼成一张卖给患者。“一次，我的一个老病人拿着一张预约号来看病，我认识他，但不记得写过预约号给他，问他，他回答说买的，并有些鄙夷地说‘唐教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写预约号了’。言外之意是我自己写号拿出去卖，真是太冤枉了。”唐福林一脸的无奈。

“像我这个300元的特需号，只有25%的挂号费到自己手里，有的年轻医生拿到的还要少。我这么大年纪已经无所谓了，可是年轻人就不同。作为高风险和高工作强度的职业，在国外，医生的收入是很高的，但在国内，医生的收入不高，患者看病却非常贵，很多钱实际流入了号贩子手中。”面对猖獗的号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医生本人一直都在想办法打击，但收效甚微。

建议：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

“其实，我看过的病人里，有1/10完全没必要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力气到协和医院看病的。”唐福林教授说，曾经有病人抱怨，说自己大老远来的，排好几天队，花300块钱挂了个特需号，你也不给我好好捏一捏、敲一敲，几句话就给看完了。其实，这是因为他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有的病人从福建赶过来，非要挂我的号，说自己得了红斑狼疮，其实只是青春痘。这种盲目就医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还造成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唐福林教授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远程诊疗机制。首先，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视，对患者进行初步的诊疗，经过初诊，确认有必要到医院来看病的再来。有些复诊也可以通过远程诊疗完成，免去患者舟车劳顿，还可以节省一笔费用。

第二，大医院要与社区医院及专科医院建立联系，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应定期到社区和专科医院坐诊，为病人看病，并指导社区医生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健全转诊机制。现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有些患者的病不必在大医院就诊，或者需要在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就应该通过转诊机制转向社区或专科医院。“可惜我们现在这一块比较弱，几乎没有官方的转诊。对于需要转诊的病人，目前我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帮他们联系去其他医院诊治。当然，我只是建议，去与不去取决于患者及家属。”

第四，老教授对年轻医生实行传帮带，年轻医生应该是主力。“我们所有门诊的年轻医生都是医学博士，并已工作多年，都能独立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唐福林教授贴在诊室门上的提示。他认为，年轻人思维敏捷，知识更新快，水平并不逊于老专家。应该首先由他们进行诊断，实在疑难的病症再由老专家进行诊疗。这有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更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有的病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时候追进去给我塞钱，这点非常不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病了，我当然会尽心尽力为你治疗。但你要塞钱给我，我就不给你看病了。医患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互相信任。”唐福林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如果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患者，为他们着想，他们会对我们真正信任的。“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有的病人挂不上号又没钱治病，追着给我下跪，我走到哪他跪到哪。弄得我也要给他下跪时，他才肯站起来。这让我很心痛，我是医生，不是黄世仁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给你加号，甚至可以号召为你捐款，可是对每个病人都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医改，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