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选择了翻译工作，从没想过要放弃 中国网 胡迪摄

中国网: 您翻译了那么多的作品，您最满意的是这本《保尔·柯察金》吗？

高莽: 不是。早期喜欢翻那种斗志昂扬，胜利的，歌颂英雄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完全不喜欢这类东西了，也不是不喜欢，是我觉得那个时期过了，青春时期过了，而且那时候发现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是美化的，和现实不一样，现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写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有了美化的成分。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我又长出一个脑袋来，重新看人的关系，重新看世界，所以，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需要动脑子、需要了解人生，需要了解人的心灵的深层的东西，拷问人生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到一本阿赫玛托，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她最感动我的是她写的一首长诗叫做《安魂曲》。我为什么找阿赫玛托？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苏联共产党有一个决议，关于列宁格勒和新杂志的决议，这是用党中央的决议的方式来指导文艺发展，这是不行的。所以，决议在哈尔滨是我翻的，上海是其他同志翻的，好几个人都翻过，这个决议里面就专门骂阿赫玛托和佐辛科，佐辛科是写小说的，阿赫玛托是写诗的，是奔跑于教堂和闺房的一个不正派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北京图书馆，那时候刚开放，这是在过去属于禁书的，现在刚开放，可以借给我们看，而且这本书还是美国出的，不是苏联出的，我就借了阿赫玛托的诗选，看了她的《安魂曲》，我大受感动。

中国网: 对她是误解了。

高莽: 这是上面给我的任务，我翻的无所谓，责任不在我，但是我觉得我不仅翻译了内容，而且我接受了那个思想，就是对阿赫玛托的批评视角我是接受了。

后来在1954年的时候，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我跟阿赫玛托两个人住在一个楼里，所幸我们俩没见面，如果见的话，我可能还用我的那种观点看这个老太太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安魂曲》写她怎样在监狱门口，十七个月来回排队，看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完全无辜地被关在监狱里，因为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叫做古米廖夫，他被镇压了，到了后来平反的时候，他一句反苏的话也没有，一句反共的话也没有，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枪毙了，他儿子可能有些想法，三次被捕，她来回去看，她就写这么一段历史，当然她有很多发挥的。

中国网: 她对您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高莽: 我后来就特别喜欢她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到苏联去，或者是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去的时候，到圣彼得堡或者是到列宁格勒的时候，我都要想办法去看她的坟，她的坟离城很远的，一两个小时的，我专门要过去看看，给她献一束花，表示我的歉意。

中国网: 不过那个时候也是大环境所迫。

高莽: 这个很难完全用语言来表达。她那个墓是一个墙，实际上是象征着监牢，咱们说大墙后的，有一个小窗户口，有几个铁栏杆，那是象征着铁窗，但是后来苏联政府不允许，就把那个铁窗用她的浮雕像给掩盖了。后来我去的时候，老有人说，你需要我给你解释吗？我当时以为是一边解释一边向你要钱的，给你做向导。他们说不是的，我们是完全由于爱这个女诗人，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一块来看这个。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给我讲的，那是一个栏杆。

最后一次我和我女儿一块到彼得堡的时候，有一位老教授，汉学家，叫史葛林（音），他是在北京生的，后来培养了好几代青年汉学家，他也是，他比我稍微小一点，今年80岁吧，后来他知道我要去看阿赫玛托的坟，他说我开车去，我说你这么大年龄了，可以吗？他说，有驾驶照就可以。他得拄棍走。

中国网: 其实都是出于对她的一种景仰。

高莽: 后来去了，我们去找她的故居，费了很大劲，因为她的故居现在有人住，费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找到以后，她说你是第一位中国人来看她的故居的，我说，你是第一个帮助中国人找到她的故居的。后来我就知道越来越多了，后来我还知道阿赫玛托翻了屈原的《离骚》，那时候我就更感动了，还翻了李白的诗、李商隐的诗。

中国网: 也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俄国。

高莽: 她是根据别人逐字翻译成了俄文以后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