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2）”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将于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时50分在香山饭店大宴会厅开幕。论坛过程中还将发布2012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图片实录 视频下载 返回直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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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稳定宏观经济 推进结构性改革。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以后第二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等单位。

  2012-06-16 08:04:45

• 主持人:

  下面是大会第一项议程，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2012-06-16 08:13:26

• 主持人: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兆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盛来运司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历史系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拉尔斯·曼格努森教授。昨天刚兼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按前天专程从瑞典赶到北京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的老朋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驻华首席代表，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评论部副主任Vivek Arora，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石小敏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李晓西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教授，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目前在湘西挂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蔡志洲教授，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教授，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宁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科宁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委员经济社会室主编马宏伟博士，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王诚研究员。论坛丛书出版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杜瑞保教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艳，经济纵横杂志主编郭连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副主编刘英。

  2012-06-16 08:14:01

• 主持人: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社副社长曲直先生，香港经济导报社执行主编杨柏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立宏教授，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副局长王雷博士，中国社科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其他领导和专家学者，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需要特别向大家介绍的这次会务的总负责人徐雪教授。还有来自近百名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会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我为所有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地感谢。

  2012-06-16 08:26:08

• 主持人:

  另外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单位共有40余家。本次论坛将由中国网、中证网进行网络直播。

  下面我们进入大会第一项大会发言，首先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致辞。

  2012-06-16 08:28:13

• 刘树成: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以及尊敬的各位媒体领导和记者们，大家早上好！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到这一届已经是第六届了，第一届是从2007年开始的，每次论坛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大家高高兴兴会聚一堂来进行交流，参会学者都是各个专题领域的顶尖的或者知名的专家学者。每次论坛之后出一本文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五届的。我们的论坛到现在已经办出了品牌。特别是去年论坛以后，有些单位让我去讲一下形势，我说我们没有打过交道，你怎么让我去讲形势，他们说看过网络直播的经济增长周期论坛上你的言论，所以我们的论坛影响度越来越高。我们是几家主办单位：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在这里向主办单位的领导们表示感谢，会前会后各主办单位都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参加我们的论坛，给予我们支持。

  2012-06-16 08:28:59

• 刘树成:

  今年的会议又赶上了非常关键的时候，社会各界都在关注，都想听我们第六届各位专家学者再说点什么，发表点什么见解。今年又是特别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国内来讲当前经济的态势处在一个新的情况之下。首先今年要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际国内共同关注的。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回落，但是还没有回稳，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近30%的增长率，现在增长面临下移，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都会引起会内会外的关注。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解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蔓延，国际上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本次会议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希望大家有更多更好的意见发表出来。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2012-06-16 08:31:09

• 主持人:

  经济增长周期论坛在每年的6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微妙的时候。

  下面请东道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致辞。

  2012-06-16 08:33:07

• 王稼琼: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作为东道主，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在这里又隆重召开了，年龄上说论坛已经六岁了，能一直坚持下来并且内容不断创新，影响力不断扩大，难能可贵。去年又增加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里我代表首都经贸大学感谢我们的合作单位，特别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的通力合作。特别感谢和欢迎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论坛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各位同行以及新闻界媒体朋友。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波动很大，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首次预定低于8%。如何才能实现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经济目标，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给出有效的治理对策。本届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的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国内外的高等高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一起围绕主题“稳定宏观经济，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探讨，为克服经济困难献出我们的良策。

  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论坛之一，衷心地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为全球视角的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衷心地希望各位来宾一如既往支持和关心首都经贸大学的发展，我们的发展和上水平需要大家的帮扶，最后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2012-06-16 08:33:46

• 主持人:

  我们校长向来是一言九鼎，他说支持我们的论坛就一定会给予支持，在我们的发言之际，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已经入场。

  下面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吴邦国委员长亲点的中国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2012-06-16 08:36:26

• 郝如玉:

  尊敬的论坛组委会、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很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此向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并向第二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是我第四次应邀参加论坛，我是首次以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我很高兴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都在国内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我注意到从去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开始，标志着论坛的主题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生活质量。这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运行的质量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全国人大特别关心的问题。

  大家知道，2012年我国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国内外都处于非常复杂的形势。国际上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而国内政治、经济上都处于特定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已经下落，现在争论很大，有的人说这是必然结果，从中央十七大以来一直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必然结果是增速放慢。但是调整结构以后，GDP和就业联系非常紧密，就业又和维稳联系紧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召开论坛是很有远见的。

  2012-06-16 08:37:36

• 郝如玉:

  现在由于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政治问题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都有非常多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所以现在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决策的选择都处于非常难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关于税制，很多人提出我国现行的税制是间接税为主体的，从调节收入来看，是想以所得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来转化，从而推进税率。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极力主张这个的，我也非常崇拜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它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意识，这对国家民主法制的形成非常有好处。现在我到全国人大了，不光因为我的位置变了，和我接触的材料内容也不一样了，我看到了更多全国的情况、看到了全国政治、经济、民众的想法，现在我觉得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是适合国情的，向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转化是不太可能的。现行税制是先税后分，先收走然后分给劳动者，这样劳动者分的比较少。所得税为主体是先分后税，先把钱分给大家，再通过所得税拿回来。当直接从你身上征税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多利益主体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从维稳来看是特别值得考虑的。

  2012-06-16 08:39:58

• 郝如玉:

  我感触最深得是，我原来特别主张中国19个税种只有2个税立法了，其它的都是国务院的条例，现在是三个，去年出台了车船税。但是现在我知道直接税对民众来说刺激太大了，车船税的立法就是从按量征收改成按排量征收，一下子八万多条意见，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个人所得税更是这样了，25万条意见。最后我们表决的时候是不是认定三千作为起征点，常委会最后又进行了很大的争论，经过各方面的权衡就选了三千五。关于结构性减税的问题，税收对百姓来说太直接了，对百姓的情绪影响太大了。从发展来看，减税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结构性减税。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对于工薪税，对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也就占所有企业的，90%的小微企业的征税我们应该降它的税负，个人所得税是11个税目，第一个是工薪所得，工薪所得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会征到，这是劳动的报酬我们考虑要减税。小微企业也是一样。对于资本利得、财产租赁、财产转让所得，过去征管不太够，现在应该严格征管。我们个人所得税产生的非常晚，什么比较好控制呢？就是单位财务上代扣代缴最好控制，所以控制了这一拨人，形成了当前对工薪征税比较到位，而其他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现在要反过来做，我们要对其他的所得加强征收。

  2012-06-16 08:42:01

• 郝如玉: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稳定宏观经济，推进结构性改革”，再一次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特别注意到每一届论坛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都是具有前瞻性和准确性的，并且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此外，去年公布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世界银行的关注。这也是人大财经委非常关注的一件事，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希望论坛越办越好，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度开放的论坛，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与的智囊团。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2-06-16 08:46:33

• 主持人:

  下面请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曲直先生致辞。

  2012-06-16 08:48:04

• 曲直:

  尊敬的刘树成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2国际高峰论坛，特别是有机会与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国内外知名专家会面，听取大家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感到无比荣幸。作为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预祝今年的会议圆满成功。

  2012-06-16 08:48:22

• 曲直: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作为媒体人我一直关注这个具有影响力的高峰论坛，回想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论坛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正处于上升的周期，股市上涨、房价上涨、物价也在上涨。与会的领导和专家成就实时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过热，降低物价水平等，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对策和建议。会议主要内容通过新闻同行的努力在内地和香港得到了广泛传播。连续刊载专家发言的香港经济导报在香港热销，并受到了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有关领导的称赞。

  有趣的是，六年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这个周期与六年前有很多不同，如经济增长率快速回落，通货膨胀率虽然与六年前大体相同，目前处于下降过程中。中央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以稳增长为重点，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也比较积极。中央提出提出稳增长政策的时间不长，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的含义和发展趋势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导报今年5月也举办了中国经济下滑风险与稳增长的政策趋向的联合会，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也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对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与战略途径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积极的建议。

  今年我看到这次高峰论坛的日程和材料，不少领导和专家的发言都从不同角度认真研讨和分析，希望在今天和明天的大会发言、分组研讨中能与各位领导和专家有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并期待经过新闻同行的努力，把这些研究成果与社会分享。谢谢大家！

  2012-06-16 08:49:54

• 主持人:

  进入到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经济在加速下滑，这引起了人们广泛担忧。下面我们进入大会第二项大会发言阶段，请各位专家学者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发展及其他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首先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学者刘树成发言。刘树成主席是把经济周期理论和中国经济实践最早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不可能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2012-06-16 08:57:51

• 刘树成: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不可忽视GDP——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前面几位领导致辞中也提到在今年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是多种多样，不同的角度，我今天也是一个角度，作为第一个发言抛砖引玉，肯定会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主要讲三个层次的问题。一、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超预期较低位运行。二、原因分析：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三、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

  2012-06-16 08:58:48

• 刘树成: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季度数据看，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图）这个曲线给出了2000年-2012年的趋势，今年一季度是8.1%，以8.1%作为标尺也就是图中红线，可以看到一季度的8.1%是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2个季度中的最低增幅。再拉开看，是自2000年起12年来少有的6个低于8.1%的季度增长率的季度之一。前面在这个位置上，2000年四季度、2001年二季度、三季度曾经有过三季度的低于8.1%。在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又低于8.1%。从这个背景来看，今年一季度的8.1%是超预期的较低为运行。原来预期二季度有反弹，现在看二季度的反弹可能性比预期的可能小。

  月度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增长，以10%作为标尺分析。（图）今年4月份、5月份连续的都回落到10%以内。工业的月增长率回落到10%以内，根据经验判断GDP的增长就会到8%以下。今年4月，降到9.3%，也是低于社会普遍预期的。4月份的9.3%是2009年6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3个月以来的最低增幅。5月份虽然略高4月0.3个百分点，但是仍然低于10%。从2000年以来，149个月当中少有的15个低于10%的月份。其他的两处是2001年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2012-06-16 08:59:41

• 刘树成:

  在这个判断出有一个观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张大力度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刚刚沉寂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2012-06-16 09:01:44

• 刘树成:

  第二，原因分析。

  从目前学术界和社会理论各方面的分析看，对于今年经济进一步回落我梳理了七个方面的原因。这七个方面的原因都有道理。一是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是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是预期的结果，包括宏观调控中偏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二是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第一个原因是短期政策，第二个原因是中长期政策。三是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四是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五是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六是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利润下降。七是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以上原因也都存在，互相交叉起作用、互相叠加。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还有第八个原因，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地方的有些领导说不抓GDP，省心又省力。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如果说没有这个问题当然更好，我觉得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潜在问题。

  2012-06-16 09:02:30

• 刘树成: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赶上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相应防过热是为主的。今年我们又赶上了“双重推动年”，按照历史惯例应该着重防止经济趋热，但是反而经济增幅出现了较大的回落。当然也可能像1997年，当年增速回落的多一些。除此之外其他的双重推动年或者是经济回升比较大，1997年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的影响，如果存在上述所说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当中，我们需要把握好GDP增长的速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很快会产生“四高”问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导致随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的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无疑是正确的。

  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增速太低会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GDP是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分好，但是没有GDP蛋糕适度的做大就不能够分好这个蛋糕。第二个方面看，增速太低也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财政收入如果大幅度下降，则会有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实现也会受到影响。三是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从需求面反映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就影响到了收入。

  2012-06-16 09:04:07

• 刘树成:

  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常说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经济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现在我们提出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并非是说简单的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也不是重返高增长，也不是再次回归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的主线。

  经济增长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多少为宜呢？这个问题学术界大家共同关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提出一个角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多少为宜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前一段正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移一个大台阶。我个人认为，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移是突变过程，4个百分点忽然下来了，是突变过程还是渐进过程，这是需要讨论的。

  国际经验来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潜在增长率下移比较明显，二战以来下移的比较明显，比如日本。有的国家表现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比如韩国。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

  2012-06-16 09:07:57

• 刘树成:

  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很难给出精确的测算，可以测算，测算方法也很多，但是哪种很精确是很难把握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往往成为了经验的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来的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或者10%以下。前一段也有人提出了次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经过一个中高速阶段，然后再落到中速7%-9%。然后再落到中低速6%-8%，再落到低速5%以下，是有台阶的，不是高台跳水。这样最好是分阶段的下移。

  现实经济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平稳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握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落。特别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逐步推移的过程，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潜在经济率下移的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一定要直线下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然有高低波动。不论国内预测机构还是国际预测机构，预测两年，就是从2011年预测2012年要降，2013年接着降，就一直降下去了，这种观点也有发布。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处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但是不排除年度间或高或低的状况。比如说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2011年低。但预测2013年的时候，多数预测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2年略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2%，明年是8.8%。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5%，明年是8.7%。世界银行最近两次发布，去年11月发布2012年8.4%、2013年8.3%。今年4月又修订了，2012年是8.2%，2013年是8.6%。为什么2013年比2012年高，还有很多分析有待进一步探讨。

  今天借这个机会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作为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2-06-16 09:11:15

• 主持人:

  刘树成研究员的发言大概有这么几点意思，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的影响。第二，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移应当保持渐进的过程。第三，当前不可以忽视GDP，不要人为打压GDP的增长。这些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历史系主任拉尔斯·曼格努森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外部冲击”，让我们对他的发言表示热烈欢迎。

  2012-06-16 09:13:45

• 拉尔斯·曼格努森:

  大家早上好！我将会从西方国家的一个角度讲，我想说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可能每年都难以达到6%到7%的百分点的，这种比较很难进行非常好的比较，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比你们上面。另一方面，如果你看一下增长率，在我们的转型过程当中，在我们转向工业社会当中，我们当时经济增长率最高就是4%，在当时的工业转型期间，比你们的转型期间花了更长的时间，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这里我不会讲中国，因为你们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会讲一下当前的这种危机，在一个全球的角度讲，不会讲在中国面临的可能性，而是全球面临的危机。我会讲一下这些危机的核心。

  他们在全球的宏观经济当中起到不稳定的因素，另外为什么我们空降在这里？很可能有一些事情，比如到目前为止世界的一些政治家们以及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做的具体事情改变了现在的经济规则，我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世界宏观经济在过去20年当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就像1945年到1990年，为什么过去两年与20年前相比有这大多变化呢？有一些背后的原因，但是全球化的金融系统把大陆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其中的最好一个解释。

  不断增长的世界的竞争意思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的竞争因素变得更加激烈，当资金能够流动的时候，这样的劳动力也可以流动了。就像罗伯特瑞此和克林顿后来引用他的话所说的，我们总在恒定的追求一种更好的交易条件，这样就按时着一个大的公司会尽量的出包，或者到海外出包他们的工厂和投资。当然这种决策不仅仅给其他地方更低的工资和成本，但是这一可以更方便的进入他国的市场，以及更容易或者他国的支持和专家经验，而且他暗示着每一个以债券或者资产所构成的资本，可以很高速的买卖，这将会潜在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福利和聘用。

  2012-06-16 09:16:13

• 拉尔斯·曼格努森:

  有的国家公民发现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在面对全球背景时显得无力，在面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时，他们必须不断减少预算，要保证本国仍然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人来看，他们看不到政府为什么首先要削减这些赤字，这可能让他们觉得，他们对现有的民主体制不大感兴趣，从他们的背景来看，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介入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参与呢？没有多大必要。我简单介绍这点，现在的经济危机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经济危机可以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波动的金融世界也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因为它会影响国家对经济的立法，影响人们的信任，也影响社会福利和社会的动荡。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我们目前在哪里着陆的？

  毫无疑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以后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2008年秋天爆发的金融危机，它最明显的影响就是雷曼兄弟的破产，雷曼兄弟公司是2008年10月份破产的。雷曼兄弟的破产既有政治上的背景也有经济上的背景，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学家鲍尔格曼说的回到了萧条经济的时代，就是1990年中期以后回到了萧条经济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的金融资本流动开始大量涌现，人们的收入大幅增加，储蓄也增加，同时对银行的管制也放松了，新市场也开放了。有些与此相矛盾的是，有些人开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他们又在更大程度的实践着股东价值，让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一个主要趋势，因此股东管理者取代了股东，这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利益相关的股东在经济界的地位却一直在下降。还有人认为，养老基金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他们目光已经变得特别的短浅，也就是说他们对股市的立即升降产生反应，这种股市的快速增长，毫无疑问会对我们资金的流动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2012-06-16 09:20:26

• 拉尔斯·曼格努森:

  在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在东南亚、在韩国，是在199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在俄罗斯20世纪早期也看到了这种经济的下降，在西方国家，从2008年开始，我们也看到了债务危机。而且还有可能在实体经济的方面的衰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重回萧条经济时代必须看成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它必须与政治的放松管制有关，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治上开始对金融界放松了管制。放松管制会产生一些优点，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不过，在许多市场，比如说在欧洲和亚洲市场仍然还是高度管制的经济，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同时人们认为金融界放松管制是成功的，其实并不如此。一些国家他们没有受到资本控制家的影响，也没有受到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运营自由化的影响。因此，这种放松管制以及加速了投资活动，在这些国家的内外都加强了投资活动，会产生一些信贷危机，这种信贷危机已经导致了2008年产生了次贷危机，当然这是在美国出现的。

  2012-06-16 09:23:36

• 拉尔斯·曼格努森:

  在住房上、在消费者的信贷上，在相应的债券上都产生了一些危机，新的灵活的金融计划，是以对冲基金的形式出现的，已经使得让个人投资者不可能接触到某个具体资产的风险。因此，经过几十年的放松管制，人们已经不断让经济的下滑和衰退能够大幅度的回升，同时这种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它进入了全球的政治界，在全球没有人能够掌控这种局面。说实话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有一些新出现的经济超级大国，它们是想来替代美国，当然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但是不可能取代美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稳定全球的经济。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和中国，能够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稳定，至少他们可以为全球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一个稳定的全球机制，应该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相符合，也应该避免全球经济上的，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而出现过度的不稳定。我们的一些机构，其中的一些是非常好的，他们的工作做的也非常不错，比如说IMF、WTO、世界银行，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他们不能够为一些国家毫无节制的行为进行限制。实际上，许多的经营都是竞争性很高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今天在全球市场，我们看到人们需要有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出现，能够在混乱状态中建立一个稳定的局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从哪个方向看到这种新的超级大国出现。

  2012-06-16 09:25:12

• 拉尔斯·曼格努森:

  目前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第一是金融泡沫，这是因为雷曼兄弟在2008年破产而显示出来的，在破产之前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危机了。第二是需求和失业的危机，这是在2009年出现的，这导致许多国家的GDP快速下降，我所在的国家瑞典，经济状况仍然很不错，2009年瑞典经济的下滑幅度不到6%，与其他很多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了。第三是预算和债务危机，这种危机很明显，是从2010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目前面对的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欧洲的希腊有这种债务危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不能按时偿还债务，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我们不知道，这种结果是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从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债务危机出现，这种顺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09年经济严重下滑，导致失业率上升，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特别是对那些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很高的国家，以及出现了债务赤字的国家，特别是那些PIGS国家以及爱尔兰和冰岛，这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要进行更多的借贷活动，因此这些国家要对国家借贷所支付的利率大幅上升。到目前为止，在欧盟国家，特别是在欧元区成员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全球金融市场认为这种储备资金来为一些债务国家进行借贷的风险很高，比如德国和瑞典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在2010年出现的。

  2012-06-16 09:28:24

• 拉尔斯·曼格努森:

  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看，我们吸收什么样的教训呢？西欧和美国当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雷曼兄弟的破产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市场的力量，我们还要适当的处理市场的力量，来对市场形势进行管理。就是说，我们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资本重组，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后，突然这种推移的政策已经停止了。从2010年开始采取的措施，一直是施行节俭政策，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这种节制政策。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要不断地进行储蓄资金，特别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的前总统萨科齐，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的政策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要储蓄资金，他们的一些节制措施从2010年就开始实施了，这所谓的欧盟预算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太激进了，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瑟里兹把它称为经济的“自杀式”的方案，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在同时都存下一些钱，这肯定会导致需求的下降和经济的衰退，而且对发展会产生严重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要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第二就是要采取一些经济节俭的政策，现在我们是在第三个阶段，我们是力求再度实现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欧洲许多国家人们债务非常高，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政策呢？这是我们目前的处境。

  2012-06-16 09:31:05

• 拉尔斯·曼格努森:

  刚才我说有些事情必须要做，是为了停止目前的金融危机。首先人们谈了很多结构性的改革，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积极性，来促进社会福利，来改变养老金系统，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对就业友好的政策，结构性改革有许多建议，在流动上、在劳动力上、在资本上、在资金上都有很多的建议。另外一个方面，人们建议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与管制相关的，对金融体系进行管制。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减少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而且对金融体系要进行更多的管制，还有一些讨论，我们讨论的是税收体系，当然还要减少预算赤字，增加税收，在一些国家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较高的税，我们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这些方法，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长期的结构，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执行力上面的合作性。财务方面的立法，更多的税收，尽量的减少预算，这也许需要长期的战略，但是在短期如果希望解决巨大的问题，如果通过需求来说是不太现实，因为对于较高税的话，会降低增长率。

  2012-06-16 09:34:55

• 拉尔斯·曼格努森:

  为什么当前没有一个固定的解决方案，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看一下在希腊这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这样一个新政府的大选，星期日就要出炉了，有了计划选项，一个是他们将会保守的，尽量进行一种合作，把保守一方占据主流，可以在欧盟进行合作，包括国际的监控和保守政策。另一方面，事情可能会很快解决，他们尽可能做一些政策，争取为未来争取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如果左派赢了的话，在政治版图上你会看到一个条件，他们和欧盟、IMF将会进行一种打包的政策，我们也不知道最后谁会占上风，IMF和欧盟也许会说不行，你们不能走的太远，你们必须现在偿还以前欠的债，有这样一个条件，可能希腊会在债务上失败，不能还债，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建议你们仔细看一下电视机，看看到底希腊发生了什么。谢谢大家。

  2012-06-16 09:38:47

• 主持人:

  拉尔斯·曼格努森先生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认为全球面临的危机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危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泡沫，第二个阶段是GDP快速下滑，第三个阶段是预算和债务危机。我们目前正面临着第三个阶段。要解决这个危机，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干预，也不能依赖于人们的节俭和储蓄，应当刺激经济增长，不要让市场自发的调节经济。但是怎么在高债务下刺激经济增长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让IMF和欧盟辩论，看看谁胜，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下面请中国最高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做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2012-06-16 09:44:39

• 裴长洪:

  谢谢主持人，最高的研究机构恐怕名不符实。我的题目得做一下说明，近两年以我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主要研究团队的队伍，这两年在广东、在上海、在杭州三个目前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做了关于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今天可能像张平、刘霞辉等研究员都会谈谈他们参与这些研究的看法和认识，尽管我们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我今天在这里谈的是杭州市给我们下一阶段关于转型升级研究任务的一个题目，人家希望这个结构调整不但从产业上，不但从所有制结构等各方面进行研究讨论，还要深入到企业去，企业到底转型升级究竟应当走什么路子，因为结构调整的最重要路子在企业上，我讲一下对这个题目的思考供大家参考。

  2012-06-16 09:45:08

• 裴长洪:

  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就不说了，一些企业希望我们有强刺激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恐怕还得回到目前的宏观政策环境，按照我们的说法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的环境下考虑自己的事情，一般来讲，企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大家会想到资本替代、技术替代，就是这个企业怎么通过设备投资、怎么通过改进技术，总而言之要花钱，通过投资来弱化过度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状态，也有很多企业是这样做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广东调查也发现，很多企业都是通过大量投资、大量的资本替代、技术替代，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走这条路子，当然也很好，只要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前面的这条路子，只能是那些有投资能力的企业能够这样做，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大规模投资的能力，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在加工制造业当中，低端的加工制造业恐怕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他们怎么办？他们需要不需要转型升级，答案是肯定的，他们需要转型升级。他们转型升级做什么呢？他们又没有钱，当然也有别的路径，比如说通过强化管理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强化资源检查等等，像这样的一些措施把现有的工作做好、做优，这也是日本人讲的“良品制造”，实际上在中国的一些企业，相当的一些企业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在分工当中只能处在低端的地位，但是分工中的低端，不等于要求产品质量、工艺技术就一定是低端，甚至也不一定谈判地位就低端，比如说和人家做贴牌加工做的很好，你这个牌子只有贴在我这个企业身上，这个牌子才有名堂，假如说我不贴你的牌子，我做的很好，我要贴别人的牌子，他甚至可以炒掉品牌商，他的谈判地位就提高了，所以低端制造未必地位就一定是低端的，所以高端、低端是有辩证法的，但是现在影响我们大多数的低端加工企业变成这种优秀的制造商，它的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于我们的劳动制度。我们现在的沿海的一些企业，据我们了解，大概是普通工人半年换一批，技术工人很难招进来，丝毫都没有能力资本的积累，我们现在一讲能力资本就是博士、科研队伍，但是现在企业最缺乏的就是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前两天我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对我说，他在国防大学听课，他说我们解放军现在最先进的部队的操作手都是初中生，我们现在在一线劳动的，在真正生产线上的工人，技术积累非常不够，过去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当过工厂的二级工，那时候的八级工确实是有水平的，但是要熬到八级工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力是熬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制度很妨碍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升级，并不是没有升级的路径，关键是有很多障碍的因素。

  2012-06-16 09:49:26

• 裴长洪:

  第二个路径：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我们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是自己转型的，可以变成服务型制造，什么意思呢？这个思想主要来源于外包，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的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调整，因为贸易自由化、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原来企业的理念是做大做强，后来他们发现可以做专做强，我可以把业务外包，把非核心的辅助业务都外包，目的是使自己做专做强，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这种转型在跨国公司当中已经发生了，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说IBM公司，IBM公司最后就是自己的服务收入在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收入的比重下降，甚至降到了一半以下，所以前几年IBM公司把电脑的生产线卖给我们联想集团了，我们的媒体欢呼，说你看我们多厉害，现在把IBM公司的电脑生产线收购了，当然这也很值得骄傲，但是作为IBM公司来讲，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型，它要把自己变成服务供应商，当然还有一点儿制造。

  我们现在企业的问题是外包比较困难，外包的困难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包以后市场交易很困难，我们的营商环境比较糟糕。第二方面是企业的经营理念，我们现在的理念是做大做强，而且政府也鼓励你做大做强，这个也对，做大了可以再批200亩地，企业也得到激励。实际上在市场交易方面，在国际上也是困难的，也有风险，因此在国际经济学，在营销学当中有一个新概念叫什么呢？供应链管理。实际上通过发包和接包的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供应链的内部市场，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弱化外部市场交易的困难，这是国际上的经验。这种实践实际上为我们打开了企业转型的一条思路，我们的外包不一定要和接包的企业脱离关系，这种市场关系可以建立在内部化的市场的关系上。

  在我们国家，这种服务型的制造也是有案例的，比如说广东，他们许多加工贸易的企业，原来就叫OEM贴牌加工，后来发现无论是外销还是内销都要有自己的设计，一些企业一边做设计、一边做加工，就变成了设计加工，慢慢一些企业除了给自己做设计，也给别人做设计，这就开始变成了服务供应商。最后可以变成完全的服务供应商，和其他的加工企业也是一种内部市场的关系。

  2012-06-16 09:54:07

• 裴长洪:

  还有别的案例，比如说杭州娃哈哈矿泉水，这一家企业大家都知道，前两年它的营业额已经是500亿，一家卖钱塘江水的企业，能够把钱塘江水卖出500亿来应该是很厉害的，矿泉水有什么高不可攀的技术门槛？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管理障碍？都没有。它的诀窍就是不断生产外包、营销外包，所以大家拿到的娃哈哈矿泉水指不定是哪里的水，可能是钱塘江的，也可能是黑龙江的，还有可能是潮白河的。这就是这个企业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制造的路径。可以说在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案例，而且不仅仅是你有一定的技术诀窍或者技术专利能够这样做，不一定，你有某种核心竞争力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2012-06-16 09:56:42

• 裴长洪:

  第三个路径就是改造商品市场。我发现目前在经济管理实践当中，从政府来讲，政府部门搞领导最有经验的是什么市事情呢？搞开发区，上项目，这是最有经验的。但是说到商品流动领域，很多领导不是太熟悉，同样在我们的教学研究界对中国的商品流通研究也很不多，就商品流通来讲是重内贸、轻内贸，到底我们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是很清楚。这是我们转型升级的一大问题，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断周期性的物价上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在世界上是最有特色的，这个特色特在哪里呢？特在我们的商品市场，我们现在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像零售商、超市等，这些我们和国外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沃尔玛、家乐福、苏宁、国美这样的零售商既搞批发贸易又搞零售贸易，所谓全球采购、全球销售，这种的大型贸易商，还有在城市里的大量批发贸易商，再多一些商品种类，比如说建材、化工产品，在我们的居民生活中见的就不多了，你走到外面一看，中国将近9万多家的商品市场，这个商品市场既搞批发贸易又搞零售贸易，一看这些批发商、零售商都是什么呢？我们商品市场的组织形式非常的独特。它的组织就是商业地产商加上各种分散的商户，再加上各类的服务供应商，再加上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商场，既搞批发贸易又搞零售贸易，目前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中，50%以上的批发贸易是在商品市场里完成的，绝大多数的农产品是在商品市场里完成的，而且我们的农产品流通是两头批发，场地批发一道到销地又批发一道，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流通成本高。

  2012-06-16 09:58:12

• 裴长洪:

  我们是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高中低的类型很多，最高级的阶段，我个人认为大概是义乌这样的商品市场，当然这样的商品市场全国不会超过100家，特点是一方面有制造业做基础，同时这个商品流通和各种服务业相结合，有商贸、会展、旅游、运输、酒店服务、金融服务等等，产业链非常长，而且商户的质量比较高。这样的商品市场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了一条流通组织、流通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生产企业转型升级远远不够，大量的商贸企业、服务企业也需要转型升级，但是方向在哪里呢？我在基层搞调研，领导问我们有什么抓手呢？我个人认为抓手就是改造商品市场。如果全国的商品市场有三分之一能够达到义乌这样的水平，我们的流通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同时对商品市场的研究，确实是研究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2012-06-16 10:00:40

• 裴长洪:

  第四个路径：走出去。到海外建立生产经营基地，利用海外的生产经营资源，利用技术市场，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实际上做起来也很难。且不说它有很多风险，当然还有很多国内扶持的因素，我们的政策支持也不够。但是普遍有一个误解，觉得落后的地方可能劳动力就一定比中国的便宜，这可不一定。比如说非洲很落后，非洲的劳动力不一定比中国便宜，因为非洲人的劳动制度、保障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比中国的要求要高。实际上中国这种制造型的企业走出去成功的案例不是非常多。海尔在美国搞了一个企业，我问青岛市的商务局，问他们搞的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怎么不去调查一下呢？他们说我们不敢调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海尔的董事长是中央委员，青岛市委书记不是中央委员，我们比他低，所以不敢去调查。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真搞得很好，那肯定国内有很多宣传，之所以不做宣传就是不好意思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除了走出去，还有一个就是走到中国的内地去。中国的内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到河南郑州，那条生产线没有什么改变，实事求是地讲富士通的生产线从制造业水平讲不是很低，到了河南以后，那家加工企业是10万人，去年一家企业的出口是100亿美元，所以河南省欢呼，去年2月底我在河南开会，他们的领导很高兴说打造内陆开放性高地，就是因为有了富士康去年100亿的成功经验，他们今年要搞300亿，今年一季度全国外贸出口数字都不好看，但是就河南好，原因是因为富士康这家企业。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

  2012-06-16 10:01:50

• 裴长洪:

  我在浙江讲这个案例，企业家就和我说，你讲的都是大企业，因为富士康企业的老总郭台铭，他到了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都要见他，没有人敢招惹他，他说我们到河南不被人家吃掉了吗？这也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去年在广东调查，广东的产业转移，他们说“腾笼换鸟”，当然也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为什么不成功呢？这个鸟走了，产业链就断了，没有新的鸟进笼子来了，或者有的企业转出去了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企业这种转移，像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转移就遇到这两个难题，这样的路径能不能走的通呢？我觉得需要依旧，当然我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确实需要实践。第一个问题，小企业到内地去怎么生存？恐怕单家企业确实很难生存，但是在沿海地区，企业一般都是扎堆，是不是应该集群式的转移？集群式的转移可能就需要转出地和转入地的政府做协商，因为有一个交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腾笼换鸟”，鸟没了笼子空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是转出地和转入地的产业分工问题，也就是刚才讲的服务型制造供应链的内部市场关系怎么建立的问题，这可能都是一些新问题，在企业的转型升级当中，我相信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能够提供一些发展的方向。

  2012-06-16 10:06:15

• 裴长洪:

  在转型过程当中，政府做什么呢？过去我们的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活动，重要的内容是批地，土地批组搞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这是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或者重要内容，可以说不少地方，包括中西部地区，那些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一天到晚忙这个事情，当然还有别的，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这种事情在企业抓性升级，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可能会成为经济管理活动的次要内容，就像在广东搞调查没有地了，上海恐怕更是这样，政府干什么呢？政府的注意力就需要转移，从土地的资源开发向土地的节约利用方面转移。比如在城市的管理当中，城市的中心区包括建成区向城区过渡，好多规划需要调整，城市要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过去开发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开发区基本上是生产型的，到底服务业的功能怎么体现？这一般都很少考虑。但事实上现在的发展，开发区要向建城区过渡，最大的标志就是服务功能要配套。服务业需要在里面得到发展，这是城市政府要考虑的问题。土地怎么集约利用？向建城区过渡当中服务业怎么发展？城市怎么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怎么安排？主要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这方面来。当然还有别的，就是总结企业的经验，发现典型，首先要提高你自己的认识，我们做调查研究的首先要提高你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典型来引导企业实现典型升级。

  2012-06-16 10:07:33

• 裴长洪:

  比如刚才讲的服务型制造，假如一个地区有更多的服务型制造企业，第一年有50家，第二年有100家，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企业，先从企业开始转型，它的服务业就发展了，服务业供应商就发展了，而且这种发展肯定是有一个效率保障的。现在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现在各地说发展服务业，领导的压力也很大，我去江阴，江阴的市委书记和我们讲，他们怎么怎么先进，听上去很先进，但是有一个苦恼，领导一问服务业比重太低，他就很难以启齿讲这个问题。像江阴市这种地方就适合搞第二产业、搞工业，而且它的工业效率就很高，现在非逼他搞服务业，一个县域面积大概不到1000平方公里，离无锡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完全可以江阴就是地方制造业，无锡搞服务业，这样有区域之间的分工，完全也是可以的。但有时候我们的领导不讲这个，就要求你必须发展服务业，结果他也不得不下很多指令，用很多资源搞服务业，结果效率很低。这样就可能使我们的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的效率都很低，就会出现我们在上海调研里面所说的结构性减速的现象。这是在经济管理实践当中要研究的问题。

  2012-06-16 10:10:12

• 裴长洪:

  再就是关于集群式的转移，以及本地企业和转入地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的联系，也就是内部市场关系问题，这就超出了以往政府管理经济活动实践的范围，需要重新探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12-06-16 10:12:00

• 主持人:

  裴所长作了精彩发言，当前企业转型升级到了关键时期，要做好企业的转型升级，裴所长提出了五个路径，通过这五个路径转型升级必须发挥政府正确的作用，这对于目前企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宏观经济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2-06-16 10:13:24

• 主持人:

  第一小节的会议到此结束，下面是茶歇时间。

  2012-06-16 10:15:36

• 张平:

  这一节我们就将继续，主题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三位主题发言人的演讲，每个人有20分钟。此外一个重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由于上一节耽误了半个小时，所以我们的时间也会延迟，所以《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得到12点才能发布，现在我们第一位发言人有请国家货币基金委员会的Vivek·Arora先生为我们演讲：资本流动流动：最近经验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

  2012-06-16 10:35:08

• Vivek·Arora: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给大家演讲。我非常高兴回到中国，但是我知道要提讲国际的角度，而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因为在这里中国人更有资格来谈中国，就像很多发言人所说的的那样，现在是全世界很困难的时候，很多国家在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也不可避免。现在有很多风险，甚至希腊大选马上就要出来了，我想简短说一下，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和关注他们自己的问题。尤其在中国，一直使使我感觉移动我的，也一直在移动大家的，是中国解决长期的策略问题，甚至今天有一个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问题，这些都是长期的问题，现在这些消费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很多人在这方面进行沟通，包括国家的一些政策，我在这里相对关注一个窄的方面，就是资金流动，现在并不是因为这不是今天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而且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有用的，中国现在在讨论全球货币系统的时候，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中国的货币更走向世界化。很多国家他们可以看到中国成功运行货币方面的改革，他们可以向全世界提供教训，尤其是一些货币兑换的正确方面。我们在这里说到资本的流动，所以货币自由化流动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管理货币流进和流出，因为很多人有这方面反对的声音，但当前首先的一种讨论就是大家需要全球的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来管理资金流，以及管理他们的流入和流入。

  2012-06-16 11:02:09

• Vivek·Arora:

  自由化的安全问题。我们要面临这种风险，但是也有好处，但是怎么在风险和好处当中找到一种均衡。其中很重点的一个词儿，美国和欧洲的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对全球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国际体系的问题，有些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仅仅是政策上一点小的变化，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蝴蝶效应。

  首先，因为我确实对中国有兴趣，我将对中国方面做出少量的评论。首先我想说，全球的经济现在危险性仍然高，世界上很多地方增长很慢，最新的预测当中，2012年仍然是负增长，中国差不多是8个百分点，我相信世界的其他地方是稳定的。看一下欧洲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欧元系统会受到什么冲击，在美国的债券会出现什么问题，主要就在于全世界经济当中，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不可避免地曝露在世界经济面前，有人说这可能是使中国受益，实际不是的，中国现在已经充分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总是有挑战的，甚至增长低于8%，现在仍然有一种挑战性，多少我们怎么样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问题，以及环境友好型的增长。

  2012-06-16 11:04:18

• Vivek·Arora:

  我们中国刚刚发布了“十二五”计划，非常综合性，要重构经济，并且要从过去的过度依赖出口，到现在更多依赖国内消费的转型，我想过去过于依赖输外，现在我们看看它到底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因为全世界现在稳定性比较低，这种不稳定性随后会转移到中国，投资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会充分驱动资金的积累，但是有时候非常高的风险，包括一些不能回来的贷款等等，包括一些劳动力成本过低问题等等，所以长期来讲，这种政策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我觉得这是一个疑问。现在中国是“十二五”计划时期，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到，财务这方面有哪些影响呢？对中小企业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充分鼓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不是解决了社会的问题呢？包括教育系统是不是有了好的作用呢？在这个部分，是中国需要重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所我们再回到资本流动的问题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概念，我相信我主要想说明的点就是全世界有这样一种讨论，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种资本的流动，这样的一种资本会影响全球的经济，会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在全球讨论关于不均衡之中，就像支付均衡，除了经常帐户还有一个资本帐户，这是资本帐户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资本计算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资本的流动有这样的影响，尤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有影响地，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当中。问题就在于，这里没有哪一个固定的方面，当前我们说到货币，毕竟是要进行交换的，我想大家都希望货币在交易当中是安全的，大家现在从购买当中，有的国家他们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外汇储备，有的人使用新的财政政策，有的人进行新的资本控制，现在很难达到一种共识，就是这种政策是合适的还是错误的。

  2012-06-16 11:06:45

• Vivek·Arora:

  国际社区在最近几个月当中，大家一直希望有一种共同的认知，G20去年发布了一些结论，确实IMF也做了一些工作，关于资本流动的情况。我主要的想法是，并不是有这样一种固定的指南和规则，然后每一个国家都得遵循这样的蓝图，并不是这样的，更多的问题是在于很多的国家有他们自己的资本流动，很多国家有很巨大的资本流动，但是有很大的稳定性，把所有的这些经验放在一起，我们到底怎么样从资金流动量大并且稳定性大的国家获得一些教训，就像G20所说的，他们有一些结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基本的资料，关于资本自由化和怎么样管理资本的流动，以及像美国这样一些资本源泉国家怎么控制他们的现金流。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自由化，大家都充分理解，我们的资本自由化能够解决成本的问题，降低成本。如果我们资本的市场更加开放的话，它使得中国的人和公司可以多样化他们对资本的获得途径，所以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性，这将会允许小的企业和消费者更容易获得一些资本，因为我们国内开放资本的帐户可以拥有全世界的资本，这块有一个非常好的方面。

  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出现在如果开放出一个资本帐户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整个市场上会逐渐开放资本的帐户。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我相信也许对某些国家可能给不出那么多的好处，大家现在像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他们肯定能从自由化当中得到好处，同时有一个自由化的成本问题。如果你有这样一种现金流，可能显示出国内的过热或者改变了一些交换率等等问题，这里确实有这么一种权衡，到底是自由化还是它的成本，这个问题现在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不能光依靠自己，我想大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的好处和成本，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自由化，到底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依赖与具体国家的情况，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选择希望能够自由化的话，那么到底怎么实现自由化，怎么安全获取，而避免承受风险，这是我们当前要考虑的一个焦点。

  2012-06-16 11:10:36

• Vivek·Arora:

  自由化的过程，三个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是预先条件，一个是顺序以及速度。关于预先条件，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一些教训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很有力的系统、有力的机制、有力的监管，在我们进行自由化之前，现在监管很差或者没有这样先进机构的话，或者没有很熟练的财政系统，有时候甚至使用这套自由化却不理它，从而产生一些问题，这些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需要再提醒你们。顺序这块，有的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银行等等，资金有短期、长期的问题，所有这些现金流当中，到底选择先开放哪个应用工具。现在有的人认为小的风险流应该最先开放，外国的直接投资等等，长期优先于短期，输入优先于输出，中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战略。

  全球的危机基本上来自于某些信息，我们首先应该先进行监管。我们按照正确的顺序去进行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想法，自由化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一定要去做的，尤其一些新兴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希望进入下一个阶段，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需要从资本自由化当中获得好处，他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俄罗斯，这些国家都开始显示出这样不同方式逐渐开放的资本帐户，并不是非常快的开放全了，但是是逐渐的，中国现在也在遵循这样的趋势，中国的资本帐户已经在80年代开放了，达到顶峰是1994年那时候有一个关于外国投资的进一步的自由化，包括1994年又开放了汇率，包括2001年加入WTO，我们又有了“十二五”计划，这次我们把资本自由化、人民币的商品化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在中国是朝向这样的一种方向，这是国际社会都希望看到的，我相信这将会在未来得到支持。

  2012-06-16 11:13:41

• Vivek·Arora:

  资金输入在输出之前，长期比短期更加优先，这样的话，方向还是朝向整个往外走的自由化。政府逐渐宣布了未来的一些步骤，包括更多外国投资在人民币的资产投资，等等这些政策。我想在未来，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们相信会跟随这样一种人民币的趋势。这是和国际经验所建议的正确方法是一致的，它也和改革开放总的趋势是一致的。70年代你们有了改革开放政策，试图增加和国际的竞争和交流。不光是中国和外国企业之间，中国国内企业的一些竞争，大家都鼓励这样一种竞争和交流。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一些政策，所有的这些都需要资本帐户来支持，中国到底往哪移呢？可以说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对全球如此重要，和全球的经济充分整合了，所以在中国变化的政策，包括一些资本帐户的政策都一种潜力去影响全世界。所以它到底怎么样塑造全世界呢？很难预测。但是我想中国肯定有一些影响，包括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会更加灵活，很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尤其在亚洲。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个供应链当中的核心环节，很多像越南、菲律宾、荷兰，他们都把产品供应给中国，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再提升原来的价值再出口到美国、欧洲。我们现在有一种调查，其他的亚洲国家允许他们更加灵活的兑换人民币。如果资本输入在中国增加的话，把中国作为一个目的地的话，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更加强壮，有更多的一些劳动力，所以外国的投资会更多进入中国，这个没有人太多反对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稳定增长，这样我们也有理由继续相信外国投资会继续增长。相对于输入，输入有时候我们要控制，它的提升增长比较困难，有时候我们要监控钱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方面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一方面向外流的自由化，给中国更多机会多样化向外的投资，他们需要往外流这个钱，另面全球的经济并不像中国那么稳定，因为这样的汇报有时候很低，风险很高。获得好处到底能否弥补其中的风险是一个重要考虑。整体上讲，流入和流出应该是很大的。

  2012-06-16 11:23:50

• Vivek·Arora:

  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比如今天早上提到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改革。从长期来讲，这种自由化肯定产生很好的结果，我相信中国这样的GDP的增速对全世界的GDP增速产生影响，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解释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自由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回到有些国际的教训，有些关键的问题，输入、输出、资金的原产国，像那些新兴经济体的进入，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非常有用，因为全球现在经济比较弱，有些国家通过一些对于汇率政策改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包括像CFM等等方法能够进行这样一种控制，再就是加强本国的保护，在这里资本的流入可以成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工具，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种资本的人性，惩罚那些总是使用外国货币的。你不能去换这个钱，不能有过大的钱流入，一定要把政策进行很好的预算。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来将，尤其在较大的金融市场上，你们要很好的解决这样一种可变性，提供很好的一种政策，至于资本输出的话，我觉得输出这块可能有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很好的监管系统。这里边有一个规则就是使用这样一种钱的输出，使用这样一种方法，避免一些巨大的调整，避免突然的戏剧性的调整。

  如果说到资金自由化的话，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一下资金输出国国家的政策，你们知道并不光是新兴市场国家加入资金流动，主要的一些资金流动是来自于有钱的国家，在这种全球危机的时候，资金流动也就崩塌了，因为经济崩塌了。新兴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是接收的主要国家，非常重要是，不光是看新兴国家政策，也要看资本输出国家的政策，我的意思就是吸取这样的教训，实际上中国的政策对于全世界非常重要，如果较差的金融监管将使世界的危机扩大。有些强有力的国家，包括资金输出国家，他们的资金货币政策对于整个资本流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到底其他的国家，包括资本接收国和资本输出国的政策怎么样，我想这不光对国内是很重要的一点。非常感谢。

  2012-06-16 11:24:04

• 张平:

  非常感谢Vivek Arora的精彩发言，他提出了帐户开放的顺序，而且这方面有大量的资料，因为我不断提醒他时间，耽误了他很多精彩的讲演，表示遗憾，我们可以在底下再交流。

  下面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院长，发言的题目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波长与政策冲击。经济周期一直是本论坛的一个核心议题，郎院长一直继承了张院长的题制，继续接过经济波动周期的做法，下面有请。

  2012-06-16 11:29:35

• 郎丽华:

  因为张老师一会儿要做一个指数发布，所以我代表他。

  发言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经济周期的规律与本轮经济波长的波长。第二是政策冲击与本轮经济周期的波长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第四是对新一轮政府行为的态度和政策取向的建议。

  2012-06-16 11:31:17

• 郎丽华: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本轮经济周期的波长。首先看一下经济周期的规律，我们看到了尽管世界经济运行受各种因素的冲击显得杂乱无章，但还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从世界经济周期的波谷来看平均9-1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世界经济的衰退，并进入波谷，这是符合苏格拉周期的典型特征的。

  首先看一下世界经济运行周期。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运行从波谷来看，经济了三个周期，1982年到1991年是第一个周期，1991年到2001年是第二个周期，2001年到2009年是第三个周期。波谷年分别是1982年、1991年、2001年和2009年。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这是世界经济运用周期情况。

  世界经济运行周期在很大情况上受大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主要受美国经济周期的运行。把美国经济运行周期和世界经济运行放到一起看一下。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经济运行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三个周期，波谷年分别是1982年、1991年、2001年和2009年，平均波长也是九年。为什么美国经济会影响世界经过周期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世界经济周期的运行情况。中国对世界经济周期会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世界经济周期影响越来越明显，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以2005年为一个线的话，2005年以前中国与世界经济运行周期不是特别匹配，2005年世界经济开始往上走，但是美国经济已经下调，到2009年美国经济达到低谷。世界经济从2005年开始上行到2007年才开始下行，这个情况正好受中国经济的影响。因为中国是2005年经济上行，到2007年达到波峰，2007年以后开始下行。所以可以这样预测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2012-06-16 11:37:50

• 郎丽华:

  中国经济周期呈现什么样的特点？1978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周期从波谷年来看经历了三个周期，这三个周期分别是1981年-1990年、1990年-1999年、1999年-2010年还是2009年，一会儿解释一下。波谷年可以肯定的是1981年、1991年、1999年，最后一个波谷年，本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到底是2009年还是2012年，这是我们现在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如果从季度波度来看，本轮经济周期，它的波谷年应该在2009年，因为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6.6%，但是如果从年度数据来看，2009年经济增长率是9.2%，比较高，在高位运行，所以没有达到股指，从年度来看中国经济周期波谷年应该在2012年，就是今年，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大概在8%到8.5%之间，这样来看，前几轮中国经济的波长都是9到10年，但是这一轮达到13年。

  2012-06-16 11:38:30

• 郎丽华: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本轮中国经济的周期为什么会延长？大家都在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认为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本轮经济周期为什么会延长，比如说有需求因素、内外需求都比较低迷，供给因素比如成本上升，包括来自国内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部干扰。最主要的我们认为是本轮周期波长延长源于两次政策冲击，这两次政策冲击就是刘所长曾经说过导致大起大落，第一次政策冲击是2008年的4万亿支出导致经济的大起，表现在经济增长率表现由2009年一季度的6.6%上升到2010年的12%，大落体现在第二次货币政策冲击导致经济增长率由12%回调到现在的这种局面。本轮经济周期当中2007年是波峰年，2008年和2009年经济周期开始出现逆转，掉头向下进入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一般来说，经济收缩期包括衰退和萧条阶段，实际上是经济自身进行修复和调整的过程，只有经过充分的修饰和调整，经济采用近来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在此基础之上，进入下一轮经济的扩张阶段。

  但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经济调整并不充分，实际上任何一个时期，经济萧条的阶段都是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这就因为在经济的繁荣时期，由于所有的企业都有利可图，这种赚钱效应是经济上的优胜劣汰难以实现，结构调整也难以进行。在本轮经济周期当中，由于政策的冲击，导致经济周期经济的调整非常不充分。我们看到第一轮政策冲击就是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支出，这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的措施，把本来要在2009筑底的经济迅速拉起，使实际的经济调整期只有5个季度，并且导致周期谷底的经济增长率过高，达到9.2%。这就为2011年和2012年出现再次探底埋下了伏笔。

  2012-06-16 11:39:08

• 郎丽华:

  第二次政策冲击是始于2010年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加速增长，经济增长率由6.6%上升到12%，并且GDP一度达到12%的高度，为日后的通货膨胀构成极大的压力。结果2010年价格水平开始上升，全年同比上涨3.3%，进入到2011年，价格水平开始加速上涨，四个季度的CPI同比增长率分别为了5%、5.7%、6.4%和4.6%。由于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表现在从2010年1月到2011年6月，央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共上调了12次，客观地说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率的上扬，也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经济的大落。因此我们认为政策冲击是导致本轮经济周期波长延长的最主要因素。

  未来经济形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完成筑底。2013年将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主要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首先是外部环境，第二是中国经济周期的规律第三是中国经济的实力。

  首先看一下外部环境，根据美国和世界经济周期波长规律，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而且有欧债危机的影响，但是自201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扩张期，这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2010年，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率都在上升，世界经济增长率达5.3%，美国经济增长率5.3%，2010年分别将至3.9%和1.7%，今年也可能继续出现回落，但是不太可能出现2009年负增长的情况。

  2012-06-16 11:41:26

• 郎丽华:

  所以，无论从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来看，还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也已经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当然经济扩张也一定是在波动中完成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的对外贸易传导的，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中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决定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周期，其中，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的出口周期高度正相关。既然为例几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扩张趋势，必然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当然这种正面影响肯定也是波动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会进而激励中国经济的向上增长。退一步讲，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强劲增长的可这个结论和各位专家的结论是一致的：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根据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如果没有政策冲击，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扩张期；其次，中国当前具有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条件和实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化解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没有被压制的潜在的需求——房地产需求，现在有部分房地产已经在上扬这个是扩张的压力，只要放松行政控制，就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第二个方面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比如说中国现在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较高的国内储蓄率，这些都为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进而实行促进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同样这些也可以抵御通过金融渠道对金融经济增长的负面国际传导。因此，无论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来判断，还是根据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来判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在总体上都呈向好的趋势。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一轮周期中政府的行为调整与政策取向。

  我们首先看一下政府行为的调整，根据对中国上一轮，在2008年政府的支出，4万亿支出的作用，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确实遏制经济下滑的趋势，减轻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避免了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的人员失业，使经济迅速上扬。但同时，由于过大的支出在时间上过于集中，使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急速刺激型”的性质，难以具有持久性，并造成了经济的不充分。因此在本轮周期中，如果政府推出新一轮政策，我们建议应该避免重蹈覆辙，避免在数量上过于庞大，时间支出上过于集中。

  2012-06-16 11:44:19

• 郎丽华:

  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该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我们运用HP率波和经验分析的方法证明，现阶段我国经济是存在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最优适度区间为9%-10%，次优增长区间为8.5%-10.5%，基本能够容忍的增长区间8%-11%。从这个角度来讲，保持8%是必须的。

  现在有很多观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以保持在8%以下，认为这对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之前，中国潜在产出增长路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适度增长区间取决于潜在产出增长路径的高低。而潜在增长路径的高低则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刚才国家统计局的盛局长提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处在这个阶段，资本积累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粗放型、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增长阶段下，如果认为地把经济增长速度打压到适度区间之下，将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和社会的不稳定。

  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潜在产出的增长路径才能够逐渐下移，所以潜在产出增长路径的下移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从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来说，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把经济控制在适度增长区间之内。因为，如果在适度增长区间之外就会出现较高的社会成本，比如说如果高于上限产出会出现正缺口，就会导致资源过度利用，结果资源短缺，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出现产出负缺口，就意味着经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影响。所以，不管是经济增长率过高还是过低，在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之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损失，造成社会成本。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的政策调控目标应该是以适度增长区间为依据。与此同时，各位专家已经提到过，现在经济回落时期是经济调整的最佳时期，在经济回落期间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这个是我们对关于宏观调控经济形势和经济周期以及波长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成果，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2-06-16 11:48:41

• 张平:

  感谢郎丽华院长。下面有请刘霞辉教授继续讲转型升级。

  2012-06-16 11:52:48

• 刘霞辉: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下面向大家汇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近期的研究，因为时间短，我汇报主要要点。

  2012-06-16 11:53:29

• 刘霞辉:

  第一，三个经验事实。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演变的阶段性。我们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和划分的基本细则。大致显示出“S”图形。我们认为经济阶段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S的底部是慢速的阶段，中间是两个阶段，上面的顶部是一个阶段，按照我们的经验规律，把这四个阶段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大概在人均GDP三千美金以下是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导向阶段，中国目前GDP在人均五千美金左右，正处在这个阶段。东部某些城市已经跃过这个阶段，总体中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最大特征是投资导向，投资拉动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投资表现在几个方面，政府以促进民间投资和所有的公共支出作为重要手段促进投资力不断上升，以至于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投资力已经接近50%了，既然是投资导向，必然投资是比较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合理，目前还没有客观标准。第二是企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技术能力比较弱。这也是我国现在很重要的特点。第三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相对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目前阶段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虽然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绝对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内需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是靠投资体现，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相对增长速度慢于投资需求。第三阶段创新导向型。如果在一万美金以后，企业能够保证创新的动力有可能进入创新阶段，但不是必然的。在创新阶段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企业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创新能力增强，由过去的投资推动变成内需驱动，慢慢这个经济体的内需发展的比较成熟、企业也比较成熟、投资不是这个经济的主要力量，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了驱动的主要力量。但是并不是每个经济体必然从第二阶段转成第三阶段，可能直接转到第四阶段，富裕导向。收入水平已经达到高水准，但是社会上人们更多依赖于过去积累的资本进行其他的投资驱动，不投向产业了。此时我们看到，第一人民的收入是高的；第二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是高的；第三经济增长率是低的；第四内需是强劲的；第五内需是严重萎缩的，所有投资的投向都不投在实体经济，而投在虚拟的经济上面，所以导致这个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严重丧失。

  2012-06-16 11:54:28

• 刘霞辉:

  第二个经验，工业部门的高劳动力份额。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经验证明，这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水平以后能够保持长期的工业部门的高劳动力份额。所有发达国在30%的劳动力份额，最短三五十年，最长一百多年。（图）图表明欧洲大部分国家高劳动力份额都维持在五十年以后，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部门快速萎缩。但是几个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德国，目前为止的工业部门份额还维持在30%以上，事实表明高劳动力份额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我们看几个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为止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还没有达到30%的水平，中国的统计可能有所偏颇，即使是这样中国也可能不超过30%的水平。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工业化中期或者已经进入工业化很长时期的劳动力份额还没有达到30%。其他国家更没有达到3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所以30%的劳动力就业份额是判断一个国家工业水准能不能维持和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三个经验事实，第三产业的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国家在工业化布局以后很快进入了城市化，他们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很高。到底有多高呢？现实表明所有高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后，虽然第三产业总体来讲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有所下降。（图）以1作为标准，两个相等就是1，大于1就是第三产业大于第二劳动生产率。大部分发达国家长期维持着第三产业的高劳动生产率。（图）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看，这里主要是南美国家，除了极少数国家很短的时间超过1以外，更多是3%、4%左右，所有不发达的国家第三产业严重落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不到合理发展。中国是什么状况呢？（图）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偏低的，大概是0.7%，趋势还在不断下降，说明第三产业目前为止存在比较大的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2012-06-16 11:57:02

• 刘霞辉:

  第二、启示。

  这三个经验事实是形成结构和结构转型需要注意的几个点。下面从三个经验事实看看有没有理论来解释，现在看三个启示。

  （一）行政结构必然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关系的。形成结构过程中有什么原理，牵引这个经济体为什么往特定结构走，我们认为这三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结构调整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是市场引导的，效率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是牵引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推动因素，所以结构转型必须是效率引导的。是什么在引导效率呢？我们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或者是现代企业的变革从低效率的劳动部门或者从低效率的产业部门向高产业部门的转移是整体的效率转变的基础，也就是广义的库兹涅兹规律。第二，引导结构转型的重要变化是劳动者或者消费者的行为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命名为广义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就是我们的食用的食品和其他的用品之间的占的整个比重，同中国来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定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由60%下降到30%，恩格尔定律在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广义恩格尔定律是除了吃穿住行还有一个影响劳动者的广义需求，引导结构变革的是广义恩格尔定律在一定时期发挥很大作用。中国目前就可以看到广义恩格尔定律发生很大的作用。第三是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接近的时候，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在不断地接近，消费结构不断地相似。说明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从低端向高端走的时候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可以进行数量研究的，总体来说是向更高级的、更舒适生活转移，这是广义恩格尔定律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据。中国结构转型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所处的经济阶段必然决定了是投资导向型的消费，广义恩格尔定律发挥着作用，但是相对来说传统的恩格尔定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这是第一个约束。

  2012-06-16 11:59:31

• 刘霞辉:

  第二个约束是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还处在传统机制上。我们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总结，第一是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第二是要素的快速积累，就要刚才讲的投资导向。第三全球，干中学机制。这三个也制约着我国的结构转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效率引导，政府虽然在中间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必须记住政府不能取代市场、政府不是企业、也不是个人。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所有人们的行为、企业的行为以及产业变革来实施。

  我们提出了以下意见。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和实现结构调整。必须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能把制造业快速从城市中赶出去，实施快速的退二进三。推动服务也与工业的结合及提高服务业的贸易水平。通过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政府特殊政策的支持，比如金融、税收支持，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主动作用，使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以上是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2012-06-16 12:03:51

• 张平:

  从全世界的结构变革看，提高效率才是根本。现在隆重请出张连城院长进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2012-06-16 12:04:18

• 张连城:

  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发布2012年的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今年的主题是“生活成本拖累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

  向大家汇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汇报对本次调查的几点说明。

  2012-06-16 12:05:48

• 张连城:

  2011年我们首次对30个省会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且发布了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普遍关注。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继去年以后在2012年从3月-5月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对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

  下面是35个城市，今天将公布35个城市通过调查所取得的生活质量的结果。

  为了使本年度的调查结果更能客观、全面、准确的反映城市生活质量的水平，今年的调查工作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对指数体系的调整。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调整是增加了调查的城市样本数量，从去年的30个省会城市样本的基础上，增加到现在的35个城市，大连、青岛、宁夏、厦门和深圳这五个计划单列市纳入其中。第二个方面本次调查采用国内通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方法，前三或前四位电话号码保证调查样本在空间上分布的广泛性，后四位号码是随机抽取的，保证了调查的随机性。这次调查增加了问卷调查的样本数量，总计共拨打21.8万多个电话，产生有效随机样本9516个，比去年增加了近50%，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调查的精确度，95%置信度下指数的绝对估计误差从正负0.27下降到正负0.24以内。

  在计算客观指数时，所有涉及到人口数据今年采用的是常住人口，显然使用常住人口计算有关人均收入或者人均绿地面积可能更能客观反映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

  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体系（CCLQI），包括主观满意度指数、客观满意度指数（社会经济数据指数）。主观满意度指数包括五个分指数：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生活保障满意度指数、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这五个指数通过8个主观问题问卷调查形成。客观指数包括五个方面：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感受的客观数据的计算获得的指数。这五个客观分指数涵盖了8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

  2012-06-16 12:07:02

• 张连城:

  今年和去年不同，去年把主观指数取40%的权重，客观指数取60%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总指数，加权平均的方法赋予了更多主观因素，所以今年不再进行加权平均，而是把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指数单列。

  第二，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的调整和调查结果。

  通过对主观满意度指数的调查我们发现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今年已经越过临界点进入满意区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每个城市主观满意度指数都是由最左边一栏的五个分指数算术平均得到的。五个分指数涵概了八个主观问题。这八个主观问题都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的方式获得答案。并且给各种答案以不同的赋值。例如对第一个主观问题提出：你对您的收入现状满意吗？如果他说非常满意是100分。他说非常不满意是0分。要说差不多、一般就是50分。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我们问：您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费用或者生活成本是高还是低？他说很高就是0分，他说很低就是100分，他说不高也不低就50%。

  2012-06-16 12:08:58

• 张连城:

  通过电话调查我们今年得出的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的结果是：

  第一：长春。第二：杭州。第三：石家庄。第四：济南。第五：合肥。排后五位是：贵阳、兰州、南昌、昆明、哈尔滨。北京排在第28位，去年是第20位。上海排在第20位。广州排在第25。35个城市生活注意度的平均值跃过了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50.88分。需要说明的是，总体上看去年的平均值是49.71，今年是50.88，尽管差不多，但是是质的飞跃。

  从单个城市来看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有长春，去年的第10名到今年的第1名。石家庄去年的21名上升到第3名，福州从去年的11名上升到第6名，天津从去年的第17名上升到13名，郑州从去年的第19名上升到第15名，长沙、上海、呼和浩特、武汉都是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排名幅度下降较大的城市有贵阳由去年的第15名下降到今年的第35名，兰州由第二名变成第34名，哈尔滨去年排名第2，今年排第31名，海口去年排名第一今年排名23。

  为什么这些城市有的进步？有的退步？完全可以从下面的五个分指数的变化中得到说明。从地区分布来看，（图）绿色是主观满意度比较高的，我们称为一级地区。蓝色是主观满意度次之的地区。主观满意比较差是橙色。地区分布呈现从东到西、由高到低的变化顺序。

  主观满意度总指数排名有高有低可以从五个分指数得到说明。城市生活水平主观分指数，主要用收入现状和收入预期描述。排名靠前的五个城市：杭州、合肥、行口、福州、长春。后五位排名是兰州、沈阳、太原、南昌、西安。

  城市生活成本主观分指数，满意较高的城市：合肥、济南、长春、石家庄、天津。排在最后五位是：北京、乌鲁木齐、大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的满意度指数比较低。

  2012-06-16 12:13:49

• 张连城:

  城市人力资本主观分指数，我们用您本人或您的子女受教育状况是否满意描述，我们向受访者提出问题，您认为您所居住的城市安全吗？排在第一是宁波、二是长春，然后是石家庄、福州、青岛。最后五名是西安、南昌、贵阳、昆明、太原。

  城市社会保障主观分指数，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安全状况描述，杭州、宁波、长春、厦门、重庆排名靠前，长沙、海口、南昌、昆明、贵阳排后五位。

  城市生活感受主观分指数，通过对生活节奏和生活便利度的调查，认为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比较便利的城市是银川、厦门、杭州、长春、南京。城市生活感受主观程度较差的城市是兰州、呼和浩特、昆明、北京、哈尔滨。

  从全国35个城市总体情况看，在构成主观满意度指数的5个分指数中，受访者满意度依次降序排列是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59.42，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59.19，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55.63，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是51.28，都越过了临界点50分，唯独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28.91，主观满意度总指数平均值50.88。

  2012-06-16 12:15:49

• 张连城:

  在主观调查中，今年增加了我们指标体系外的专项调查就是35个城市的房价预期调查。通过拨打的20多万个电话和9000多个有效样本得出的数据是海口、西宁、贵阳、兰州、厦门这些城市的分数接近60分或超过了60分，这说明在这些城市预期房地产价格还有较大的上升幅度。只有青岛和杭州两市预期房地产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而济南认为房地产价格在未来一两年可能不升也不降。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你所居住的城市房地产今后（1-2年内）是涨还是跌？如果说大涨100分、如果说大跌0分，如果说不涨也不跌50分。通过对城市房价预期调查发现低于50分的城市只有杭州、青岛。一个城市是临界值济南，其他32个城市都在50.39-64分之间，均值达到54.99，存在着普通的房价上涨预期，数据表明，除杭州、青岛两城市预期房价看跌，济南看平，其他32个城市预期房价都在看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次调查是在房地产调控最严厉，包括宏观调控、行政控制、政策打压的大环境中，3月-5月中得出的数据，这种环境下人们仍然存在着房价上涨预期，因此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恐怕不涨也难。

  2012-06-16 12:16:52

• 张连城:

  第三，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调查。

  东部地区的生活质量总体占优。再回顾生活质量体系，客观指数包括五个分指数，涵概8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今年在指标体系当中引入了房价收入比和基尼系数这两个数据。这两个数据对衡量生活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反映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20个社会经济指标我们进行了重新归类，最终都体现在五个客观分指数当中，使每个分指数涵概的内容变得更加科学，今年的客观指数与去年相比更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反映一个城市的客观生活质量。

  20个客观指标，其中紫色的指标是今年新增加的。20个指标用归一化平权的方法，形成8个一级指标，再把8个一级指标求平均比如收入、水平、生活改善指数，形成五个客观分指数，五个客观分指数再加总除以五就是每个城市各客观指数。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计算方法，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点，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得分和排名是，前五名的城市：北京、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排在后五名的是：西宁、南昌、重庆、乌鲁木齐、兰州。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在这个表当中把2011年的排序也列入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今年的排名和去年的排名没有可比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来计算人均收入水平、人均绿地面积等等，今年使用的是常住人口，去年使用的是户籍人口，所以今年的排名数顺序和去年的排名顺序没有可比性。但是我们还是把两年的数据都列在这里。客观生活指数的地区分布来看，与主观生活质量地区分布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还是东部地区占优。

  2012-06-16 12:33:17

• 张连城:

  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排名顺序也可以由五个分指数来说明。第一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包括我们刚才所的消费率、人均财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这些客观的数据都是从官方发布的文件当中获得，具有权威性。

  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这些大城市排名居前，且西宁、银川、浪兰州这些城市排名居后。

  生活成本客观分指数，计算方法和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城市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有呼和浩特、昆明、长沙、石家庄、南昌、重庆等等这些城市，而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是海口、北京、杭州、上海、太原、宁波、乌鲁木齐这些城市。

  城市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我们使用的是教育提供指数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等等指标来衡量，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计算，城市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排名靠前的是广州、南京、西安、北京、太原、上海，排名靠后的是西宁、青岛、石家庄等中小城市。

  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我们用社会保障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等客观数据来描述。通过计算的结果是深圳、北京、厦门、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排名靠前，而西宁、南宁、福州等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偏低。

  最后一个指数是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这个指数包括生活便利指数、生活环境指数，今年又加了已减基尼系数指数，用这些指数来描述城市居民生活感受，排名靠前的是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排名靠后的是重庆、成都、郑州、贵阳、合肥。

  从全国35个城市总体情况来看，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5个分指数依次降序派排列是：人力资本、生活水平、生活成本、生活感受，最后是社会保障，平均值得54.56，也略过了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50分。最后我向大家汇报的一个问题是结论和启示。

  通过本次调查给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和启示是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这实际上刚才已经说了，去年是没有越过50分这个临界点，今年已经基本越过了临界点，表明质的飞跃。

  2012-06-16 12:34:13

• 张连城:

  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整体提高可能说明中央政府的民生工程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去年的两个反差依然存在，第一个反差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但是没有能够给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或者说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特别是主观满意度总指数只有50.88，客观总指数平均值也只有54.56，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而不是消费拉动的，人们从高速经济增长当中没有能够分享到赢得的经济增长所给予的好处，至少低于人们的预期。

  第二个反差是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实际生活质量之间存在反差，这在大城市当中尤为明显，例如北京的客观指数排名第一，而主观满意指数排名第28，广州客观指数排名第2，但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第25，深圳客观指数排名第3，主观排名第30，上海客观指数排名第4，但主观满意度排名第20。这也许能够证明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个财富与幸福的悖论，更多的财富不一定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因为人可能是非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一定要把财富和幸福整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人们对财富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鹤立鸡群的那种幸福快感，别人每月只有500块钱，我每个月有一千万，这才会产生一种财富的幸福感。

  给我们的启示，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增加的同时，应当更关注于人们的主观福利。比如一个人参加工作每月的收入是五千，如果他失业每个月的失业也是五千，那么这个人很可能选择就业，而不是选择失业，他认为就业可能给他更大的幸福感，而失业是一种失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加就业可能比增加社会保障更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第三个结论和启示是：城市规模过大，可能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本次调查表明，生活质量满意度（主观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有：长春、杭州、石家庄、济南、合肥、福州、宁波、青岛、厦门、银川。在这些城市当中，没有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大城市的排名都在20以后，说明城市规模可能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可能存在一个度，越过这个度边际效用可能为负值。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临界值是多大，但是像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模，可能是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提高的，控制这些城市的规模已经是当务之急。

  2012-06-16 12:36:32

• 张连城:

  第四个结论是控制成本，已经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紧迫问题。生活成本的主观满意度与去年相比，进一步下降，去年生活成本的满意度，30个城市平均值是32.7%，今年生活成本满意度35个城市的指数平均值是28.91%，通货膨胀率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和房价预期居高不下可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已经进入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直列。例如美世顾问管理公司在6月12日的一个调查结果是，中国已经有三个城市进入生活成本最高的世界城市之列，第一是香港，排名第9，第二是北京排名16，第三是上海排名17。金融时报在2012年6月12日，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的大城市的东西贵吗？Yes。宜居吗？No”这也从外国人的视角反映中国的生活成本在急剧上升。

  2012-06-16 12:36:58

• 张连城:

  最后是房价的变动令人担忧和无奈。

  本次调查显示，房地产价格存在着上涨预期。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原理，预期房地产价格上升如果很普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下一期的房价水平真实上升，而房价水平的上升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城市居民对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和高起的房价非常不满，但是另面城市居民又存在着一个房价上涨的预期，显然显示了百姓对房价上涨的担忧和无奈，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研究院对本次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调查，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中央民生工程的深入实施有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仍旧偏高，只有进一步有效地遏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稳定物价总水平，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才能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重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民生建设，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创新和保障改善面生的制度性安排，在城市居民实实在在改善的同时，更要提高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这可能是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2-06-16 12:37:25

• 张平: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上午会议结束）

  2012-06-16 12:37:45

• 郎丽华: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2012-06-16 13:59:27

• 郎丽华:

  今天下午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三重因素叠加下的经济回调”。

  2012-06-16 14:00:36

• 张卓元:

  谢谢主席。我对当前经济回调讲点看法。

  2012-06-16 14:00:51

• 张卓元:

  今年中国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现象，GDP的增速将从2002年以来，第一次要降到9%以下，有的季度，比如第二季度，甚至有可能降到8%以内，我们现在只有按季度算GDP，没有按月份算。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回调现象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重因素决定。第一，这是2003-2007年连续五年GDP的增速高达两位数以及两位数以上，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因此要求经济再平衡的结果。记得2004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曾经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如果超过两位数，特别是连年超过两位数必然会走向过热，需要适当的疏解宏观经济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增速高一点没有必要进行紧缩。当时我个人是持前一种意见的。但是当时主流的观点，包括领导人的讲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经济的两位数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那时候才有比较多的人发现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同时还出现所谓“三过”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信贷投放过高、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突出。2007年GDP增速达到14.2%，2008年CPI涨幅达到5.97%。所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讲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也说突出的是经济资源增长环境代价过大。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调整经济首先要求把过高的经济增速适当的降下来，这是我考虑的第一个因素。

  2012-06-16 14:01:26

• 张卓元:

  第二，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主要是靠大规模投资、“铁公基”项目和天量的投放贷款造成的后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今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还受它的困扰，特别是欧元区。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些危机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有相当不同之处，这次危机只是使2009年全球经济收缩0.7%，此后几年恢复为正增长。2000年、2001年全球经济分别增长5.1%和4%，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仍将增长3%多。现在回过头看，我国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否有点过度，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近10亿的天量贷款带来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粗放扩张。2009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低迷的情况下国经济增速高达9.2%，2010年进一步增长10.4%，使得国民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如果当年刺激计划不是那么庞大，贷款不是那么天量，假如保持7%-8%的增幅，这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10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包括房价的上涨率就不会那么高，转方式、调结构就有可能取得一定的进展。现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选择的余地也可能会大一些。但是这已经都过去了，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有以后慢慢解决了。

  2012-06-16 14:02:54

• 张卓元:

  第三，这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的必然结果。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起飞，1979年-2010年年均GDP增速9.9%，2011年GDP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2011年达到54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这是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如果继续延续粗放扩张，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然环境关系，不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分享发展的成果，就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要科学发展，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微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促进经济增长向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做到这三个转变就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逐步进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回调是同经济转型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为经济转型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克服重大经济比例失调包括基本收入差距扩大是转方式的必要前提。转方式能够有力促进经济实现再平衡。我们要为这两者之间做到良性互动而不懈努力。

  2012-06-16 14:04:54

• 张卓元: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调有客观必然性，是很正常的。当然不能够回调过猛，比如增长率一下子跌到7%以下，这样首先政府和官员就承受不了，因为今年要召开党的十八大，经济增速如果跌幅过大，不仅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政府的政绩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采取一些刺激措施，稳定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降到8.1%，这个数字是可以的。4月份以来的经济情况，特别是4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长0.7%、出口增长4.9%、工业增加值降到9.3%，5月份9.6%，税收增长2.6%。这些情况促使政府出台稳增长措施，包括加快批准大型项目建设，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扩大投资等等。1-5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4%多一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达到20%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实际增速达到了两位数，出口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特别是5月份，就业形势比较稳定，没有出现2009年初大批农民工回乡的现象，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今年不太可能掉到7%，现在的问题是刺激措施不能再搞天量的贷款，不宜以“铁公基”项目带动。总的方向是逐步使消费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源，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过，我这里就不再详论述了。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2012-06-16 14:06:52

• 郎丽华:

  谢谢张教授，他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再平衡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经济发展目标的问题。下一位发言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分析。

  2012-06-16 14:08:56

• 胡乃武:

  各位专家学者，我发言的题目是“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潜力分析”。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但是我们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必持悲观态度。第二，我国未来虽然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但是我们应当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第三，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

  2012-06-16 14:12:25

• 胡乃武:

  第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但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必持悲观态度。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下行阶段，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2012年一季度GDP下降到8.1%，是近十个季度的最低点。第二季度经济下行趋势依然明显，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乏力，特别是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拉动作用增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从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和经济结构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012-06-16 14:13:18

• 胡乃武:

  （一）目前国际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致使我国经济外部需求不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仍然缓慢。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回升，但是由于它出台再工业化政策，改变产业主要方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所以对外需求增长有限。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处于经济衰退边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活力不足，并受控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受到外部需求不振的严重制约。

  （二）从投资需求看，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仍然无法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随着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政府投资趋于下降，加以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在消费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没有到位，所以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三）国内经济结构不协调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近几年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房地产业的火爆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受到冲击，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平稳发展。面对当前经济发展下滑的态势，一些学者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下滑到7%以下，甚至认为会出现滞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始终认为在未来10-20年，我国仍然有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认为在20030年之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有着广阔的空间，就拿城镇化来说，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9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1.3%，未来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会达到70%以上。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则有4亿人，这4亿人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有较大的增长。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以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都会迅速扩大，所有这些都说明，未来我国经济有着以内需经济拉动为主的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

  2012-06-16 14:14:26

• 胡乃武: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我国未来虽然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但我们应当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未来20年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继续追求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应该保持适度的增长。根据我们的初步预测和分析，在未来20年中，前10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8.5%以上，后十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7.5%以上，总体能保证百分之百以上的增长率。我之所以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度过高，单位GDP的能耗和资源消耗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而我国的人均能源和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能源和资源的支撑能力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追求10%以上的高度增长。其二，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方面诸多问题，奠定我国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结构基础，亦需要我们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以便为我国经济阶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仍有充裕的回旋余地。

  2012-06-16 14:15:25

• 胡乃武: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协调，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内需外需不协调，外需的增长是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把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增长受外部影响过大，这会增加我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国际方面一是产业层次低，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稳步优势，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有7大类名列第一，有15大类名列第三，但是由于我国处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所以总体的附加值不高。二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不仅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且在一些新兴产业也有所显现。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的演进大致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就是从一、二、三逐渐转变到二、三、一，开始向三、二、一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仍然不强，第三产业发展继续滞后。在收入结构分配方面，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在GDP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帐户收入所占的比重偏大，这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的最主要原因。

  2012-06-16 14:17:07

• 胡乃武:

  优化或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应当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2012-06-16 14:20:40

• 胡乃武:

  一是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直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了，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减轻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应的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使职工的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企业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

  三是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使列入“十二五”规划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转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尽快地形成产业化体系，这类新兴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正在形成新的一次产业革命，这正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和跨越式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所在。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2012-06-16 14:21:01

• 郎丽华:

  谢谢胡乃武教授，我感觉今天的发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说，中国必须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今天上午和下午的发言，各位嘉宾都阐释了这样的观点，这是一种共识。

  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加快广义价格改革问题。有请。

  2012-06-16 14:22:22

• 杨圣明: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广义价格改革问题。这个题目下讲三点：第一点什么是广义价格改革？第二点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改革？第三点是怎么样改革，提三点意见和建议。

  2012-06-16 14:23:44

• 杨圣明:

  第一，什么叫广义价格？广义价格一般又称为生产要素价格，也就是我们要投入到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产品价格，就是生产投入型的价格，这三个词儿差不多，这就是广义价格，它和最终产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第一要素是人，人这个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第二要素就是资本，资本的价格就是利息，第三要素是资源的价格，土地的价格等等。这就是今天说的广义价格，我今天主要是谈这一类的价格改革问题。

  2012-06-16 14:24:21

• 杨圣明: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改革呢？三点理由。第一，是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完成，还要继续往前推进，而这个推进的总方向还是要到市场去更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要发挥作用。我们通过市场的改革，让什么发生作用呢？就是要价值规律发生作用。大家知道，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这个规律可以说考虑调节手段，比如说在资本经济条件下也是通过这个手段，经济危机也是一个调节手段，把过去的一些问题都能充分的曝露出来，而且能够慢慢找出解决的办法。所谓调控的作用是政府有，价值规律也有，这个作用必须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经济，才能给价值规律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而价值规律通过什么作用呢？通过价值。只有价格合理，价值规律才能起作用，如果价格不合理，或者是南辕北辙，那就要强硬地拿回来，所以针对价格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调节，否则市场经济不起作用。所以今后市场的改革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特别是我刚才说的资本问题、劳动力问题、汇率问题、利息问题，各种能源问题、各种资源问题，比如说土地和水等重要资源，水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大家也知道，这些价格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价格不合理，何谈市场经济，这是基础。这是我们今后推进改革，要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必须找一个合理的价格，通过改革把我们的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调整到基本合理，很难说完全合理。现在是很不合理的。

  2012-06-16 14:25:34

• 杨圣明:

  第二，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现在的价格扭曲，好像效率很好，有一些企业和行业很好，但是价格不对，国家垄断的价格，他坐那儿还能得到那么多利益。银行赚得钱太多了，它怎么赚的呢？就是存贷差很大，而且独家垄断利息，银行的效益怎么说呢？我们许多的广义价格是扭曲的，比如劳动力价格，有的说太低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比如说农产品，农产品为什么今年这里不行了，明年那里不行了，主要是农民的收益太低，劳动力都不在农村干了，都跑城里来了，那农村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农业的很多问题还是在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收入不合理。在价格改革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农产品里头，土地价格、水价格，我们农产品里面有没有土地的成本在里面呢？有没有水的成本在里面呢？这里面都有问题。我们现在许多的行业，由于价格扭曲引起功劳也是扭曲的，也的行业看起来功劳很大，有的行业看起来没有功劳，实际上是价格不合理。我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个行业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才能促使其转变增长方式。

  2012-06-16 14:30:37

• 杨圣明:

  第三，正确处理国内外的经济关系需要。国内外经济关系很复杂，我们就说一下汇率，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汇率是低了还是高了，汇率的高和低，我认为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要考虑重要货币的关系，比如说和美元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究竟定多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国内的价格基础，人民币对外价格不能脱离对内价格的基础，对内的价格可以说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能源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人民币汇率价格的国内基础，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美国人认为太低，应该使汇率再升值，20%、30%，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到50%、60%。我们从国内来看呢，我们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很多是低的，比如工资、土地、水、环境治理、能源价格，这些东西都没有算进去，如果把这些价格搞好了，我们的汇率不是低了，而是品高了，这是从国内价格的基础来看，人民币汇率已经偏高，而且有虚拟升值因素。我们看国际经济关系，不仅仅看国外，而且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国内的基础。以上是我讲的三点，为什么要强调改革。

  2012-06-16 14:32:20

• 杨圣明:

  下面讲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要正确处理广义价格改革和狭义价格的关系。广义价格改革，最早提出来的“张伯元”同志他是在1996年主编的《价格模式转换的实践》提出来的。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们的广义价格改革取得的成果比较少，广义价格改革进展是很慢的，里面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

  第二个建议是正确处理成本和价格的关系。成本应该是价格的基础，在价格里，成本要占80%以上，甚至要变成85%，我们现在天天讲价格，不讲成本，成本在中国可以说问题相当之多。

  第三个建议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价格当中，我有一句话“把价格问题完全交给政府不行，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行。”必须交给这两个，这两个怎么样结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有时间的话再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2012-06-16 14:33:55

• 郎丽华:

  杨老师提出了广义价格改革的问题，1996年就提出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下面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老师发言，他的题目是：临界点的中国。

  2012-06-16 14:35:32

• 石小敏:

  谢谢大会给我发言的机会，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临界点的中国”，我想讲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继续了，领导人也是这么说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012-06-16 14:37:00

• 石小敏:

  （图）这里有一个图大致模拟一下中国本世纪以来，和80年代、90年代以来不一样，主要是2002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这是一个拓扑学上的，好像一个"8"，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好像这个8字环，上面的圈代表国际市场，下面的圈代表国内市场，主要是2002年到2008年的增长模式，一个建议的模式，我们这里形成一个真正发展的主战略，叫做“招商引资、出口制造”，80年代、90年代的所有改革，其实给2002年以后我们这个战略铺了很多的基础条件，有很多硬仗和艰难的探索。但是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是本世纪以来，上面的国际市场应该比下面的环子大20倍才对，下面是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现在国内消费市场只占GDP一半，相当于国际市场的1/20。我们招商引资指导处出口以后，外汇带来了双顺差。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国际收支顺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了，贸易顺差三分之一，大宗原材料、各种零配件进口，进来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控制调控手段，就是本世纪以来央行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它的吞吐基础关系靠售汇卖汇了，90%甚至百分之百，实际上以前靠给国有企业贷款、给财政贷款，或者再贷款，现在主要靠售汇卖汇，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占款已经超过了我们经验的每年需要投放的基础货币量，2006年，已经达到一万亿美元的外汇了，以后外汇占款越来越多，基础货币投出去太多了，央行就发央行的债券或者央票，不断提高准备金率，来回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保持货币的流动性不要过大。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准备金率已经从2002年以前平均5%-6%的水准提高18%-19%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2012-06-16 14:38:06

• 石小敏:

  2006年以后我们应该多少放一点儿汇率了，但是不能放在哪呢？主要是金融垄断不能放，金融垄断主要靠三个环来管制，利率、汇率、市场准入。这三个环子哪一个放开垄断就流走了，所以不能放，结果就变成外汇收入越来越多。2008年以前，国际市场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效果还不太显，但是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就出问题了。从200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压不住的好就出来了，资金越来越充沛，财政越来越好，全世界市场经济最快的，之后国内的建设也开始起来。

  2012-06-16 14:43:17

• 石小敏:

  但是我们的投资在2008年主体上是围绕招商引资指导出口的，比如港口的建设，造船、工业开发区的建设七通一平、水电煤气配套。比如沿着开发区周边的道路，比如说总部经济建设，城市里头的星级宾馆为招商引资服务的，大规模的投资实际上是围它来转的。到200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奥运会，有一部分投资开始转入和出口关系不大的产业，但是主要是围绕招商引资，所以这个循环非常快，每循环一环中国就膨胀一翻，六七年下来，中国就变老二了。但是2008年打断了，国资市场萎缩，出口不行了，我们的港口负增长，造船负增长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刺激经济了，经济短期跳水。这时候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央行的准备金率18%-19%，生产能力过剩，那么大的钢材、水泥等等的生产能力往哪放？原来是十大战略振兴十大产业，怎么振兴钢材产业呢？国家建立大仓库收购钢材，后来发现一年之后都锈了，谁要呢？然后就问计于民，主要问政府部门和央企，大家的意见“造船造房子”，结果那么庞大的投资，本来投资就很大，2008年我们的毛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的现价和GDP相比，不扣折旧的已经占55%了。结果2009年到65%、2010年到69%，2010年是最高的，40万亿的GDP，28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么发达的投资市场就减到这里来了，我们造船、造房子是为了内需，当时我们的内需是什么呢？大家举起一个旗帜：城镇化。说中国还有20年城镇化的需要，只要城镇化不断发展，土地价涨，房价又涨。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发现不行了，干不动了，从2010年的下半年通胀起来的了，就受不了。发现卖也卖不动了，2010年就开始满调，2011年又调了一年，这是2012年上半年，又不敢打下去又得慢慢调，但是贷款不能那么放，利率又有点儿提高了。我们的房子大概是四个部分，一个是公务员用房，通常占20%左右，一个是拆迁用房，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拆迁比例很大，这占了大概四成，还有六成是什么呢？一部分是投资加投资，保值，还有一部分三成左右就是刚需，最后一个才是市场的刚需。价格一不涨，所谓的投资出去了，现在拆迁等等的困难也在下降，而刚需因为价格涨了一倍到两倍，所以从2011年下半年房子的销售就20%、30%的往下掉，到了今年一季度，这个调和去年的同期比又下了很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2012-06-16 14:44:56

• 石小敏:

  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辉煌的一个发展模式，到2008年截止了，我们转向造船、造房子，但是现在转不动了。我们从2002年到2010年，八年的时间，包括两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的GDP翻了一翻半，我们的外贸出口翻了两翻半，外汇翻了三翻半。2008年以后我们转向这个内需卡住了，2008年以前我们什么气氛呢？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法制化。当时舞台上的明星最耀眼的名人是跨国公司的老总。2008转向这里以后，不行了，国进民退了，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是大银行央企，是地方融资平台，是审批机构。我们的效益是大幅度下降，光投资下降至少比2008年以前下降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别的效益就不说了。我们走到现在，今年已经很明显了，这一块所有四万亿三年内引出了多少投资呢？总数大概是83万亿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里头六七成甚至更多转到造船、造房子里来了，现在高铁这样子、房地产这样子。整个这块占社会总资金的大概一半到60%以上。这一块携带周转，本身越转越慢，已经掉了三分之二了，我们知道社会所用资金可用量是存量乘以周转速度，由于它的转动也带动了其他部分的调转，现在整个社会资金总量的周转速度和正常情况下相比大概已经掉了一半以上了，这就是我们的存量资金80几万亿，显得还那么大的时候，我们的实际可用资金已经减少了，减少的非常之多，减少了几十万亿的可用资金。银行收不回来这个钱，银行还要新贷款。银行想借民间通过理财产品回来，否则银行的利润从哪来呢？。所以今年一个措施反映了银行的窘境。这边下调贷款利率，那边在提升存款利率。在2009、2010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贷款的时候，假如6到10的贷款利率，土地价一年涨20、3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贷款对他来说是负10%、20%的利率。现在情况是房价每年下降10%、20%，贷款利率下降5%，实际利率是20%、25%，谁能救他们呢。银行现在没有钱了。所以真正所谓的小微企业、民间资本现在贷款无门，他们要贷只有高利贷，现在国家想给他们钱都没有渠道，这就是现状。

  2012-06-16 14:50:30

• 石小敏:

  去年10月有一篇发表在中国改革上的文章。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跨过了临界点，从下滑到开始急速下滑。我们说30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虽然是阶段性的，但是总体上在上升。但是这几年来，中国整体上也在滑坡，特别是最近这一年多来在加速滑坡。所以我说“临界点的中国”，中国现在真正的状况是在滑坡，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当谈改革的时候，所谓的改革都是空谈，基本上没有真正改革，改革开放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前景判断。现在开始加速滑坡，滑到哪儿？到原状？不太容易。现在斜着滑的，旁边是坑是沟？还是悬崖？现在要思考了。十八大是很好的时机，如果我们能够很深刻的结合这30年全球的发展经验、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真正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思我们、总结我们。十八大之后用真正的改革办法来调整我们的结构，获得重新增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气氛还不够，所以短期内经济的硬着陆，现在大家的共识是掉到6%、7%在中国就是硬着陆了，如果统计部门力度不够就到了。但是如果改革真正的勇气、意志和决心不够，无法突破既得利益格局，中国在短中期第一步掉到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的坑里，第二步长期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国大，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1/4的日本模式和3/4的拉美模式。

  谢谢大家！

  2012-06-16 14:52:17

• 郎丽华:

  谢谢石小敏先生的精彩演讲，中国经济到了临界点，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共同努力。又提到了我们后面一位发言人要讲的问题，就是主权负债表的问题。

  有请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刚教授发言，题目是“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2012-06-16 14:54:42

• 郎丽华:

  谢谢石小敏先生的精彩演讲，中国经济到了临界点，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共同努力。又提到了我们后面一位发言人要讲的问题，就是主权负债表的问题。

  有请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刚教授发言，题目是“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2012-06-16 14:54:42

• 龚刚:

  我这个题目和今天霞辉的四个阶段的理论有点相似，我分的更简洁一些，分了两个阶段。

  2012-06-16 14:55:51

• 龚刚:

  一、关于“两个阶段”的立论

  发展经济学中有几个概念，“二元经济”，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刘易斯拐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关键是剩余劳动力消化完以后是否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不，只能算是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还有一个概念Kuzners曲线，它说到底就是有拐点存在。关于Kuzners曲线有很多，有收入分配的、环境的、区域的、内需、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经济增长方式的Kuzners曲线。这里有一个数据消费占GDP比例，在经济发达中心消费占GDP很高，然后逐渐下跌，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升。投资占GDP比例也是同样如此，也有一个Kuzners曲线，一开始很低，然后开始爬高，然后再下跌。当然中国还在继续爬高。

  2012-06-16 14:57:12

• 龚刚:

  （图）Kuzners曲线就是在一个分水岭有一个拐点。发展经济学中还有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就是进入拐点以后拐不出来了，到一定阶段人均GDP不能上升了，陷入了拐点。陷阱或者拐点实际上代表了Kuzners曲线的拐点。这后面是什么呢？经济发展就是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大家的人均生产率。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两大因素，从纯数学角度分解就两个因素，你以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我用起来了，人均GDP水平一定提高。第二对于已经使用的劳动力，我更有效的使用，增加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原因意味着两个发展阶段，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GDP人均水平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就是要完成一个过程，一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阶段，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或者说技术追赶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完全分割的，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他们是相互连接的。所以我把它从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来划分为两个阶段。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的Kuzners拐点，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二元经济概念事实上都暗含着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过程所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而拐点、中等收入及剩余劳动力消化可以看成两个阶段的分水岭。

  2012-06-16 14:58:11

• 刘霞辉: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第一阶段是有这些特点，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确实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农村居民占30%以上。第二阶段是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当前是什么阶段呢？我认为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有研究说是四千万、八千万。我们看电视有一个现象出现招工局长现象。温家宝去年在求是杂志上说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看成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长期和刚性要素。最近统计数字工资增长率已经大于GDP的增长率，非事业单位的工资还不是很高，名义增长14.3%，实际增长8.5%，但是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名义增长18.3%，实际增长12.3%，大于GDP的增长率。当然是私营单位的工资更能反映市场状态，非私营单位的工资有很多政府因素在里面。中国毫无疑问是经济大国，GDP占世界第二，钢产量已经连续十几年为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占世界第二，中国当然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替期。

  2012-06-16 15:00:17

• 刘霞辉:

  到了第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怎么样的呢？经济增长就是投资主导的，投资主导实际上也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投资是建厂，建新厂房需要新工人，投资了，建了新厂，没有新工人进来，投资是无用的。所以前提的条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剩余劳动力没有了或者渐渐的很少了，要体现为工资的上涨。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激化。一部分是通货膨胀上升、GDP和通货膨胀是正相关的，以后这个数据估计会不断地往上移动，有可能在较高的通货膨胀下实现较好的滞胀率。这样一对矛盾在不同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从而中国可以相对较小的通货膨胀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增长，为什么。然而，当中国经济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时，这样一对矛盾将表现更为突出。

  2012-06-16 15:03:49

• 刘霞辉: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把需求控制住就可以了，经济增长既有供给也有需求。第二阶段从供给角度来讲动力非常不足，首先有大量的上调动力，第二有大量的投资，生产能力逐步过剩，体制改革等等还会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第二阶段以后，弹性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调控需求，是不考虑供给的，但是我们一定剩余劳动力消化以后，我们供给的动力本来有两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现在剩余劳动力没有了，唯一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来自技术进步。所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一种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供给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012-06-16 15:05:20

• 刘霞辉:

  宏观调控和制度改革。第一阶段任务相对简单，将剩余劳动力使用起来，投资、建厂就使用起来了。从而宏观调控对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任务更为复杂，第二阶段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高效使用劳动力，这时候宏观调控起到的作用可能不是很大，相对应的制度更为重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们需要的制度一定要保证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我们具有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研发意识，实际上更多是体制改革，不仅仅是针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还有针对教育体制，比如技术研发问题，国有企业根据没有技术研发，中石油企业规模很大，肯定列入世界五百强的规模，但是有没有研发。所以我想说，更多的中央文件是提倡创新，创新和研发是不一样的概念，创新就是把已有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创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这个前提条件是足够的技术资源。企业里面有很多技术存量，有很多图纸、有很多设计、有很多专利，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是没有用的。以前谈创新是引进技术，干中学，我们永远是干中学吗？好的技术人家也要封锁的，必须要自行研发，自行研发是很大工程。中国真正想赶上美国成为大国必须要靠自行研发，这是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

  谢谢。

  2012-06-16 15:06:16

• 刘霞辉:

  谢谢龚刚教授，他提出了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其实我特别一个关心刚才提到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剩余劳动力在减少，未来面临就业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在高校最关心的就是就业难问题，将来一方面怎么把剩余劳动力减少，同时又出现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怎么样结合起来，怎么样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适合新的高校就业生。

  2012-06-16 15:12:03

• 刘霞辉: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以及政策选择。

  2012-06-16 15:12:29

• 杨瑞龙:

  本来我想谈一个结构问题，后来考虑到在有限的时间内谈这个问题题目太大，还是谈一下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这可能比较简短一点。

  2012-06-16 15:12:50

• 杨瑞龙:

  首先，去年年初开始我们宏观经济一路下行。因此很多人，特别是媒体对学者提出了批评，说你们没有预见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以后，一路复苏以后出现了急速下滑。如果大家关注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我们在2009年年底四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已经预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并不是“V”字型的走势，也不是“U”字型的走势，而是“W”型不对称的走势。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在经济内在惯性政策持续刺激和世界经济反弹多元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0年延续增长的态势，从GDP同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呈“V型”，在中期呈现“W”走势，在2011年到2012年依然存在较强的中期下行。为什么我们作出这个判断？我们认为2008年下半年的强有力的刺激计划可能带来相当多的负作用。因为这样的刺激政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拉动型的复苏。这样的复苏主要是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复苏，并且以大规模出口流动性为代价的复苏。这样的复苏可能在之后研发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以及通货膨胀。并且在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会挤占实体经济，并且这样的刺激计划并不能够有效的解决结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判断2011年-2012年经济将重新下行。到2010年底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判断，2008年-2012年将遵循“W”走势。2010年四季度到2010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可能步入次萧条。因此说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预测到在2009年就预测到2011年的走势，就是所谓的不对称的“W”走势，中国经济重新走入下行通道。

  2012-06-16 15:13:51

• 杨瑞龙:

  本轮下行可能比我们的预期还是要超出一点，就是下行强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现行数据来看，二季度下行速度在加速扩大，有可能跌破8%。之所以出现超预期的下跌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对中国外需和资金面的冲击超出了预期。本轮的经济下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具有输入性衰退的特征。我们以为中国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其实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度是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被世界经济绑架的内在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不要夜郎自大，其实我们还是被世界经济所掌控的。二是国内刺激政策的退缩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导致了宏观经济紧缩效应比预期大。现在看来相当多的政策存在着过度的嫌疑，2011年导致了中国资金链过于紧张，监管套利行为大幅度上扬，金融扭曲和金融风险在2010年被极大的放大，特别是过快的退出的资金计划使得投资速度下滑特别快，导致了投资项目的连续性出现问题。三是资产价格回落导致的去杠杆与生产价格下滑，这样加剧了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资金链紧张、销售链紧张，比预期的还要冷。金融加速器和成果加速器的逆转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力量。四是由于国内短期事件，去年有伊朗事件，有朝鲜事件，以及国内数据的下滑导致市场情绪波动比较大，国内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在2011年出现恶化，从而导致资金流动速度和过稳流动速度出现内生型放缓。我们不能不说本轮经济放缓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

  2012-06-16 15:16:09

• 杨瑞龙:

  2008年的刺激计划有四大后遗症，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经济泡沫问题，产业振兴带来的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结构问题。地方投资快速扩张带来了地方投入资金的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退民进与政府信用扩张带来的市场秩序的倒退的问题。除了这四大后遗症，在上一轮的刺激计划中，结构扭曲问题进一步严重了。所以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2年5月份经济下滑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012-06-16 15:20:11

• 杨瑞龙:

  有的人担心会不会4、5月份加速下滑的态势，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崩盘式的下跌，外国媒体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2012年中国有好戏看了。我们不这样认为，只要及时出台相关有效刺激计划，中国的宏观经济在下半年止跌反弹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们的通胀再降到3%，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特别是财政政策。在2008年、2009年这么强大的刺激计划，下滑的过程中我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增速的，中国的财政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特别是政府掌握了很多政策工具，包括行政手段。稳增长主要是稳投资，稳投资还是有办法的。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政策的结构性进行调整，今年四、五月份连续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特别是贷款利率的下调，意味着全面的参数性货币宽松政策已经全面出台，伴随稳增长、稳投资政策的出台，我们认为能够有效逆转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疲软的局面。这样强劲的政策调整将有效逆转市场信心，打破去杠杆化与去库存化的机制，从而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彻底反弹有了可能。全年中国GDP的增速超过8%是完全可能的。

  2012-06-16 15:21:18

• 杨瑞龙:

  但是又不能对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反弹抱有太高的期待，尽管我们的稳投资政策是逐步有效的，但是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和下行偏向。我们依然面临世界经济疲软和风险上扬的冲击，欧元区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欧元区的争吵不断，看来欧债危机在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这也是不确定性因素。二是房地产调整的步伐虽然有所减缓，但依然严重制约着房地产投资。三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将在短期稳增长的政策下进一步恶化，我们肯定出台一系列的稳投资政策，但是稳投资政策还是会延续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刺激性计划，这样的刺激性计划是有办法让经济逆转的，但是可能恶化，或者让我们过去存在的结构问题继续出现，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下行的因素决定了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反弹，不仅不会十分强劲，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总体上来看下半年经济反弹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反弹力度不会强大。

  2012-06-16 15:25:09

• 杨瑞龙:

  没有速度的时候我们盼速度，有速度的时候我们骂速度。什么原因呢？中国目前的体制和机构对增长速度是有很大依赖性的。尽管我们知道高速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低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低速必然将失业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逐步下降也会打破产业循环系统。所以我们当前对速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依赖性，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经济模式。下一步在一揽子稳投资的计划经济反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反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远虑大于近忧，我们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要摆脱对速度的依赖，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GDP的潜在增速是在下降的，一定不能按照过去30年的超过10%的速度来要求，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我们GDP的速度是下降的，因此不能对未来增长速度有过高期待，用过高期待制定政策就会使得经济大起大落。同时一定要在本来经济刺激计划下，强调通过政策的调整怎么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们的深层次问题，刚才好多老师讲过了包括要素价格、国有经济的改革，政策的推出、经济体制都包含在里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之所以说远虑大于近忧，在于追求速度没有问题，但是有了速度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在讲增长的一定不能忘掉我们的根本速度。谢谢大家！

  2012-06-16 15:25:20

• 郎丽华:

  谢谢杨瑞龙教授的“远虑大于近优”。下面邀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李文溥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其成因的研究。

  2012-06-16 15:27:46

• 李文溥:

  更正一下，我现在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和前面几位所讲的有一些差别，前面都是讲的非常宏大的，今天我们是讲一个很小的。这个研究和去年我在这里报告的研究有一些相关性。主要是讨论了一个问题，关于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的问题。

  2012-06-16 15:29:01

• 李文溥:

  要想提高收入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提高劳动报酬。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我们看来主要是要通过改变初次收入分配的格局。初次收入分配的格局非常重要，去年所得税调整为代表的再分配的调整，实际上在调整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关注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部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关于这个问题去年我已经讲过了，制造业占全国就业的27.8%，创造了近三分之一的GDP，创造了86%的出口，但是平均工资是最低的5个部门之一。我们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工资在中国如此之低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周薪只有中国金融业的不到50%，但是注意看一下发现美国、德国、英国的制造业平均周薪和金融部门的周薪几乎是一样的。和日本相比的话，虽然日本金融部门高一点，但是也没有高到中国这样的程度，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有一点儿相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2012-06-16 15:30:02

• 李文溥:

  第二，劳动力成本不等于劳动力价格。我们现在谈的关于劳动力成本丧失的概念，就我看来谈的是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本的话，实际上还是要除上一个劳动生产率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研究，计算的结果是但为劳动力成本（ULC），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丧失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为命题，1999-2009年，我国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5.16%，同期，小使劳动报酬年均提高了13.81%，这个13.81%包括我们社保这些年缴的提高，如果扣除的话只有10%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单位成本力成本比十年前还降低了12%。所以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丧失，我个人看法它基本上是一个为命题。

  去年在这里谈过了，和国际比较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不但较低，而且和国际上的趋势是相反的，国际上单位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向上升的趋势，而我们倒过来是向下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工资水平的提升，实际上并没有妨碍中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丧失，这是我们去年做出的研究结论。

  2012-06-16 15:35:33

• 李文溥:

  这个研究结论得出一个命题是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进一步提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部门的工资水平。前面我是概括一下去年的研究内容。下面，后来我们又在考虑一个问题，提高制造业的工资会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范围的工资和物价的螺旋性上升，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BS假说以及Scandinavina模型：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导致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大家知道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贸易部门，关于这两个假说在中国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知道，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竞争市场中，不同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存在着传递效应，如果是一个竞争市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应该是趋于收敛。收敛意味着，在竞争市场中，如果劳动力是均质的，各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及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相同，那么，全社会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将趋步趋近于某个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变动出现了与竞争市场相反的趋势，我们的行业间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我们用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来进行反映，结果发现标准差大概扩大了11.5倍，由标准差考虑到绝对工资，我们又转化为平均工资变异数，这样就没有和平均工资相关的系数。结果发现1994年到2012年这17年间，我们的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大概接近扩大了一倍左右，从0.212扩大到了0.319。这样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行业间的工资标准差和平均工资变异系数17年间在不断扩大。

  2012-06-16 15:36:34

• 李文溥:

  这个扩大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所有行业的工资分成几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竞争性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底下这一条虚线是非农的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我们看虚线，这17年来，含竞争性部门的工资平均变异系数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是在缩小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如果把一部分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当中的竞争性部门分离出来，加进去的话，虽然在2003年、2004年有一个跳动，但是大家可以发现随后也在下滑之中，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非农行业中的竞争性行业平均工资变异系数，大家可以发现，1994年-2001年中农行业中的竞争性行业平均工资变异系数基本维持在0.20左右随后在波动中缓慢下降。1994年-2001年竞争性的行业平均工资变异系数为0.20左右，2002-2010年这个系数缩小到0.173，所以近17年来竞争性部门内部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收敛，这是第一个结论。

  2012-06-16 15:38:33

• 李文溥:

  第二个结论，加入了农业以后的竞争性部门，我们把农业也加进去，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加入农业以后，整个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从0.2上升到0.35左右，加入农业新的竞争性行业平均工资变异系数与原有的非农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变异系数，除了在1996到2003年趋势相仿以后，2004年以后也是大致相同，也就是说，竞争行业尽管加入了农业，但是2004年以后他们的收入差距也没有扩大的趋势。

  2012-06-16 15:40:07

• 李文溥:

  相反大家看一下，垄断行业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大家可以发现，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变异系数在2003年之后急剧扩大了。也就是垄断行业作为一个部门，他们内部的工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这个扩大，大家可以发现，1994年到2002年，垄断性行业内部的平均工资变异系数比较稳定，只有0.15左右，那个是0.2，从2003以后，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到2010年超过了0.3，比2002年扩大了近一倍。这样可以得出论，垄断性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也在进一步分化当中。

  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从这一张图当中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隆冬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也在不断扩大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1994年这个系数是0.16，到2009年扩大到0.26。这样可以发现整个工资的差距主要是由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在扩大导致的。

  我们把统计分析总结一下：第一，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变动出现了与竞争市场或市场竞争化相反的趋势：行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近17年来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垄断性行业，与此同时，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趋于收敛。

  第三，农民进城打工主要进入的是竞争性行业，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垄断性行业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性因素。

  2012-06-16 15:40:58

• 李文溥:

  后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利用1994年-2009年的审计数据做了一个面板的PVAR模型，做完这个主要考虑这些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之间工资的传递效应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工资传递效应，这个非市场化的工资效应传递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2012-06-16 15:43:57

• 李文溥:

  第一，高工资水平的垄断性行业的工资上涨难以向低工资水平的制造业传递，相反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在短期内就引起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更快的报复性上涨，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工资传递效应是内市场的传递过程，就导致越传递部门间的收入差距越扩大。第二可以发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城市非农竞争性行业和农业部门之间，这里说一下我们把农村分成两块，一块叫农村非农业部门，一块叫农村的农业部门，这样发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与农业部门之间不存在着相互的收入传递效应，也就是说，城里的竞争性部门收入丧失，农业的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样的话，城市当中的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和农村当中的非农就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收入传递效应，制造业工资的上涨是会更快带动农村非农就业部门的收入上升，但是却不会导致农村农业部门的收入上升。这样可以发现，从工资传递角度看，我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近17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市场退化现象，这个退化是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好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垄断性部门，第二个部分叫城市竞争性行业，第三个部分叫农村非农部门，第四个部分叫农村农业部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垄断性部门自己内部也在分割成各自不同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二元的，实际上现在至少是四元的甚至是多元的。

  2012-06-16 15:45:10

• 李文溥:

  我们认为行业工资结构不合理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受到阻滞的一个重要方面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效应。可以发现现有工资的发展趋势说明一个问题，第一是垄断性行业的体制改革资金严重不到位、不彻底。垄断性行业保持了20年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工资侵蚀利润的分配取向，而且现在不仅仅是工资在侵蚀利润，而且在侵蚀其他部门的收入。我们可以发现，垄断性行业正在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创造的价值转化为本行业的收入，为不合理的提高本行业的工资水平创造新的条件。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领导地位，行业收入被转移，在行业内部，由于有效维护劳动权益的组织缺失，劳资双方在工资决定中的力量严重不对等，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的相反倾向，所以制造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几个部门之一。我们可以发现，讲到这里大致已经讲完了。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就几句话。中国要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想扩大消费，必须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2012-06-16 15:46:24

• 郎丽华:

  谢谢李文溥教授，他们长期关注制造业的发展，去年的题目就是关于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今年又提到我国行业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提出一个政策性的结论就是垄断行业必须得改革，这对政策制定是非常尤其是意义的。

  上半场的发言就到此结束，大家休息15分钟。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教授主持，谢谢大家。

  2012-06-16 15:47:29

• 中国网:

  （茶歇）

  2012-06-16 15:48:15

• 杨春学:

  下半场的会议现在开始。有请中国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2012-06-16 15:49:04

• 张曙光:

  今天就我这个题目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邓小平南巡讲起，第二个问题讲市场经济工具论，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改革。

  2012-06-16 16:08:07

• 张曙光: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国内搞了很多庆祝纪念活动，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借助于邓小平南巡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但是很多纪念的文章也好，包括《从春天再出发》也好，我觉得这些文章写的都有点儿不完全不符合事实，或者说有些东西该讲的话没有讲，不该讲的乱出一气。邓小平在1991年的春节来到上海，对当时的任上海当市长的朱镕基讲了一些话，而这些话和第二年邓小平南巡讲的话大同小异，讲话以后《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兼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的李银河还有上海政策研究室的史志宏三个人化名“皇甫平”写了四篇评论文章，第一篇发表在元旦，最重要的是第三篇3月22日发的，一个是2月15日发的，第三篇是改革开放的步子要更大一些。而讲话里边，就批评了一些人，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一个问题，而且引用了朱镕基的一段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但是邓小平讲话以后，“皇甫平”的四篇文章发表了之后，北京全面批判，批判的主力，当时在《思潮》首发，《真理》、《追求》、《求是》、《高教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从4月份批到12月份，用的工具也是邓小平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的对象也是邓小平姓“资”姓“社”，当然还有好多。所以，后来有的人说“黄浦行”的四篇文章是南方向北方的一次北伐，我说是一次失败的北伐。这是批不光是报纸上批，而且还有背后很多活动，背后的活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和周瑞金是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姓“资”还是姓“社”，对周瑞金说要在解放日报发，你一发就不批你了。周瑞金说这一段删去我就发，所以没有发。人民日报的社长高迪到了上海找周瑞金问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因为高迪以《人民日报》的身份去的，不是以中央的名义去，所以让周瑞金糊弄他，他说没有什么背景，第三篇文章还是我们社的一个老同志写的。他说你写一个材料我们回去不批你了，而且当时的李鹏总理10月份到了上海在上海干部会上批皇甫平，说他的文章把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我们刚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基点上来，你现在又讲市场经济、又讲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不把党内思想搞乱了吗。

  2012-06-16 16:08:43

• 张曙光:

  我们院的核心给中央写一篇报告，意思让中央围绕反自由化，所以不要继任以口实，咱们不要改革开放。这就是这一场批判的最终目的。但是邓小平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当时的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居然能够坚持下来，而且通过南巡扭转了这样的形势，继续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偏移的方向，但是他能够用南巡的方式最后扭转这个方向。

  2012-06-16 16:23:08

• 张曙光:

  邓小平南巡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建立确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当然以后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也逐渐地走偏，走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从中央、从邓小平对于市场经济的看法。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不是仅仅一个提高资源效率资源配置的一个方式，还是市场经济是一套制度结构？是一套规则体系？是一套理念？看来只要我们提高效率，只要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道德基础不要，理念更不要。这个话，我抄了邓小平的三段话，给大家念一下，一个是1987年的一段话，“为什么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吗？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第二段，邓小平1991年春节在上海讲的，“不要认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个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段，南巡讲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我想邓小平的话非常清楚，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央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1992年3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中有一段话“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2012-06-16 16:28:37

• 张曙光: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市场经济从理念上走偏根源在什么地方？我想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领导是这么接受的，理论界有没有责任？我认为理论界有责任。我们到了1992年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资源配置方式上讨论的，大家可以回去翻一翻当时经济学界的有名人物的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个认识对不对？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认识比改革开放初期前进了一大步，理论界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有贡献，但是这个认识本身不完全，因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仍然是手段，所以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接受的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所以我说市场经济工具论。我也不是有先见之明，我是在研究过程中看这些文献才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理论界在争功同时也要想一想要负什么责任，不能只有功劳没有责任，我看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点上说，理论界当时也有他的难处，就是要侧着身子作战，一方面要迎战那些计划派的关于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所以围绕这一点才有这么一些结果。从这点上说，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我们得想，我觉得邓小平接受市场经济工具论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呢？它符合邓小平的哲学理念，因为邓小平的哲学确实是实用主义，毛论是最好的，市场经济工具论也符合他的观点，所以他很容易接受。从这点上来说，邓小平和毛泽东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这点上，邓小平实用主义，毛泽东有些理想主义，比如1958年搞食堂、搞大跃进，是搞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也清楚。从理论界来说也有一个进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开始。

  2012-06-16 16:28:49

• 张曙光:

  实际上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就讨论这个问题，兰格的模拟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工具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文章批判了兰格，但是到了后来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兰格拿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真值得思考，我们的很多理论恐怕是有问题的。

  2012-06-16 16:34:31

• 张曙光:

  最后一个问题，讲南巡是要改革，中国确实目前也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形势。因为改革不是日子或过的时候，而是出现了危机，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能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现在确实面临这样一个危机的形势。但是要改，我觉得恐怕很难。我们说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里面讲制度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理念比制度更重要。因为有这个理念才能选择那个制度，没有理念恐怕没有目标，只会向后看，没有理念也不可能去承担改革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在于政府太强，以至于强到了一个无限政府，是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是政府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而市场扭曲，社会又太小，不可能对政府形成约束，这是一个根本的，所以我们理念上要不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建立一个有政府的权力是有约束的政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推动改革，现在零打碎敲是不行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根本的问题首先理念上要有突破，理念上突破不了一切都免谈。谢谢。

  2012-06-16 16:34:39

• 杨春学:

  谢谢张曙光教授，下面有请北京大学蔡志洲教授为我们发言，大家欢迎。

  2012-06-16 16:37:02

• 蔡志洲:

  我的发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国民经济核算中心就是做统计工作的，所以我在这里说不上很多的研究，关于今天我的报告没有什么很深入的研究，只是把一些事实呈现给大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长期趋势。2011年，我们是1978年的22.48倍，年均经济增长率9.89%。最近十年来，我们的GDP是当年的2.95倍，年均增长率是10.36%，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情况。中国经过这样一个变化以后，在国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份额在不断增加，在国际比较中间，我们经常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汇率法，一种是PPP方法，PPP方法存在一个问题，简单说你到底从高端对低端比，是以美国对中国比，还是以中国对美国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一个美国朋友说，我住着中国两三千万的大别墅，开着奔驰车，那在中国值多少钱啊。如果这样比的话，中国的面条很便宜，在中国一碗面条5块钱，在美国得要5美元。这样不同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所以说汇率法是比较唯一的能够得出比较结论的方法，我们支持这个方法。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会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它的汇率会和发达国家的购买力评价越来越接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012-06-16 16:37:33

• 蔡志洲:

  首先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在1978年国际经济中间的份额是27%，到2000年上升到30%，说明美国经济是有活力的。20年间，它的份额在不断增加，到了最近这十年来，它的份额在下降，下降了7%，下降的这7%是哪里出来的呢？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开始往上发展，然后让它下来的，在国际比较中间，一个份额的变化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汇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第三位是日本，日本的份额1978年在世界上是11.7%，2000年变成了14.5%，在这中间有一个广场协议，日元升值造成它的上升，现在它的份额只有8.6%，属于往下走的阶段。这是一些最大的共同体的情况，不详细说了。

  过去30年来实际经济增长，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30年是1980年到2010年的情况，中国在过去30年倍数是17.74，年均增长10.06，过去101倍数是2.71，它的增长是10.4%，这一页上边大家看一下发达国家一个没有，有几个特征，一个是金砖四国全部在上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这是属于经济增长很强劲的国家，还有东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两块经济的增长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再看看G7国家，就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最近10年的GDP系数，以日本为最低，1.07倍，年均增长为0.7%，加拿大最高，年均增长1.87%。从1978-2010年的长期增长来看，以德国为最低，1.68倍，年均增长1.74%。以英国为最高，1.94倍，年均增长2.24%。而美国最近10年为1.17倍，年均增长1.6%，最近30年为2.26倍，也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新技术革命开始，它在过去那20年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之后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2012-06-16 16:39:04

• 蔡志洲:

  当前价格反映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按照国家的实力来排序的，这个排序和前面一页是一样的。包括汇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看这一列为2000年的倍数，年均增长情况，美国的年均增长是4.14%，其中通胀占了3.0%多，没有汇率问题，中国经济增长10%，通货膨胀4%点多，剩下的是汇率的变化，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强大的。日本年均增长，通货膨胀低，汇率变化少，经济增长慢，这是日本的情况，世界上其他的几个大国，普遍来讲，我们看比较高的，一个是巴西，一个是印度，还有一个是俄罗斯，这几个是属于国际地位在变化的。现在中国的变化是这样的，中国从2000年到2010年、2011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因为你过去只是再一个份额1.8%到3%的区间，在世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到了最近这十年，使中国份额从3.7%到9.4%，现在马上到10%了，所以中国的份额不断提升。

  2012-06-16 16:40:52

• 蔡志洲: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规模，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发展到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要受世界经济的制约，而且对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不断讲中国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在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事实让我们感觉中国的经济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到了这样一个规模，它的增长还是非常有前途的。像大家今天讨论的很多微观问题，我觉得这些微观问题都会解决，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在大学老师教书全部是按照您那套教的，我们要证明将来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懂理念体制、资源配置的，这些短期问题，在20年后都会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扩展到这样一个规模，按照这种发展来讲的话，加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加上价格的上涨，加上中国的汇率变动，可能中国达到美国的水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水平，而且还扩充到美国的经济增长本身不会太远，不光是在座的同学，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到了这个规模的时候，经济的增长率再下来，前两年讲课的时候，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就是我们经济增长是按照等比上去的，是这样一个线，现在中国讲就业目标，每年增加900万，讲的是等差的数，GDP现在增加5万亿的话，到了十年之后，就是100万亿了，100万亿汇率稍微调一调就超过美国了，每年增加5万亿的话，就是5%，5%也很好了，哪怕中国经济慢慢递减到5%的话，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从前边的表里面比较出来，而且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长期展望。

  2012-06-16 16:42:19

• 蔡志洲:

  看一下2010年的人均GNI水平的国际比较，挪威85000元美元，中国香港是32000多美元，中国是4260美元，排121位。这实际上按照世行的标准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水平，到达中等收入国家，这个中等收入是什么意思？照我理解，它是在180多个国家排序中间，处于中位数的地带，所以是中等收入，但是和世界平均水平9000美元比起，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还差的远，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经过我们的努力翻一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这么多人，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谢谢大家。

  2012-06-16 16:43:37

• 杨春学:

  下面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沈越，大家欢迎。

  2012-06-16 16:45:08

• 沈越:

  谢谢主持人，去年会议上我也有一个发言，发言题目是：反危机措施的反思。这一年多以来，反危机措施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发言的内容换了一个题目，当前欧债危机成因及其前景。

  讲三个问题。一、三次危机与三大经济模式。二、欧陆社会模式，德国人叫社会市场经济，法国人称之为社会模式，欧陆社会模式与欧债危机的关系。三、欧债危机的影响和前景。

  2012-06-16 16:45:56

• 沈越:

  上世纪以来共发生了三次重大危机，这三次都表现为金融危机，但是性质和成因有很大区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东亚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中国强政府的经济模式有密切相关。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赶超型经济的泡沫破灭而触发的。泡沫的破灭是从泰国开始的，但是起源点是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一个副产品，中国形成了增长的泡沫，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儿，这个泡沫拉动了东亚经济的泡沫。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没有自由开放，所以中国有幸遭受危机冲击最小，治理危机也比较得力，但是始作俑者是政府推动的赶超经济使得经济过热。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英美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危机直接动因是华尔街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制造金融泡沫的破灭。2009年已经显露出来的欧债危机则和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有直接关系。说的具体点，欧洲人生产的太少，消费的太多，尤其是采取了公共消费过度导致的欧债危机。

  现代社会是由市场权力、政府权力、公民权力三大权力体系组成的。三次危机可以理解为这三大权力体系结构失衡的结果。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政府太强大，所以说如果出现经济问题始作俑者就是政府。公民的权力被忽视，市场的规则被扭曲。美国则是市场力量过大、资本力量过大。它在一定程度上俘虏了政府，抑制了公民、政府的权力。而欧洲国家是公民权力过大，抑制了市场和政府的权力。要消除这样的形势才能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源，欧洲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得克服欧债危机的改革很难彻底。

  2012-06-16 16:47:06

• 沈越:

  为什么很困难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质是社会模式对市场原则的轻视。政府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另一方面造成公共支出超出公共收入。具体来讲有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度保护雇员权利和僵化劳动力市场。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就业权高于劳动市场规则的原则，以至形成了很多非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欧洲劳动法严格限制企业解雇职员。过度劳动保护的市场与欧洲所特有的雇员共同决策制有明显的关系，就是在劳动和雇员，在企业内部雇员权利最大。劳资协议之间的劳资协议谈判是工会垄断了劳动力的供给，雇主垄断了劳动力的需求，是两个垄断组织在劳动市场上。企业承担远超过工资的附加劳动成本。最低工资保护增大了企业成本，又抑制了低收入者的进取精神。劳动时间在全球最短，发达国家中劳动时间美国最长，日本其次。另外欧洲的公共部门比私营部门强大，公共部门享受比私营部门更优惠的就业条件，庞大的公共部门进一步弱化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很多克服欧债危机的一些措施，直接波及到私营企业的企业所以示威、罢工不断。

  2012-06-16 16:48:41

• 沈越:

  另外一个原因，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浓厚福利色彩的福利制度。人口老龄加剧社会福利体系负担，五六十年代，社会只需承担退休者7-8年的养老负担，现在已经超过20年，预计2030年将达到25年-30年。面对这样的情况，欧洲国家进行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改革，但一些国家的退休年龄仍然偏低，比如说法国在这次危机中才成功把退休年龄推后两年，从60岁推后到62岁。其他名目繁多的福利措施，高额的住宅补贴，这是二战以后的传统，二战破坏了欧陆大陆，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给劳动者很优厚的住房补贴。优厚的家庭生育福利，女人生小孩，男人休产假。生小孩的补贴是累进制的。土耳其、阿拉伯人就生三四个孩子，这样大人就可以不工作了。另外教育制度上，欧洲人把受教育权视为是一种基本人权，所以不仅对本国公民实行免费的高等教育，对外籍公民也是免费的。公营部门雇佣享有更优惠的福利，比如说希腊国有经济的职工会打字有补贴、会讲外语有补贴。

  2012-06-16 16:50:17

• 沈越:

  第三个原因，欧洲多元民主政治制度的负面效应。多元民主制度导致了政府和市场权力的下降，主要是两个方面，民主制度下的社团主义盛行，各个利益集团不仅是主权债务推手，也是阻滞改革措施的主要动力。多元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多党政治制度，使政府执政能力很差。一方面左翼的政党大搞福利，讨好选民，右翼政党也大搞福利，另一方面执政能力差使改革措施落不到实处。前不久希腊的大选说明了这个问题，三个主要政党的选票都没有过20%，不可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政府对欧债危机进行改革。

  2012-06-16 16:51:31

• 沈越:

  第四个原因，发展又不成熟的一体化加重了危机。经济一体化扩大了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但在福利制度上，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看齐。德国是最大的获益者，德国现在的经济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好的。5月份失业率是6.7%，低于美国。反过来看南欧诸国，因为他们没有市场壁垒，南欧国家的经济就更困难，他们的市场被经济发展的国家所占据。货币一体化也弱化了困难国家缓解危机的手段，一方面没有货币主权，不再通过通货膨胀这个捷径消化财政赤字，只有靠债务。另一方面困难的国家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推动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政治一体化落后使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债务占GDP60%的上限形同虚设，他们搞的财政联盟就是强化政治一体化缓解危机矛盾。

  2012-06-16 16:52:08

• 沈越:

  第五个原因，历史和文化原因。我概括为两个方面，欧洲长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对公平的追求。欧洲国家的民族和宗教差异也是导致危机的很重要原因，欧洲北部的经济很好，日尔曼民族和新教伦理传统与南欧国家的拉丁族和天主教占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北欧国家的日尔曼种族勤奋自律的产生有助于化解危机。德国有一个典型例子，2012年通过了2010年议程，2010年议程提前解决了政府债务负担太重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德国经济在欧洲非常好。南欧缺乏自律和享乐性的文化，助推了欧债危机的发酵，似乎看到了当年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解体时候的一些状况。

  2012-06-16 16:52:47

• 沈越:

  第六个原因，2008年危机冲击以后恢复乏力。增长乏力使主权债务问题凸显。当前欧盟国家应对危机措施上面临两难选择与分歧。德国坚持供应学派主张，实施财政紧缩性与结构改革措施，这有利于根治主权债务，但是有一个困难会抑制经济增长。多数危机国家主张实施凯恩斯主义措施，即通过各种方式向市场注资，美国的经济学家也给欧洲提建议。

  希腊大选以后有三种可能：1.大选以后产生愿意紧缩政策并有执政能力政府，履行先前与欧盟达成的援助协议。此方案可以提供示范，而且有根本上解决危机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2.可能是不能产生有能力履约的政府，各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希腊退出欧元对希腊来讲是灾难性的。当然它的后果也比较好，其他国家在希腊的教训下，可能有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3.不能产生有力履约的政府，但是与欧盟重新谈判，估计明天的大选很可能是第三种结果，但是欧债危机还会继续发酵，久拖不决。谢谢大家！

  2012-06-16 16:54:46

• 杨春学:

  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教授发言。

  2012-06-16 16:55:36

• 李建伟:

  从今天下午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老师和专家都对经济形势从各个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我还是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个人的意见。主要是谈三个方面。

  2012-06-16 17:00:52

• 李建伟:

  一是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深入回调的影响因素。二是下一步我们发展的内在形势和外部环境。三是一季度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

  2012-06-16 17:01:32

• 李建伟:

  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调幅度比较大，从发展阶段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处在中长期的回调阶段，从需求角度来看，很重要的是出口增速大幅度的下降惹的祸。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都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在提升的。从发展的趋势来说，这里有一张图（图），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处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回调时期，但是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有了一个深度下滑，偏离了取值线，是一个短期波动。这个短期波动出现了一个深度回调，大家知道这种短期波动很重要的原因是外部冲击，这个外部冲击就是出口。我们的出口今年一季度增速下降了很多，它对整个GDP增速的贡献同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我们的出口增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深的回调？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美欧日进口增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国内这个因素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内的政策，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幅度比较大，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一季度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对美元的汇率大概比去年同期升值了4.62%，这个升值幅度对我们的出口影响是比较大的，去年我们做过分析的时候也说过，人民币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从抑制物价上涨这个角度来说是很有效的，只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我们按人民币算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国内收入型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训练回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必须导致我们的出口增速回调，我们必须付出经济增速下降的代价，现在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与人民币升值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2012-06-16 17:02:10

• 李建伟:

  经济增长的内在趋势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我还是比较赞同上午郎丽华院长说的，未来几年中国比较适度的增长区间是在9%到10%，我也做了一个曲值分析，不考虑任何外部冲击，大体上我们的GDP增速到2015年，基本上平均要在9.5%左右。这个增速比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总体有所回调，如果没有大的冲击，保持9.5%左右的适度增长还是有可能的。下一步的外部发展环境，我感觉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观，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是看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增长现状，虽然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在下降，比较疲弱，但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一季度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回升，特别是美国增速，在去年的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连续回升，一般来说，连续两个季度回升就说明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肯定美国人已经从他们自己挖的深坑中爬出来了。下一步他会怎么走？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状况，特别是进出口状况，不仅是对中国，对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预测分析。它的增长在今年一季度以后还会延续前面两个季度的回升趋势，持续回升。

  2012-06-16 17:03:24

• 李建伟:

  我们有一个预测，基本上它会持续回升，在2013年一季度以后，它会回归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平均增速大概3%左右，刚才有老师已经做过分析前30年美国GDP的平均增速2.75%，如果回到3%的增长也就是略高于中长期的平均增速，它会回归于较快增长，只要它的经济回归这样增长，它的进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考虑别的因素，我们也相信日本和欧元区的进口也会有一个回升，随着美国进口的回升，他们的经济这一块都会升，他们的进口也会有一个回升，当然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沈教授刚刚分析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日本、美国，他们的失业率都在下降，随后欧元区的失业率在不断提高，像他们的投资增速在持续下降，他们的市场需求是非常低迷的，财政收支状况也没有很大的改善，至少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我个人感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确实成因很复杂，但是更多的对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对投资的影响还是被吓的，国内有一句话说“癌症病人有一半是被吓死的，另外有一半是被治死的”。现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小国，像德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还是不错的，只要德国不出问题，应该说欧洲的经济也出不了什么大的问题。特别是股市波动很大，很重要的还是信心问题，对未来担心比较大，它的经济增长状况不好主要还是被吓的。

  2012-06-16 17:05:14

• 李建伟:

  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最近我们做了一个预测，分了四种情景，一个是基准情景，一个是比较情景，大家很多人做预测，预测就是猜谜，风险很高，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多分析几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国内外的政策相对稳定，具体的条件不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另外是国内的政策比较稳定，如果美国政策紧缩，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后边两种情景可能和大家今天一天的对下一步的增长是怎么回事，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整页也是一个作证。如果国内继续扩张，比如说未来的财政支出增速能够保持在21%左右，它是一种什么情景。还有一块是下一步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影响是非常大的，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基本的结果可以看这一张图，总的来说，如果像美国的进口、经济增长都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好，那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在今年二季度保持8%左右的增长，随后也会探底回升。也就是说全年大约增长8.6%左右没有问题，随后恢复一个比较适度的增长。如果我们采取扩张，大家都比较担心2009年那样，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财政支出上去再大幅度提升，那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能拉上去，这就像我们的房价一样，如果一放经济增速上去还是比较容易的，下一步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会慢慢回调。还有一种比较可怕的分析是，假如我们的人民币像今年一季度一样，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每年升值4.62%，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虽然短期之内经济增速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比如说今年回升8.3%左右，但是随后就会往下走，好多人说经济增速回调在7%左右的目标也能实现。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预测结果。

  2012-06-16 17:06:49

• 李建伟:

  再看一下我们对CPI的预测。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的物价，特别是下半年以后有点儿回调，涨幅在下降，今年二季度1.7%，这个总趋势还会往下走，随后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我们的物价涨幅肯定也会再度上升。只要不采取过度扩张的政策，涨幅可能有望保持在3%左右比较适度的通货膨胀区间，当然如果要采取扩张政策，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可能还会涨到4%以上。

  总体来说，有三点结论：一是一季度经济增长幅度大幅度回调，主要还是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的结果。二是未来发展环境有望得到改善，特别是对美国的经济，我记得有一个专家说过，他说美国的实体经济实际上没有那么坏，我感觉这一轮美国的经济进入危机以后二次回调在去年的三季度已经到底了，慢慢的进入回升，只是回升的高度有多高，只是一个幅度的差别。三是我们的经济增速只要国内的政策别出现大的调整，在二季度探底回升的趋势是确定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2-06-16 17:09:45

• 杨春学:

  下面有请商务部吴国华司长发言。

  2012-06-16 17:11:02

• 吴国华:

  我是会议发言代表唯一来自业务实际部门的，我从实践中来谈一些观点。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早已经有人破解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三驾马车”的组合差异在哪里。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用这个理论指导了中国，创造了中国奇迹。石小敏同志的“8”字形理论很好。很多亚非拉领导人向中国请教中国的奇迹怎么产生的，我认为石小敏的8字形可以一定程度上描述出来。前几年我们在探讨科学发展，转方式的过程中还不到位。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些妄自菲薄的理论，突出表现在贬低出口作用，甚至将出口与消费对立起来。我理解出口和消费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好坏的本质区别。刚才张曙光老师说很多年前有人把计划和市场当做本质区别，那是错误的。我们在出口和消费问题如果当做经济发展模式本质好坏的区别也是犯错误的。我认为转方式不能光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来考虑，是出口主导型、投资主导型，不能这样。我们的转方式应该是改变微小体系，从供给方面来看要技术赶超，在经济总量赶超的同时要实现技术赶超和品牌赶超。为什么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好于希腊。德国从来不贬低出口更不放弃出口，德国坚持培养技术、培养品牌。出口不管怎么说都是实体经济，如果搞投资主导型可能有四大后遗症，其中一个是泡沫经济，出口是实体经济。

  2012-06-16 17:14:12

• 吴国华:

  这几年理论界忽悠政府打压出口的方面是有失弊的。刚才杨圣明老师用了“虚高”，我同意这个观点。人民币不合理的快速升值，自毁长城。刚才李文溥授做了更多的分析，找出了这几年问题的所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口上。我们2008年应对危机和1997年不一样，1997年朱镕基同志当时就说绝不能放弃出口。到2008年，我们不敢谈出口了，过分依赖于投资，所以4万亿，搞“铁公基”建设，杨瑞龙教授概括为四大后遗症，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偏差。所以石小敏教授画的8字形，下面多了一个尾巴，我都同意这几位教授的观点。我更加同意张曙光老师讲的，理论界也要负责任。

  2012-06-16 17:15:57

• 吴国华:

  下一步我们要共同深化对转方式内涵的理解和认识，要理清转方式的思路。转方式绝不是把出口转为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技术赶超、品牌赶超。在处理“三驾马车”的关系上，在2020年前我们要三管齐下：投资、出口、消费，三者不可偏废。想过早成为消费大国，不可能。根据规律要具备三个条件，三个60%才能成为消费主导型大国，中产阶级达到60%、城镇化率实现60%、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0%的时候才能够有资格说我要转为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抓好一招就可以了，稳人民币，再不能盲目升值了。现在逐步扩大消费，还没有到完全依赖消费的时候。我们扩大消费的第一条是提高消费能力。第一是加工资，要拆除三座大山，改善消费预期，教育、医疗、住房。最近商务部在跟踪社会商品零售品总额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和价格水平有关系，如果价格太高了，消费不起，就降低了消费能力。最近我们找了几家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场的交易情况，他们出现了一个共同情况，出口下降的同时，消费也在下降。他们发现跟我们的二元经济模式有关系，这些商场前五个月的客流量、交易笔数都大幅度下降，但是交易额保证在8%左右，什么原因呢？因为奢侈品消费量增加。那部分有钱人对于奢侈品的购买量在增加。但大部分中产阶级，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起了。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了。为什么商品涨的那么厉害呢？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都在涨，房价在涨，所以商品里的经销商的定价必须要涨。

  2012-06-16 17:16:40

• 吴国华:

  我们认为下一步在扩大消费能力方面必须要控制好房价、控制好物价。这个问题仍然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GDP下滑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房价。要素价格上涨不仅伤害了出口也伤害了国内贸易。前一段时间经过我们的努力，政府提出了要房价回归，这个方向是对的，必须要坚持。房价不回归这是妄人之言，它不仅伤害出口，伤害消费，合起来就是社会不公平，本质上是对先富起来的人对后富起来的人掠夺。现在我们限制购房一套，但是商住两用房没有限制，还是可以购置好几套的。工资上涨我们认为是以人为本，包括资源的价格上涨也是需要的，油价上涨不能说不合理，但是房价应该要继续坚持，最近有人忽悠要放松房价控制，要贷款打折，如果这样被忽悠，可能前功尽弃。扩大消费能力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讲了要素价格推高了商品价格。另外过去税费体制是有问题的，大家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卖的很好甚至很便宜，这跟税费体制有关系，这跟税费体制设计有关系。现在我们设计的体制不是以扩大消费为导向的。比如郎咸平做了一个计算，一百元的商品里64元是税。我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个税按照国际规则出口的话，64块就没有，按照美国规则只要征5%的联邦税就可以了，是很低的。所以影响了我们商品的价格。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国的公路收费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当年两条腿走路，用商用借款启动了道路建设，但是也要反思，投资回收以后要怎么处理。美国公路的定价比较低，有些高速公路也收费，但是我们定的很高，我们要通过高定价把投资收费，把收费权卖给继续高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国务院对于流通工作、税费问题非常重要，马上要开会解决这些问题，相信经过这一次GDP的下滑，对于理论上会有更好的检验和修正，使得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谢谢大家！

  2012-06-16 17:20:29

• 杨春学:

  下面有请宁波大学陈昆亭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2012-06-16 17:25:25

• 陈昆亭:

  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和大家交流。今天确实学习了很多，我的题目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关系。今天关于增长这块已经讲到了很多，其中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比较清楚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在走向一个下降的阶段。

  2012-06-16 17:25:44

• 陈昆亭:

  实际上这个研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东西，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我这个阶段以来的思考，所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第一个问题，中期增长趋势是怎么样的？长期会怎么样？另外一个问题，目前的下降与中长期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多大程度上是中长期趋势变化影响的结果，多大程度上中长期趋势变化的一个反映。目前短期的下降以及针对下降采取的措施是否会影响长期发展的趋势，如果是的话，如何影响？另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经济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是这个阶段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2012-06-16 17:28:23

• 陈昆亭:

  关于短期与长期的争论。作为短期措施，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是否有效的争议由来以久，很早以前就有了，近来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争论，比如说卢卡斯认为短期的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认为政府支出只不过是挤出了私人的支出而已，并不会产生很好的乘数效应。也就是说，财政这样的手段不一样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人认为财政是比较有效的，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学派，这样的争论非常多，香港著名经济学家谢丹阳教授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这些措施就像一个人受伤了，短期治疗和长期的措施肯定是不一样的，短期的话肯定是要求他休息，从长期来看的话，要求他增加锻炼，如果不增加锻炼的话，不能有效的恢复，可能将来还会受伤。所以这种措施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之间是不一致的。

  最近关于财政政策或者短期内政策的讨论也比较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认为现在处于这种状态是长期持续保持在低水平或者萧条的阶段，而他的利率已经下限，到了已经不能再下调的状态，货币政策的手段已经非常有限，这两个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财政政策的乘数是比较大的，这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在特殊时期财政政策会很有效，这个乘数会非常大。

  2012-06-16 17:32:16

• 陈昆亭:

  总结这样类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财政乘数是比较小的，但是在特殊时期乘数可能比较有效，短期的激励政策有利于经济的恢复，而且可以改变长期的趋势方向。

  这里面提出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短期的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方向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短期的这种政策以及短期本身的这种波动性，会不会改变长期趋势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不会，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是，目前短期的萧条基本上认同是受到长期趋势的影响，潜在的这样水平在下降的结果，实际上我们需要解决的，如果是短期的因素或者短期的政策、短期的波动不会对长期趋势方向产生影响的话，我们重要的目标还是要解决长期发展向的问题。干脆让短期的波动好了，我们不用管，假如说短期有影响，短期的这些政策以及波动性会改变长期趋势的方向，那我们的作为应该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找到这种理论的依据，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那它应该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不光是短期内有效，而且可能是长期有效，到底是不是呢？到底短期和长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波动性，也就是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关系研究。有一点尴尬，历史上形成的研究习惯是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问题，自然地形成了分割的两块，研究长期增长趋势的人不怎么关心短期的波动，研究短周期的人也是常常考虑短期的问题，而没有太多注重长期趋势，是形成分割的两块。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在关注短期波动性和长期增长趋势之间的关系。时政研究也有不少，第一个方面实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提出会有正效应的，有很多人根据欧洲、美国很长的历史数据总结，有一部分研究发现，短期的波动性跟长期趋势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有一部分人研究的结果是正相关的，也就是时政研究的结果发现是矛盾的。而且很多人认为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谁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数据和使用的方面本身没有问题，那到底是谁错了？到底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

  2012-06-16 17:35:41

• 陈昆亭:

  包括最新的实证研究，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大概也会分为正反两方面的结论。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总要去解释，还吸引了很多人从模型、从机制的角度去分析、探讨到底波动性和增长趋势之间应该是什么样一种关系？结果也是两派，一部分人说得出的结论是正的，另一部分人说是负的，他们也有依据，比如说产出的波动性上涨会导致收入不确定性，会导致谨慎型储蓄增加，从而均衡的增长率会上升，这是一种机制，听起来也有道理。还有一些结论，比如说产出的波动性上涨会导致投资的下降，均衡的增长率会是下降，这又是一种机制。总之，实际上更细分的研究在这里没有办法展开。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很矛盾，到底是正是负呢？

  2012-06-16 17:37:35

• 陈昆亭:

  还有一些混合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最终的结论提出折中的解释，说实际上影响波动性与趋势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些核心的变量，一些核心的参数决定了这种关系符号的正负，而这种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多种解释。比如说偏好函数的大小，还有一些风险结构等等，包括人力资本增长的机制，甚至有一些关键的结构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这种关系。

  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基于发达国家或者西方国家的研究，我们国家的情况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对我们国家进行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研究结果大概有30个数据，时间的关系就不细看了，大概有这样的关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总体来看，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呈现这样一个结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前30年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后30年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大概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这个很有魅力。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影响这种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是改革开放吗？改革开放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值得研究。

  2012-06-16 17:39:20

• 陈昆亭:

  我们用周期的方法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关系，基本上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结论。大部分的省份在1978年之前的结果是有基本上波动性会有超前一点点，或者比较分散一点点的负相关的关系，而在1991年到2010年的数据表现出比较一直的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也做了一些模型方面的研究，我们基于内生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模型研究，我们的基本观点发现，在形成人力资本时假定有两种机制，一种是主观学习的办法，另外一种是非主观就是干中学，发现这里面关键的参数影响很大，如果是主观学习占优，那么这时候可能是正相关的，反之可能是负相关的。

  2012-06-16 17:41:11

• 陈昆亭:

  引申分析。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比如说偏好参数、人力资本形成核心要素贡献比等，决定波动性与增长趋势方向的关系。当前热论的财政乘数大小的争执与此有类似的关系，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只是一个猜测，我们想把这样的关系引向目前的讨论，目前有很多关于我们要不要采取财政措施，或者是要不要货币等等这样一些措施，我想首先还是要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关键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财政乘数的大小会受什么影响，如果我们目前的这种状态导致财政乘数是零的话，那么财政部要搞了，没有用，因为我们的利率仍然有空间，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有空间，存在的研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在仍然有空间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采取财政的手段是会受到货币政策自动抵消的结果，所以值得去做深入的讨论。

  2012-06-16 17:44:09

• 陈昆亭:

  关于当前就不再展开更多的讨论了，当前内外的形势，美国是持续不振，货币政策受限，利率接近于零，欧洲难以自拔，中国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主要是中长期发展的潜力下降，民营经济状态不佳，金融系统存在局部区域性风险。这是主要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我们给出两条的意见：一是解决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的问题关键要提高教育、科技研究部门收入，引导顶尖优秀青年向教育、研究等科技基础领域回流，才是激励进步最根本的办法。二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是解决当前民间金融问题的根本。我们最近跟踪民间金融这个问题有一个阶段，包括温州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加证明。谢谢大家。

  2012-06-16 17:44:32

• 杨春学: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常欣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2012-06-16 17:45:26

• 常欣:

  感谢大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把我们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关于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的成果和各位交流汇报。这个成果是分上下两期在《经济研究》的第六期、第七期刊表。今天借这个机会把课题主要观点做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进一步查阅经济研究杂志。

  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编制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2000年-2012年，对于中国总债务水平和全社会杠杆率的测算，对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机制镜像分析，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风险评估、主要政策争议。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大背景是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对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提高，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有一些担忧，有人据此就开始唱衰中国，我们觉得这种背景下编制中国的主权债务表，进而对中国主权债务风险进行评估。

  2012-06-16 17:45:54

• 常欣:

  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方法它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摸清家底、透视风险、结构体制性特征和结构性特点。从国际编制实践来看，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核算方法，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之后有一些国家经济学家编制本国的资产负债表。从新发达国家官方发布资产负债表的比较成熟的是加拿大和英国，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国家统计局在1997、2007年分别出版过编制方法，但是官方负债表处于内部试编阶段，还没有公开发布数据。

  资产负债表编制是一种核算方法，但是在此基础上有人把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方法开始在金融危机之后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国内在近一两年来用资产负债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文章不断地增多。在这样大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下我们也作出我们的尝试和努力进行编制和风险评估。从事这项研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从数据可获得性受到了一定限制，特别是长时间序列的数据的获得有一定的难度。从估算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不足，可能对这项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不敢高估，只是希望提出我们编制的基本方法，分析框架，谨慎的搜集，估算各类数据，用这些成果进行风险的评估，这是我们的初衷。

  2012-06-16 17:47:46

• 常欣:

  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试编的基本思路。我们编制的是主权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资产负债表不同，国民资产负债表是各个部分的国民资产的加总和合并。我们是和政府和主权相关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一部分非金融国有企业，我们理解为广义的政府资产负债表，这里不包括居民部门和私人企业部门在内。如何界定主权资产，是政府所拥有和控制的资产，是政府实际能够动员和支配的资源。中国主权资产包括六项：国有经营性资产，包括非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和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国有非经营性资产、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性资产，这里重点对国有土地资产进行估算，对外主权资产就是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官方持有的储备资产，全国社保基金的国有资产，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2012-06-16 17:50:23

• 常欣:

  主权负债包括政府直接负担的负债，包括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或有负债，主权负债包括了中央政府的债务内债和外债，外债是采用宽口径的界定，宽口径是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务院部委直接介入的外债，我们把私人部门的外债也纳入我们考虑的范围内，这是从最后的财政兜底机制出发的。第二是准国债，就是政府部门和政策性机构发行的有财政担保的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债。第三类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又包括了两类，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非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第四是国有债务。第五是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负债，还有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这个是支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所遗留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简单说是转轨成本，和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测算是不包括在内的。如果大家关注媒体所披露的研究机构关于205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75%的规模，他们把人口老龄化因素纳入进来，我们是单纯考虑转轨成本。

  2012-06-16 17:52:20

• 常欣:

  （图）我们把2000年-2010年的主权资产六类的加总和合并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资产，非金融经营国有资产、管理储备资产增长非常迅速。主权债务来看（图），增长比较迅速的有几类，中央加地方的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或有负债。（图）这是反映了各类主权资产和主权负债加总得到的整个主权资产和主权负债，以及相减得到的政府净值的变化情况。11年来主权资产和主权负债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是主权资产的增长比主权负债增长快的形势，所以政府净值也是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中。

  2012-06-16 17:54:15

• 常欣:

  （图）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负债简表。主权资产的最终合计142.3万亿，主权负债72.7万亿。这是宽口径的政府净值的概念，有些需要剔除和替换。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它的变现能力比较差有必要剔除。国有土地资产使用权不可能一次性全部转然，所以用土地出让金做了替代，这样得到的主权资产净值变成了20万亿左右。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短期内没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

  2012-06-16 17:56:16

• 常欣:

  关于主权负债简表的说明。一是测算过程中资产方来讲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一方面源于更多是账面价值而没有考虑市场价值。二我们测算国土资源价值的时候只考虑农业用途来讲，但是土地用途的改变也存在低估的问题。还有变现能力问题，还存在着重复计算的可能，也有高估的可能。负债方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把确定性的负债和或有负债简单的加总，我们没有考虑选取的风险概率，这样直接加总可能也存在高估的可能。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总体判断。

  第二大部分，关于中国总债务水平和全社会杠杆率的测算。主权资产负债表是衡量和公共部门相关的风险，总债务水平和全社会杠杆率是全社会整个体系的风险考虑，这样测算是考虑风险不同部门之间是进行转移的，特别是考虑到风险可能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或者公共部门，从全社会考虑风险可以为考虑主权资产负债表风险提供很好的提示。主要方法是对四大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部门。这里没有考虑地方政府债务，这是处于国际比较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务是自主承担的，从IMF统计规则来讲也是不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进来的。最后是金融机构部门的债务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债和其他金融债。最终得到的国际比较的总结论是：总量看中国的总债务水平2010年，债务和GDP的比例168.9%，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比其他的金砖国家要高。我们总判断是全社会杠杆率适中水平，温和可控。但是近年来的增长态势是上升比较快，应该保持警惕。

  2012-06-16 17:59:28

• 常欣:

  从债务结构来看，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比比较高，这是中国债务结构中突出的特点。我们最终测算结果2010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105.4%，这个比重高于有关研究基于OECD国家所得到的企业债务部门的临界点是90%，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高于临界点，所以隐藏的风险值得关注。

  2012-06-16 17:59:46

• 常欣:

  第三大部分，关于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扩张机制。在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扩张机制，资产方主要体现为对外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资产的积累，这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构变迁紧密相关，在负债方，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负债扩张明显，总体上超过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增长，从而形成大量的主权负债，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赶超体制密切相关。如何理解所谓政府主导型的赶超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层面来看，现有的政治激励机构和财政激励结构上，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增长偏好，有增长优先战略，所以地方投资冲动比较大，地方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和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存在着放贷冲动，这种放贷冲动决定和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相关，这种金融体制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大而不倒，国而不倒，中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下，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银行业的股权结构的三分之二，在银行业资产结构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份额占半壁江山，所谓的国而不倒、大而不倒带来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可能会刺激借贷冲动。第二个是因为在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资源配置体制下，这种资金的性质配置趋向比较明显，而且现在对银行业这种风险控制强调的比较大，所以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对称，可能使得获得政府隐性担保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银行对它有特殊的青睐，形成了国有企业情结或者地方政府情结。这样的情况下形成所谓的贷款财政化的倾向。三是在现有的金融格局下，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依然高度依赖于利差收入。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银行业还是依赖于放贷规模扩张的信贷竞赛的格局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的借贷冲动和银行放贷冲动结合产生了大量中国的主权负债，这和西方国家的主权负债形成机制非常不同。西方国家的负债是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化，中国的主权负债是政府本身是债务产生的源泉。

  2012-06-16 18:01:09

• 常欣:

  第三大部分，关于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扩张机制。在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扩张机制，资产方主要体现为对外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资产的积累，这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构变迁紧密相关，在负债方，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负债扩张明显，总体上超过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增长，从而形成大量的主权负债，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赶超体制密切相关。如何理解所谓政府主导型的赶超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层面来看，现有的政治激励机构和财政激励结构上，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增长偏好，有增长优先战略，所以地方投资冲动比较大，地方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和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存在着放贷冲动，这种放贷冲动决定和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相关，这种金融体制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大而不倒，国而不倒，中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下，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银行业的股权结构的三分之二，在银行业资产结构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份额占半壁江山，所谓的国而不倒、大而不倒带来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可能会刺激借贷冲动。第二个是因为在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资源配置体制下，这种资金的性质配置趋向比较明显，而且现在对银行业这种风险控制强调的比较大，所以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对称，可能使得获得政府隐性担保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银行对它有特殊的青睐，形成了国有企业情结或者地方政府情结。这样的情况下形成所谓的贷款财政化的倾向。三是在现有的金融格局下，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依然高度依赖于利差收入。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银行业还是依赖于放贷规模扩张的信贷竞赛的格局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的借贷冲动和银行放贷冲动结合产生了大量中国的主权负债，这和西方国家的主权负债形成机制非常不同。西方国家的负债是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化，中国的主权负债是政府本身是债务产生的源泉。

  2012-06-16 18:01:09

• 常欣:

  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风险评估。有两类风险值得关注，一是资产负债表错配风险，一是货币错配风险，二是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期限错配风险、企业部门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或有负债风险，房地产信贷风险和社保基金缺口的风险。

  最后强调一点，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短期内集中在房地产信贷和地方债务上，中长期风险集中在对外资产负债表和企业债务和社保欠帐上。但是无论哪个风险都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所以要化解这个风险根本的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判断。谢谢。

  2012-06-16 18:06:40

• 杨春学:

  现在有请湖南大学经济学院陈乐一教授发言。

  2012-06-16 18:07:38

• 陈乐一: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午好。感谢大会组委会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我汇报的题目是我国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但是地区经济差距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改善，目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政府对区域发展和区域差异问题高度重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一些学者对我国地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研究，但是现有文献主要是侧重研究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系统研究地方经济周期差异的文献比较少。经济周期一般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当各地区经济周期存在差异的问题时候，比如说同一时期有些地区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而有些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如果中央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反周期调控政策，就会不利于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地区经济过热和过冷同时并存。而实施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政策能起到促进各地区经济稳步增长的作用，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内地区经济周期差异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12-06-16 18:08:13

• 陈乐一:

  基于此，本文根据1953年-2010年相关数据，对我国28个省市地区经济周期之间的差异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

  首先是四个经济周期的特征指标。

  与现代经济周期研究相比，传统经济周期研究有以下优点：一是避免抽取时间序列波动成份过程所面临的模型选择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模型，通常会获得不同的结果。二是研究结果不受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所影响。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传统经济周期的研究，例如Harding.D，本文主要还是用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差异性。

  已有的经验研究中，识别传统经济周期特征的指标很多，我们选取的指标原则是：尽可能选择少的指标，但又尽可能全面地体现出经济周期的特征。从这一原则出发，Harding.D和A.pagna认为，周期的长度、深度和形态可以比较全面地体现出某个经济周期的特征，关于周期的长度，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计算经济折价阶段的持续时间来衡量，比如波谷到波峰之间的横向距离为扩张阶段的持续时间，波峰到波谷的横向阶段为收缩阶段的持续时间。

  2012-06-16 18:10:11

• 陈乐一:

  关于周期的深度，可通过计算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来衡量，波谷到波峰之间的垂直距离与扩张阶段的波动幅度，波峰到波谷之间的垂直距离为收缩阶段的波动幅度。关于周期的形态，Harding.D和A.pagna他们认为，我直接翻译为“溢值”，用这一概念来表示，“溢值”的概念是对经济周期的形态进行衡量，溢值就是为周期转折中增长路径对理想增长路径的偏移，也可以理解为理想值减去实际值，其中理想增长路径为周期转折点的直线路径。按照这个定义，溢值与实际实际增长路径的二阶导数值得有关很大的关系，溢值是用来衡量周期阶段是凸型的还是凹型的，具体而言在扩张阶段溢值为波谷到波峰间实际增长路径对理想增长路径的偏移，其中，理想增长路径为波谷到波峰之间的直线路径。

  2012-06-16 18:12:37

• 陈乐一:

  （图）A图就是凸型扩张，B无图就是凹型扩张。C图表示凸型收缩，D图表示凹型收缩。

  （图）A图和D图表示刚开始的时候变动平缓，快结束的时候变动剧烈。

  计算图中的阴影面积是比较复杂的，在实际计算溢值的过程中可以简化为周期转折的理想值减去实际值。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全面描述一个经济周期的特征，需要有一个指标扩张阶段的持续时间、波动幅度、溢值，还有收缩阶段的持续时间、波度幅度、溢值，这些都是传统的方法。

  2012-06-16 18:14:38

• 陈乐一:

  我国地区经济周期差异性的分析。

  我国地区层面较完整的统计数据在1994年后才有，而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时，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序列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在划分周期方法上，引用的国内学者常用的“谷-谷”法，对各地区的经济周期进行划分。根据1953年-2010年，我国28个省市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采用“谷-谷”法进行周期划分，然后分别计算各地区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阶段的持续时间、波动幅度、溢值。就是表1。

  2012-06-16 18:15:26

• 陈乐一:

  （图）这个图显示了1953年-2010年我国地区28个省市地区经济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同一时期有些地区处于扩展阶段，有些地区处于收缩阶段。这个差异是明显存在的。

  表1显示的是8个省市对扩展阶段和输出阶段的持续时间，扩展阶段和输出阶段的波动幅度，以及扩展阶段和输出阶段的溢值大小。

  通过表3可以发现1953年-2010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为2.59年，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候为2.38年，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略大于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而扩张与收缩阶段的平均波动幅度差不多。

  2012-06-16 18:17:26

• 陈乐一:

  1953年-2010年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特征存在很大差异，从持续时间上看，从波动幅度上看，从溢值上看都可以看，我国地区经济周期的长度、深度形态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我们以1978年为分界线，分析1953到1977年，与1978年到2010年两个时期我国的各地区经济周期特征。

  2012-06-16 18:19:15

• 陈乐一:

  表2分析的主要还是八个省市由1953到197年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持续时间、波动幅度、溢值大小。

  1953年-1977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91年，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为2.21年，所以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略小于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扩张阶段的平均波幅为24.38%，收缩阶段的平均波幅为26.12%，扩张阶段的平均波幅小于收缩阶段的平均波幅。扩张与收缩阶段的溢值平均值都小于0。差异度是很明显存在的。

  2012-06-16 18:20:28

• 陈乐一:

  表3显示的是1978到2010年的情况。结构是一样的。表3显示了1978年-2010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39年，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为2.61年，扩张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大于收缩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扩张阶段的平均波幅大于收缩阶段的平均波幅，扩张阶段溢值小于零。可以看出我国地区周期经济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持续时间、波动幅度、溢值上都可以看出来。

  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差异性的比较分析，这个差异程度到底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有一个简单的分享，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根据这个表，我国各地区经济在周期长度上的差异是最大，在深度以及形态上差异程度在减小。

  2012-06-16 18:21:26

• 陈乐一:

  我们的结论就是，本轮从经济周期长度、深度、形态等方面的6个指标出发，研究了1953年-2010年我国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性。通过这些指标发现6个指标上面我国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地区经济周期差异性的存在对中央政府差异化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提出了要求，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实行差异化的反周期调控政策非常有必要，区域化差异调整问题在战略层面，国家有西部大开发、东部跨越式发展等战略，但是就缺乏具体执行层面的战略政策，难以将战略政策的效用发挥出来。所以国家调控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多出一些地区差异化的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地方经济周期的差异化，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性和方向。比如处于周期扩张阶段的地区和处于收缩阶段的地区可加强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促进产业在地区间有效转移和承接，实现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如何因地制宜的制定系统化、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地区经济周期差异性的因素有哪些，这将是本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谢谢大家。

  2012-06-16 18:22:33

• 杨春学:

  会议到此结束。（结束）

  2012-06-16 18:2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