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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库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论坛

发布时间: 2016-12-26 09:55:05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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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标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

活动描述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暨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将于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0在北京国宾酒店举行。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 史丹:

    尊敬的蔡昉副院长、刘世锦副理事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暨第五届工业发展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共同承办,经济管理社协办。

    2016-12-26 09:10:51

  • 史丹:

    首先让我来介绍今天到会的主要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蔡昉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刘世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赵昌文部长;工业与信息化部规划司李北光副司长;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平燮先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姜广智委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蔡惟慈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研究员;河北经贸大学武义青副校长;天津财经大学于立副校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杨思远副院长;首都经贸大学戚聿东校长助理;招商集团王宏副总经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梁建洪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李玮副所长;

    2016-12-26 09:17:55

  • 史丹: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Edmundo Borja主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Hector Zavala博士。韩国产业研究院北京分院林美兰主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高级武甜静高级研究员;三菱商事东亚地区裴欣总裁助理;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金属事业部、钢铁原料组刘阳组长。

    2016-12-26 09:19:59

  • 史丹:

    参加会议的还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张宏波副处长;北京市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叶堂林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张贵祥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吴庆玲副教授;同方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谢磊总经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研究员。

    2016-12-26 09:25:21

  • 史丹: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会议主要的协办方的主要领导,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崔民选副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海舰副所长;经济管理出版社张世贤社长;经济管理出版社杨世伟总编辑;经济管理出版社勇生副社长。我是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

    2016-12-26 09:28:08

  • 史丹: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出版社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财经报、21世纪经济报道、求是杂志社、人民网、中国网、同方知网、经济管理出版社等。此外出席今天论坛的还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部分学生代表,请允许我代表工业经济研究所向参加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6-12-26 09:28:23

  • 史丹: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社科院蔡昉副院长致辞。大家欢迎。

    2016-12-26 09:28:47

  • 蔡昉:

    尊敬的刘世锦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各界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暨第五届工业发展论坛今天隆重召开,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对会议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6-12-26 09:33:07

  • 蔡昉:

    本次论坛将发布两项成果,分别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两者既有历史的传承关系,又有开拓创新,连续21年出版的集工经所全所之力,系统分析中国工业发展面临重要问题的年度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传承了工经所所持续关注、深入研究中国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宝贵学术传统。高度精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是工经所在中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我院推动专业化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联合京津冀三地的研究力量,凝心聚力求突破,锐意创新建智库的重要成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一年来密切跟踪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成果。因为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谈几个看法。如果发言有一个标题的话,就叫“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强调五大发展理念当中的创新与共享发展。

    2016-12-26 09:36:57

  • 蔡昉:

    大家可以从我的题目当中看到,我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因为你要引领它,应该说和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讨论,有人说必须要有产业政策,有人根本就不该有,但是我想还是应该需要的。但是我在这里讲的产业政策的核心,今天强调的不是告诉市场及其市场主体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而是要讲我们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去引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所以我今天既有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意图,同时也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意图。

    2016-12-26 09:37:52

  • 蔡昉:

    第一,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试图告诉市场,告诉市场各个主体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我们告诉他们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无论我们的研究多么高明,但是这种势头可能会有越俎代庖的倾向。一个例子,过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些经济学家总结了大量国家的经验,纵向的、横向的,最后总结出有一个“霍夫曼定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重工业的比重越高,而重工业当中更重的这些产业的比重就更高。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过去发展了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是失败的,是我们计划经济时期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知道,你把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全交给一个不完备、不完善的,这个市场发展还不完备、不完善的时候,你交给它自由的发挥,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使得这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它不能体现创新和共享的目的。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工业革命最旺盛的时期很多新的技术产生,那时候政府是完全无为的政府,大概属于斯密类的完全自由放任的时代,因此在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它的发展很长时间不是共享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工人没有从工业革命中得到他应该有的份额。我最近在看一个材料,他们讲到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在英国,在那些工业革命的中心城市它的劳动者和普通的居民,他的工资是停滞的,遭遇着各种各样的恶化的生活条件,犯罪、污染等等,结果说在这些工业革命最中心的城市平均预期寿命比英国的平均水平是少了15年。在工业革命中心的这些人群没有享受新技术的成果,结果还少活了15年。

    2016-12-26 09:39:05

  • 蔡昉: 我们也知道像IT产业,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在美国也没有导致就业的扩大,没有导致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因此它产生了这种老百姓对新技术的不满,形成了所谓“新卢德主义”等等,这也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2016-12-26 09:39:25

  • 蔡昉:

    下面我从制造业实体经济和相关的一些产业部门的关系角度谈一下我的看法。首先制造业VS服务业,就是一般服务业,笼统的来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过去都说一二三产业,叫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说明产业之间是带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又到第三产业,是因为每一次到新的产业高度化的时候,你都带来生产率的进步,这是原则,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揭示了这个规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是遵循着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把产业结构调整看成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生产率提高就是库兹涅兹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不变就是非库兹涅兹过程,如果生产率下降了,就是逆库兹涅兹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就应该去制造业,然后形成比重更大的服务业,因为一般来讲,平均而言我们的服务业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的生产率是低的,我看了一下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要低18%,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是没有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因为第二产业弱下去了,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也并没有达到保增长、调结构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逆库兹涅兹的过程。因此我们讲的是只有为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的帮助它优化升级的生产型服务业才是最好的能够继续推进库兹涅兹过程,同时有利于创新和共享发展的服务业。

    2016-12-26 09:41:38

  • 蔡昉:

    第二,制造业VS金融业。我们目前知道金融业这两年,特别是2015年帮助了我们保增长,在我们GDP的6点几个百分点里有很大的部分来自于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它也带来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金融业它本身的职能不是为GDP做贡献,是为我们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你说靠金融业本身的增加值来保你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是不可持续的,不能指望永远有,第二是不稳定的,是带来风险的,就是从更负面的角度去看。所以离开供给侧和实体经济,在需求侧刺激经济增长,我人为的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发出更多的货币,如果说这时候你没有在供给侧解决实体经济的竞争力的话,那么就没有真实的投资需求。因此你释放出的这些流动性这个资金会外溢,外溢到不需要竞争力就可以赚钱的领域,很自然就会在金融业里自我循环,甚至流到容易助长泡沫的一些产业当中。因此它反而是一个酝酿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着眼于供给侧,着眼于实体经济去发展金融业,才是一个共享的、可持续的,而且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这是讲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关系。

    2016-12-26 09:42:51

  • 蔡昉:

    第三,制造业VSIT产业、AR产业和相关的新技术产业。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经验教训,IT产业很多人都说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和早年的技术变革是不一样的,IT产业没有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甚至也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不利于广大工人分享技术革命的成果,或者他们说这个产业革命可能还没到来。其实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也知道像工业革命时期最主要的比如说电力的使用和蒸汽机真正的变成了动力,都是花了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也确实缺乏共享性,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正在发生一个深远的新技术革命,但是我们身在其中可能并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因为我过去搞人口,一直关心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马尔萨斯如此悲观的理论是在工业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那个时代的人身在工业革命的时期,而没有体会到工业革命的发生,广大人民群众还在忍受着痛苦,连马尔萨斯这样高智商的人也没有看到,他在充满了光明的前途的时代得出了最悲观的经济学的结论。因此我们在这个时期应该说是再面临一个新的技术革命,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把新技术革命变成是共享的。同样,我讲这个的意思是我们要以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服务对象,这些技术才可能是共享的,才从更根本上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这就是为我们讲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重要的新技术的载体,但是要+,首先+的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使得我们过程不会是与广大劳动者无关的,甚至是排斥劳动者的过程。

    2016-12-26 09:45:51

  • 蔡昉:

    第四,制造业VS建设领域。这个建设领域包括建筑业、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可以包括房地产行业。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说房地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门,也是我们GDP的重要贡献者,归根到底,我们也看清楚了这个部门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在历史上在很多国家脱离实体经济,人为的去搞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或者去过分刺激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当年就是为了安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抱怨,因此说你们大家都有一个美国梦,就是居者有其屋,因此他们过分宽松的信贷形成了次贷危机。在日本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它不知道是供给侧的问题,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加强了需求侧的刺激,因此把货币释放出来,最后只好都跑到房地产领域。这些都是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在美国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日本也导致了它失去的30年,这些教训我们都应该汲取,而我们不能指望房地产成为我们GDP增长的大且稳的贡献者。这是房地产。当然它也不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2016-12-26 09:46:32

  • 蔡昉:

    再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老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基础设施都是我们的短板,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习惯于把这些看成是建在那儿就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可以有超前发展。其实不是,基础设施归根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由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派生出来的,是派生的需求。如果实体经济弱了,不再增长或者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应该增长那么快。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地区间的巨大差距,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短板,补短板的部分我们应该去继续做,但是总体而言除了补短板之外,我们不应该搞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否则的话其实它也没有动力,像企业没有投资动力,基础设施没有投资动力,在这时候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我们发出多少项目,发出多少贷款,甚至贷款都发不出去,我真正需求侧有问题的时候就相当于把绳子拴在车上拉这个东西能够拉动,这叫需求侧的拉力。当问题不在需求侧是供给侧的时候,你把绳子拴在车上拿绳子推这辆车,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都在讲一个词“推绳子”,你能推得动吗,使不上劲,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本身也是可能产生产能过剩的。所以基础设施也不应该超前。和这些基础设施、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不管怎么说,我们刺激了这些部门,它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其实并不是,如果说我们现在问题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侧的因素,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一系列变量都不利于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其中第一条就是劳动力短缺,你过快的建筑业的发展,占用了很多劳动力,像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做了测算,把劳动力占用了以后,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更严重,它的工资上涨更快,快到什么程度,我们过去这几年已经发现了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单位劳动成本,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比劳动生产率,它跟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工资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时候,单位劳动成本必然会提高,这就是你的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或者说比较优势所在。当你这个比较优势弱化的时候,反过来伤害你的经济增长,本来以为用这个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从根本上它回到了供给侧进一步的降低你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同样建设领域也必须服从于实体经济,服从于制造业,否则它就不是以生产率为目的的。为了使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符合创新、共享这两条,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相关的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切服从于提高生产率在供给侧提高潜在的增长能力。

    2016-12-26 09:47:21

  • 蔡昉:

    最后,各位来宾,过几天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年,2017年将是我们党召开十九大的一年,也是我们实施“十三五”规划,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围绕中央决策的需要,产出一批具有战略和全球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智库成果,工经所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在其中承担着重大的任务,需要加强对现实问题具有针对性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期待并且也相信今天的论坛既是发布工经所重要成果的一个机会,也是各位嘉宾深入探讨重大经济问题的一场思想盛宴,同时也是许多参会单位和研究人员发挥基础研究优势,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重要场所。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6-12-26 09:50:13

  • 史丹:

    谢谢蔡院长精彩的致辞和报告。蔡院长关于产业结构的观点使我们的论坛一下子进入高潮,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蔡昉院长的报告和观点致敬。

    下面同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研究员给大家做报告。大家欢迎。

    2016-12-26 09:56:33

  • 刘世锦:

    尊敬的蔡院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想讲这样一个题目,20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点讲一些想法。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六年一直是回调的态势,大家都很关心下一步的走势怎么样,我讲一个大的判断,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不要太悲观。对过去六年的回调到底怎么看,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有人认为主要是外部的冲击,但我们一直持这个观点,它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过去六年的时间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转型的过程没有结束,所以下降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

    2016-12-26 09:56:43

  • 刘世锦:

    为什么说接近底部呢?我们从两个底部来看,首先从需求侧来看,所谓接近底部主要是高投资要触底,中国经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高增长,从需求侧是高投资来带动,高投资是有三大需求来源,第一是出口,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房地产。目前来看,出口过去我们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这一两年都是负增长,原因就不说了,这只靴子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占比重最高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总体上已经处在回调的态势,但是它是政策变量,因为我们政府稳增长主要还靠的是抓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无论如何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房地产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回落,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短期的回落,而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历史性的拐点,为什么?因为构成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1300套住房,这个点在2014年已经达到,达到以后房地产投资总量是持平,然后逐步的回落。实际上像去年9月份的时候,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今年一季度风云突变,一线城市房价飙升拉动了房地产投资又开始有所回升,但是我们判断这还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从全国来讲总量还是会回落的,基本上回到一种常态,何为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房地产这只“靴子”也落地了,这样三只“靴子”落地,高投资触底,从需求侧来看就是见到了底部。

    2016-12-26 09:57:29

  • 刘世锦:

    从供给侧来看,去产能要到位,需求侧三大需求在回落,供给侧特别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像煤炭、钢铁,我们一般认为产能过剩都在30%以上。这样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50多个月是负的增长,最低的时候是负的5.9%。与此同时,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从2014年的8月份以后一年多的时间也是一个负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去产能”,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去产能”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既有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在起作用,更多的还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表现在于PPI在去年9月份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也恢复了正增长,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大多数的行业利润增长的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这里面我稍微说一下,最近有一些同志也在讨论,像煤炭、钢铁价格大幅度上升,同时在那儿说“去产能”,煤炭、钢铁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你说多了,为什么价格上涨呢。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分析,像煤炭现在我们看到的相当大程度上是控制产量,是通过我们有关部门对煤炭行业把工作天数压缩,控制了产量以后,对供求关系是有所调整的。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情况,产能过剩到底中国有多少产能,这个数字要搞清楚恐怕是非常困难,因为它取决于你往上报数字的时候,它得猜报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对他有利还是不利。其实我们前几年做研究的时候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时讲有些行业由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很突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些生产线虽然说名义上有,实际上早就不生产了,关了,有一些还在生产,但生产的东西没有竞争力,卖不出去,变成了库存,真正能够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具有竞争力的产能有多少,现在有一个概念需要研究,这种有效产能的数字需要研究。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里真正的有效产能的状况怎么样是需要研究的。再有我们现在判断供求关系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市场信号,尽管市场信号有它的缺陷,有时候可能由于会放大一些供求关系,但是市场信号毕竟还是最能够反映真实供求状况的。这些信号都表明供给侧也在接近底部。

    2016-12-26 09:59:11

  • 刘世锦: 刚才讲的是接近底部,我看有人报道说“XXX讲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不是这样,还没有真正的触底,接近底部和实现触底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以为,在今后一到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触底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讲到这儿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型,说中国经济触底是“L”型的走势,过去6年的回调,就是L型左边的竖边往下走,拐这个弯是触底,触底以后,有些同志很兴奋,触底反弹,特别是炒股票的同志一听说触底肯定要反弹,能不能反弹呢?不论是所谓的“V”型还是“U”型反弹,“V”型是比较粗暴,“U”型是比较温柔,也有人说中国经济明年会反弹到甚至会上7%,也有人更乐观,这个预期是很诱惑人的,但是基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谓的触底是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平台切换到未来的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是平台的切换,并不是在原有平台上的周期性的波动。所以我们讲触底它的确切含义是讲不再下降了,稳住了,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对这一点也有人表示疑问,说我们感觉到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想说根据我们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所谓触底实际上是中速增长的均衡点找到了,找到以后是能够稳得住的。根据日本的经验,中速增长的平台大概能够保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人对“L”型特别是下面这一条边的走势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是一种负面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处于“L”型的低迷状态,把“L”型看成是不好的东西。言下之意,哪一天还得走出“L”型低迷的状态,还是刚才讲的还得往上走的想法。这种观点我以为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就是一种经典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好,它有可能成为所谓有质量、有效益,更多的依靠创新驱动,就没有水分,可持续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常态。

    2016-12-26 10:01:45

  • 刘世锦:

    今后一两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要触底,但是这个触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触底需要多次验证,而且这一段时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最近讲“黑天鹅”,说一只刚飞起来又飞起来一只,现在不只是一只,是一群,不仅是黑天鹅也好,白天鹅也罢,黑天鹅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生、长大和飞起来都是有道理的,“黑天鹅”的出现是过去浮在水面之下的很多因素,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把它忽略了,它总是要出来的。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有其他几个因素需要关注,一是房地产泡沫和高位扭曲,对创新、实体经济的影响。二是金融风险它的冲击,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三去”,去产能、去库存有进展,但是去杠杆,从全社会来讲杠杆率还在上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三是国际形势的动向,特别是特朗普到底采取什么政策,最近我也参加一些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人看起来不合常规,昨天我又看到一个消息说大概已经公布了说100天的计划,前一段时间我见了美国一个曾经当过部长的一个人,探讨特朗普会干什么,他说美国总统一般是前100天会让人感觉到他是在兑现承诺的,100天以后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可能和美国以前的总统都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最后他还得按规律办事。四是政策导向,经济越接近底部,不排除有时候经济还会往下滑。因为根据我们的估计,刚才我讲了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的回落,回落以后会带动它后面一堆行业的回落,我们估计大概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很可能是年中左右,经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我们估计这个压力不会太大。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求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放松的声音可能会很大,但中国经济这个水已经放得不少,再继续放水对我们转型是很不利的。

    2016-12-26 10:02:15

  • 刘世锦:

    最后简单说两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最近讨论比较多,一讲新动能,很多人都说中国所谓新经济得找完全新的东西,我想说中国经济新的动能其实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所谓老经济或者我们讲的传统领域,但是它可能成为新动能,关键问题是它得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得把这个加法做好,这样会形成新的动能。结合工业发展,六个方面我稍微重点强调几个方面。

    2016-12-26 10:03:29

  • 刘世锦:

    第一,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这些领域目前由于多少存在着垄断的问题,它的效率相对比较低。如果这一块能够打破垄断,放开竞争,还可以吸收相当多的投资。有人说这些领域是不是投资已经很多了,但我以为真正提升效率的投资还不够。而且这一块如果我们效率能够真正的提高,它是为整个国民经济在降低成本,我们现在讲的降成本,涉及很多领域,但是我觉得基础产业通过改革以后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它将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运营的成本,是中国范围最大、效果最明显的一项降成本的举措。

    2016-12-26 10:03:55

  • 刘世锦: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带来城乡一体化发展。今天不展开这个话题,这是很大的话题,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认真的考虑城市发展的模式问题。我以为京津冀做文章,不是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这些城市做文章,而是在他们之间做文章,将来需要发展出一大批小城镇,在大的都市圈。这才能解决所谓疏解首都功能,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再拖下去,一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

    2016-12-26 10:06:03

  • 刘世锦:

    第三,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的成长。我认为这对我们现在工业发展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个趋势,企业的分化,分化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企业和另外一部分企业已经拉开了距离,过去我们注意到,比如一个行业里有10个企业,要赚钱都赚钱,要不行都不行,现在可能两三个企业是赚钱的,剩下五六个企业是不赚钱的,有些甚至相当困难,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说明有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和创新,或者换句话说,转型升级创新我们讲了很多年,这个东西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不转不行了到这时候,而且有人能转得上去,有人转不上去,在竞争压力下转上去转成功的企业将会成为中国下一步转型升级创新的主导力量。对这个过程我们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护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企业购并是必要的,一定要防止过去这种拉郎配的办法,拿一个好的企业和不好的企业捏在一起,不好的企业一般是好不了的,好的企业也会被拖垮,长期来看通过这样的分化以后,中国将会有一批行业和一批企业成为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这是中国未来整个工业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础。

    2016-12-26 10:06:30

  • 刘世锦:

    第四,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刚才蔡院长讲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讲得很好,其实我们中国服务业最大的一块短板是所谓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一个国家尽管我们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但是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效率提升潜力最大的其实还是制造业。服务业中间为制造业服务的那一块生产性服务业也是生产率提升潜力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2016-12-26 10:09:10

  • 刘世锦:

    第五,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的优化配置以及效率提升。这几年这些领域发展很快,我们都有切身感受,包括网上购物、网约车等等,我个人的判断,下一步互联网+将会+到制造业内部去,这是潜力最大的一个领域。

    2016-12-26 10:09:35

  • 刘世锦: 第六,前沿性创新带来增长的潜能。这才是标准意义上所谓新经济或者新的技术带来的增长的潜力。包括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已经表现出比较好的势头。但是我们也是有短板的,短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基础研究,大学教育,一种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这是我们很大的短板,这个短板补不上,我们的创新从长期来讲是没有后劲的,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刚才讲这些新的动能相当一部分和我们工业的发展是相关的,把新的动能怎么能够释放出来,就是要推动改革,这就是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且这些供给侧的改革是针对性很强,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带动改革而且被改革所检验的一些东西所在。这些改革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经济就是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从我们工业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讲,改革现在大的方向是明确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的方向已经清楚了,但是方法很重要,这里面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的关系,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指方向、划底线,朝东朝西的问题要搞清楚,方向别走偏了。划底线,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是要避免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到底中国的改革应该怎么搞,它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给地方基层企业个人有更大的试验的空间,试错的空间。实际上改革和创新是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找到有真正切合实际的有效的改革路径和办法,这样的话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谢谢大家。

    2016-12-26 10:10:03

  • 史丹:

    谢谢刘主任的精彩报告。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发言。大家欢迎。

    2016-12-26 10:12:58

  • 黄群慧:

    刚才蔡院长和刘理事长已经做了很好的报告,他们都谈了很重要的一些观点。今天借这个时间来谈一个想法,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概率。其实这个观点都是和蔡院长和刘理事长的观点一样,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主题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谈一下工经所的研究和想法。尤其是想从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概率的角度来谈。

    2016-12-26 10:13:42

  • 黄群慧: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当前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二,如果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第三,尤其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要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是什么样,这决定了我们怎么能够实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我们谈可以从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四降一升”谈起,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身提了“四降一升”说法,叫做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的概率上升。当然今天运行下来,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和财政收入下降这“四降”是根据我们“十三五”的运行规律来的。今年经济运行下来,总体来说我们工业稳住了,工业的增速稳住了,在6.1、6.0上下波动,我们预测今年工业增速可能就6.1,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是6.1,大概跟去年基本持平,因为去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是5.9,这也是23年的最低增速。可能预测2017年会到5.8,会更低一点。但是总体是稳定的。另外我们非常担心的PPI,总体今年下来到了9、10、11基本转正是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同样包括企业的利润,今年运行下来,去年是负2.3,今年变正了。总体来说我们担心的“四降”问题有些改观。这种改观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经济风险的概率这个问题是不是不上升了呢?其实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的判断,总体从数据上看是缓中趋稳、稳中趋好,但是还有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几点,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尤其谈到金融风险,但是金融风险其实我认为来自于我们实体经济的风险,当然它只是一个表现,包括部分地区的困难增多。

    2016-12-26 10:14:22

  • 黄群慧:

    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需求结构矛盾这种升级增长内力不足,其实今年尤其是靠房地产来保增长,这个很明显,而且依赖度非常高。今年的房地产投资额、销售面积都是大幅度上升。(图)看右边的图基本上回到2013年之前的高度。其实意味着可能我们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房地产保增长的作用还是过度依赖。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些失衡,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两个大失衡,除了刚才说的房地产问题,还有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的失衡,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失衡,国内投资应该说我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经过努力也就是8点多,尤其是1-10月份是8点多,我们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它的增长1-11月份增长55.3%,11月单月增长6.5%,而且吸引外资我们是逆差的,基本上逆差超过了479亿美元。一方面国内投资激发不起来,另一方面大幅度的对外投资,这是一个失衡。也可能和我们阶段有关,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到了这种反差如此之大的阶段,值得我们考虑。另外是国有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失衡,今年国有投资1-11月份增长20.2,而民间投资增长3.1,这个反差非常大,最大的反差在于国有这一块它的利润率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到了今年后半年以后基本转正,利润率很低,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利润率还比较高,利润率高的相反投资在减缓,大幅度的减缓,而国有投资增长得比较快。

    2016-12-26 10:15:18

  • 黄群慧:

    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需求结构矛盾这种升级增长内力不足,其实今年尤其是靠房地产来保增长,这个很明显,而且依赖度非常高。今年的房地产投资额、销售面积都是大幅度上升。(图)看右边的图基本上回到2013年之前的高度。其实意味着可能我们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房地产保增长的作用还是过度依赖。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些失衡,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两个大失衡,除了刚才说的房地产问题,还有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的失衡,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失衡,国内投资应该说我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经过努力也就是8点多,尤其是1-10月份是8点多,我们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它的增长1-11月份增长55.3%,11月单月增长6.5%,而且吸引外资我们是逆差的,基本上逆差超过了479亿美元。一方面国内投资激发不起来,另一方面大幅度的对外投资,这是一个失衡。也可能和我们阶段有关,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到了这种反差如此之大的阶段,值得我们考虑。另外是国有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失衡,今年国有投资1-11月份增长20.2,而民间投资增长3.1,这个反差非常大,最大的反差在于国有这一块它的利润率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到了今年后半年以后基本转正,利润率很低,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利润率还比较高,利润率高的相反投资在减缓,大幅度的减缓,而国有投资增长得比较快。

    2016-12-26 10:16:39

  • 黄群慧:

    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我认为是我们经济的一个最大的风险,至少是长期的风险,因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能否转型升级,其实决定了整个经济最关键的问题,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当前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叫经济新常态,或者我们做工业化测评,我们认为到了工业化后期或者中等收入阶段,这是基本的阶段。这个基本阶段无非有两条可能,一种是我们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这个深化工业化进程到工业化后期是需要经过技术创新的,通过技术创新深化工业化进程,最后实现我们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供给质量提升,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到一个词“供给质量”,和西方的供给学派的词很少用的,我们用的供给质量。

    2016-12-26 10:20:53

  • 黄群慧:

    供给质量提升,关键是我们的效率,制造业的效率,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潜在生产率都在提升,这决定了由于供给质量提升会满足什么呢,到工业化后期是城市化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新阶段,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业化深化以后,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满足我们消费升级的。知识型、密集型服务业扩张,服务业的效率会提升,这里谈到两个效率,如同蔡院长提到的根本是效率或者是生产率,这是最根本的。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和整个经济生产率提升可以真正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或者到了后工业化社会。现在看来有极大的可能有另一条路径,由技术创新,工业化进程深化得不够,你的实体经济没有办法转型升级,其实包括现在大家说的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泡沫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周转,我投给你实体经济你不能挣钱,为什么要投入你呢,本质上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实体经济制造业自己要真正的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当然也要靠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如果供给质量不能提升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种蔡院长提到的逆库兹涅兹化,包括工业比重现在在大幅下降,制造业会外迁,现在我们讨论最多的,包括微信上传得很多,很多民营企业家把自己的资本投到美国,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因为升级不够,最根本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说你的供给方是不能满足城市化主导的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效率比较低,因为服务业效率低,我们经常提到经济学的词叫“鲍莫尔成本病”,这样慢慢的消费力量也转到国外,供给方满足不了城市化这种升级的需要,有钱的人或者是城市化水平高了之后就会跑国外去买抽水马桶盖、电饭锅,于是我们的消费力量转到了国外。这个过程走不出去的话,无论制造业的效率不能再进一步的提升,你的服务业效率也不能提升,最后所谓的逆库兹涅兹化的情况就产生了,于是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你的经济就会长期的低迷,这种背景下,我的结论是实体经济能不能真正的转型,它决定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能不能跨越,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2016-12-26 10:23:08

  • 黄群慧:

    要想做的话,供给质量不能满足,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消费结构的转型,我们中央提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现在供给侧出现问题,你的供给质量,包括产能、库存、杠杆、成本、短板等等问题都存在了,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结构的原因包括企业的结构,你的产品结构有没有高质量的产品,你的素质,企业科研的素质,创新的素质,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是不是始终处于低端,我们在区域,全球区域包括地区的要素配置是不是合理,这都是结构问题。当然这个结构归结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无非是你的创新还是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培养创新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最后提高供给质量,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逻辑。现在看来一年下来做下来,我们本来应该合理的逻辑通过深化改革,刚才刘理事长提到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为了解决短期的供给问题,往往政府直接出手,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是直接去调结构,调所谓的企业、产业、区域的结构,这两方面的力量都是需要的,关键是要平衡好,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的作用。尤其要做好深化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是长期的工作,但是现在政府又要短期的业绩,所以它会出手解决短期的供给侧的问题,不是调结构,是解决短期的供给问题。包括我们的供给侧“三降一去一补”之间有整体的改革和单项任务的推进,今年一年执行下来,之所以房地产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认为只有去做房地产才是激励相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是激励相融的。所以“去产能”可能不是地方政府所希望做的。于是挑其中单项,而不做系统的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还是创新,这个比较困难,它不去做系统,当然在创新中,关键的企业家的角色和政府的角色也要平衡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转型升级,关键是要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怎么样来推进?

    2016-12-26 10:26:55

  • 黄群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了一句话,要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我们认为从现有的把所有的政策梳理一下,大概无非是三个层面,成为体系的三个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区域层面。企业层面就是现在的“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杠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激励完善企业的创新激励,提高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包括我们说的鼓励企业创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等,这可能是企业层面的。产业层面的政策,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去产能,另一方面我们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做一系列的培养新兴的产业。这两个也是产业层面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争议很多的,以前强调产业政策,尤其强调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需要从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一些功能性的,尤其是我们要发挥竞争政策,刚才蔡院长说一定要以发展理念去引导,而不要直接去调结构。区域层面,关键是在区域怎么样劳动要素、资金要素跨区域有效率的流动,于是和我们“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等,这些区域战略又吻合在一起,这些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与创新发展来构造一个新工业生态系统,每个区域是一个新的制造业的生态系统。这些正是我们基于这种理解,今年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我们2016年的内容体系、核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总论篇之后会有企业篇、产业篇和区域篇,每一个企业、产业、区域篇我们都有专门的解读,其实恰恰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以它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2016-12-26 10:31:04

  • 黄群慧:

    我们今天我们会发布两个,一个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一会儿由叶博士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这也是我们做的,智库做的指数,总体衡量一下2005年到2015年协同发展的情况,我们有一个亮点,我们以所谓的这种发展理念来引导的,刚才说以新发展理念引导,我们形成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指数,包括创新发展、协同发展等等,这种五大发展理念指数。待会儿请叶博士专门谈。

    因为我们会议还有一个主题是“一带一路”,我把“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也放到了我们区域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我们这几年还做了一项工作,我们把“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一个评价。(图)这个图的颜色,深颜色是工业化水平高的,浅颜色是工业化水平低的。评价的结果,工业化初期有14个国家,如果按64个国家来算,工业化中期有16个国家,工业化后期有32个国家,后工业化有2个国家,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你需要把这些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阶段进行区分,区分之后就有不同的国家有一个发展阶段的判断,工业化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因为我们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不同的时期,它的主导产业不一样,比方说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往往是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资本密集型是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像重化工业,现在我们这一块是产能过剩比较主导的。工业化初期是劳动性密集的产业,如果我们有64个国家不同的分类,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产能去合作的时候应该挑哪些国家,比如说按我们产能规划,主要强调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天航空、船舶、海洋工程,这是我们重点的要进行产能合作的领域,而这些领域需求最大的是那些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他们需要,对这些国家我们有很好的去联络、去合作。我们给了大家一个60多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图,也是一个产能合作的一个导向图。所以这个研究以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我们经济运行最大风险,不要仅关注表面的,最终归结到金融风险。二是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是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是由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方面构成的。以上是我的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12-26 10:39:08

  • 史丹:

    黄所长的报告非常丰富。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报告要发布。第一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发布人是经济管理出版社的张世贤社长,我们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也合作了21年,这21年都是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世贤社长。

    2016-12-26 10:41:24

  • 张世贤:

    我代表出版社做一个成果发布。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界的朋友们,以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年度主体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今天和大家见面了,这算是正式发布。有关内容刚才黄群慧所长其实已经讲了,我也不好展开讲,要展开讲这本书得讲半天。

    这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发布的第21部工业发展报告。21年来,工经所密切关注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紧扣时代的经济脉搏,持之以恒坚持每年发布这样的权威报告,这在国内的诸多研究机构中实属仅见,正是由于这样的坚守,才让我们能够既全面系统又具体而微的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脉动,准确感受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特殊作用,把这些研究成果集合起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经济史。我能够每年参加这样一部既有事实和数据又有观点和评价的报告的撰写算是一种幸运,如今全程参与编写的工经所科研人员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刚才看看海舰算是一个,陈耀算是一个,包括所长、书记在中间都断过,但是后起之秀越来越多,方法和数据越来越权威和科学。所以这部报告的内容越来越厚重和更有份量了。

    2016-12-26 10:41:39

  • 张世贤:

    21年来经济管理出版社作为这部报告的出版者,有幸承担了编辑出版的光荣任务,在确保编辑校对和印刷装订质量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出版效率,如果说工业发展报告的内容是工业经济所全体科研人员的智慧结晶,那么编辑、审校和出版质量则是经济管理出版社全体人员辛勤付出的结果。正是基于社科院工经所的这份信任,我们尊重这份托付,也因此,经济管理出版社历练出来了一种空前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这越来越凸显出经济管理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所具备的突出出版质量和效率的品牌声誉。并凝聚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凡是需要出急书又需要保证质量的都不约而同的找经济管理出版社,这样说有一点做广告的嫌疑,作为经济管理出版社的一员我们愿意为经济管理出版社代言,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6-12-26 10:42:35

  • 史丹:

    刚才张社长也讲了报告的过程和发展历程,21年了,也借此机会感谢经济管理出版社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面第二个报告发布,今年1月份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这个智库是落在我们社科院工经所,当然我们还有京津冀其他的一些单位,成立一年来,这个智库开展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调研,今天是第一次发布这个指数,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下面有请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研究室副主任叶振宇博士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大家欢迎。

    2016-12-26 10:45:01

  • 叶振宇: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界的朋友,早上好。很荣幸受课题组的委托代表课题组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现在大家拿到手的报告就是我们这次要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报告。

    在发布这个报告之前,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工经所的所领导以及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的六家理事单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我们这个报告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报告的写作任务,以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车测算的结果,还有一个问卷调查的发现。

    这个报告简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编制的背景。我们知道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因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我们在考虑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编制的时候,我们认为从五大发展理念入手也是下一步我们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理念。

    2016-12-26 10:45:23

  • 叶振宇:

    我们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社会各界在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也没有取得阶段性效果,以及这些效果有没有获得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这个指数的发布也就回应社会的这种关切,到底京津冀这种协同发展有没有取得阶段性的效果,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京津冀像大气污染有没有得到改善。我们想通过这个报告以及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构建是基于五大理念的视角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区域层面,一个是京津冀整体的协同发展。从三个地方,省层面,包括两市一省层面的发展指数,形成“1+3”的形式,我们整个协同发展指数的评价体系是紧扣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以及《“十三五”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我们整个指标体系的评价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包括创新发展,每一个发展以及理念层,每一个理念层包括五个目标层。这样五个发展指数再加上每一个指数有五个目标层,构成了25个二级指标。这些在报告当中都有,不一一介绍。

    2016-12-26 11:04:30

  • 叶振宇: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指标的权重不是我们通过打分的,实际上是客观的,我们认为每个指标的权重每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的权重是均等的。省域的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同样包含5个一级指标,但二级指标的选择则综合考虑了各地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不再追求每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指数相等。选取时间是2005年-2015年,这样能够更长时间来比较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的效果。个别指标出现了缺失,我们通过不同的处理方法来补齐。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的结果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图),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总体上从2005年到2015年是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2013年以后非常明显,上升比较快,我们不能怀疑,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效果。我们还可以从调查问卷来看,通过1000多份的问卷,京津冀三地,包括企业、政府官员、学者、普通老百姓,我们通过根据京津冀人口,两市一省的人口比例分配问卷调查的分数,通过1000多份的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接近60%的受访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是持肯定的态度。我们在调查北京的800多份的受访者,超过九成的认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有将近一半,45.71%的受访者肯定其成效。

    2016-12-26 11:06:40

  • 叶振宇: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哪些指数起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共享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而协调也有一定的作用。相比之下,京津冀在创新发展指数和开放指数的作用相对较小,这两个指数也是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

    我们在调查问卷过程当中发现,比如大家感受到京津冀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交通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我们对出行环境做了一个问卷调查,70%的受访者认为京津冀交通的一体化动作较大,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瓶颈路的拓宽改造已经全面进行开展。从京津冀三地的综合发展指数来看,京津冀三地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是处于上升的状态,三个地方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如果从三个地方的指数值比较,北京是最高的,天津是次之,河北是最低的,这跟我们现实的感受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2016-12-26 11:08:10

  • 叶振宇:

    我们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成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老百姓还有哪些不满意?从我们调查问卷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大家最不满意的还是空气质量,58.79%的受访者认为京津冀的空气质量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从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的成效来看,有64.62%的受访者认为协同治理的成效一般或者略有成效或者略有推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过程,我们问卷调查把我们的指数也是很短期的阶段性变化,我们下一步也会继续跟踪。

    以上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发布的一些发现。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12-26 11:09:13

  • 史丹:

    今天上午上半段的日程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言人,也谢谢大家的聆听。现在休会十分钟。

    2016-12-26 11:09:37

  • 崔民选: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现在由我来主持第五届中国工业经济论坛第一单元的发言。第一位发言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大家欢迎。

    2016-12-26 11:12:33

  • 赵昌文:

    各位早上好。首先祝贺今天会议的隆重召开,也祝贺刚才两位高水平报告的发布,我听了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内容很丰富,有很多亮点,第二个报告很及时,很新,特别是对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一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发言题目是“如何推进2017年的去产能工作”。我就谈这一个问题,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很广泛。

    2016-12-26 11:15:13

  • 赵昌文:

    近年来,中央经济政策的思路越来越明确,从2013年提出的三期叠加到2014年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到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刚刚结束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一个重要个判断,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样一个重要的判断。应该说,这些判断都说明了中央已清醒的认识到必须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必须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必须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2017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如何继续推进去产能工作,我想谈几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特别是钢铁和煤炭行业,2016年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的重点任务,钢铁行业是4500万吨,煤炭行业是2.5亿吨。目前来看,还有几天的时间,肯定会全面提前完成年初设定的目标。按照原计划,在“十三五”期间,也就是从去年开始的五年,钢铁行业要压减1到1.5亿吨的产能,煤炭行业要在近年来淘汰落后的基础上再退出5亿吨的产能,减量重组5亿吨,加起来10亿吨,这样来看,2016年已经完成了“十三五”期间全部任务的三分之一,煤炭行业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

    2016-12-26 11:15:36

  • 赵昌文:

    回顾和总结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目标明确、任务清楚,从中央确定总的目标到根据已定标准进行任务分解,再到地方按照目标和任务层层执行,应该说从上到下都是坚定不移的推进这项工作,推动力很强,这是一个特点,我这是一个中性的表述,至少有这样一个特点。第二是抓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而不是一刀切和平行用力。目前不少行业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选择有代表性的主要行业和领域推进去产能工作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其中钢铁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煤炭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两个行业的总量和规模以及就业在中国都是体量最大的行业之一。而且国内外的关注度非常高。比如钢铁行业,因为它的出口这几年一直超过了1亿吨,去年接近1.2亿吨,煤炭行业又是与能源转型、环境和气候变化这些国内外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所以选择这两个行业推进去产能的工作,应该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关注度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从重点地区看,无论是钢铁产业比较集中的河北还是煤炭产业相对分布较多的山西,都是2016年推进去产能工作的重点区域,能够集中见效。

    2016-12-26 11:17:35

  • 赵昌文:

    前面发言嘉宾也谈到,今年下半年以来,钢铁和煤炭市场的回暖和效益好转,虽然有多种影响因素,但是去产能至少应该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说明抓好去产能工作确实是有利于行业脱困发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去产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推进方向的正确性。

    虽然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已经提前全面完成了任务,但是仍有不少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思考的地方,特别是下一步如何做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第一,各位都想到而且都在谈到的是如何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作用。刚才我提到2016年去产能工作有一个特点,是上上下下目标明确,推动力很强,我说是一个中性的表述,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包含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更多的人希望能够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中的作用,因为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次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家电、食品、纺织等轻工行业,都曾经出现过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其实最终靠市场的力量实现了供求平衡。所以,这一轮产能过剩主要是在重化工领域,但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也应该或者值得去学习和借鉴。这是下一步2017年去产能工作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2016-12-26 11:18:14

  • 赵昌文:

    第二,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怎么很好的结合起来。原则性体现在必须完成中央确立的任务上,灵活性是指遇到具体情况要实事求是。我们在地方调研中发现,去产能的任务越是分解到基层,就越没有了灵活性。比如说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过多的去掉高炉的产能,就对会转炉的配备产生影响,导致企业无法做到生产设备的最优化,我们去过不少的钢铁企业看。另外,比如中央目前的奖补政策,主要是针对人员的安置问题,但在实际中也遇到一些新情况,比如有些企业早已经停产了,只是设备没有拆除,也没有人员安置任务,这些企业就不能得到这个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在运营,但其实人员安置的压力也不大,主要损失是资产损失等等。所以按照现有的政策也不属于奖补资金的范围,所以下一步政策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出台一些相关方面更加合理的政策,另外对一些已经停产的企业和没有停产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2016-12-26 11:18:40

  • 赵昌文: 2017年去产能工作,我想可能会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深化之年,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变化,所以推进去产能工作必须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统筹考虑。一方面要坚持稳中求进这个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要把调整和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所谓的调整,我指的就是去产能,调整就是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
    第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化和法制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按照我个人的理解,2017年我们的去产能工作将会更加还是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意味着将会更加严格的执行行业标准和加强监管,否则的话去产能工作还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进,一个是工作难度很大,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法制化去产能将会是2017年去产能一个重要的特点。

    2016-12-26 11:24:27

  • 赵昌文:

    第三,市场化去产能。我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比如是否可以考虑把各地区产能的目标变成指导性目标,而不是强制性的目标。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给地方一定的可调节空间。另外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是否可以探索产能置换指标的交易,解决微观层面,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平衡性问题,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钢铁行业的高炉和转炉的配备问题等等。

    此外,我想提两个问题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一,2017年的去产能和去年以来的去产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也可能各位已经关注。就是去产能主要是解决已有生产能力的问题,那么是否要减少存量产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在物理上消灭产能,这是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问题,刚才刘主任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需要,可以通过现场的办法,通过调解产量的问题可以实现市场供求平衡,非要去动产能,也就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似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或者市场机制本来就可以自动的使得一些企业退出市场。当然另一种观点认为,还是要在物理上消灭产能。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落后的产能现在说不清楚没有达到标准的产能,恐怕在物理上消灭是必须的,否则一定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我说的是落后产能,因为它原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放在那里其实也是风吹日晒雨淋,不应该再发挥作用了。但是对于达到标准的产能,还是应该通过企业的停产、限产这种方式来实现平衡。

    2016-12-26 11:24:57

  • 赵昌文:

    第二,去产能是否需要严格控制增量。刚才说的是物理上消灭存量的产能,再就是去产能是否需要控制增量。这里面也有不同的认识,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严格控制增量意味着限制准入,不利于竞争。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中低端产能,高精尖的产能反而不足,严格控制增量可能不利于高精尖产能的建设和投产,这是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看法。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其实我提到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大容易给一个唯一答案的问题。这是否需要控制增量呢?因为产能过剩行业通常是伴随着恶性竞争的,这种恶性竞争不利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行业利润的正常化,所以控制增量主要还是靠竞争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关键是要建立防范和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

    最后,钢铁和煤炭是不少地方的主导产业,短期内去产能毫无疑问会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压力,比如影响GDP,影响财政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的压力和提升银行的不良资产,但我们一定要辩证的看,特别是从短期与长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全面的认识去产能的工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虽然不可否认GDP增速仍然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效的考核指标之一,所以去产能过程中也要适当降低对调整任务重地区的经济增速目标的预期,为地方实质性的推进去产能创造空间,同时也能避免地方政府姑息甚至纵容一些落后产能和违规项目的上马,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要靠改变发展的方式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我就谈这些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6-12-26 11:26:10

  • 崔民选:

    去产能是调结构的重中之重,赵部长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梳理。下面发言的是工业与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先生。

    2016-12-26 11:26:44

  • 李北光: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探讨一下供给侧,尤其是技术供给侧的结构改革问题。因为这是当前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转强,尤其是创新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难点的问题。

    分三个板块:第一,新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的关系。第二,怎样通过突破路径依赖实施创新驱动。第三,结合地方实践,探讨一下从工业“4.0”到推动工作“4.0”。

    2016-12-26 11:27:33

  • 李北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再回归战略。应该说中国制造面临着高端回流包括低端向新兴工业体转移的双重压力。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瞄准的是制造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把智能制造作为下一步推动的主攻方向。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就是23号我们在长沙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克强总理也作了重要批示,对成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从顶层设计、技术创新、基础能力、智能制造、装备进展情况看都有新的进展,尤其是我们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2015年达到了0.91,就是一百块钱的销售收入,我们研发投入达到了九毛一,是这样的水平。比2014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现在来看,我们的研发强度虽然达到了这个水平,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基本上是在2%-3%的水平,所以我们仍然差2-3倍以上。

    2016-12-26 11:28:12

  • 李北光:

    前一段时间波斯顿公司也发布了世界一百强制造企业,尤其是创新,主要针对创新名单,中国大陆又次缺席,为什么?主要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一百强企业,就像青藏高原8000米以上的高峰一样,但这些高峰座落在4500米的高海拔平台上,所以我们缺少的是高海拔的支撑的中国制造、高端创新的平台。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打造这个平台,我们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关键是要重点突破。在哪个地方突破?就是要突破基础研发和广大企业个性化技术之间的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应该说我们有一批这样的平台,但是还没有形成网络化,没有这一批平台或者这一批平台目前比较薄弱,导致我们的前沿技术和首次商业化之间存在一个空白点。所以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而发达国家在40%左右。所以我们的投入差2-3倍,产出转化差4倍,整个科技创新的供给可能达到了10倍以上的差距。

    2016-12-26 11:29:09

  • 李北光:

    我们现在从发改委、科技部,国家各个部委都在力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我们现在看创新的投入已经不小了,但是我们创新的载体都处于“孤岛”现象,从国家重大的科技计划,包括重点实验室的分布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网络化的、互相之间协同的创新体系。所以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实现点的突破,解决有无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更重要,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怎么样优化全社会创新的资源存量,引导建立企业创新的外部性支撑,加快形成技术的供给机制,尤其是点的突破以后要形成对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所以现在虽然有一些企业有点的突破,但对行业的整体提升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这是当前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第一个工程,也就是首要工程,就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到2020年我们打算建15个,到2025年建40家左右,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适应当前企业创新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线性创新,向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转变,目标就是建立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机制,要用新的方式、新的方法、新的机制。

    2016-12-26 11:29:51

  • 李北光:

    第二,创新驱动怎么能突破路径依赖。大家已经认识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问题要突破制造技术长期以来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中国制造的新起点就在于要构建高效的技术供给的新体系,这样才能支撑企业掌握个性化的核心技术,从而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立足国际竞争,由大转强。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起点,而切入点就是高效的技术供给的新体系。但是,在这个新体系的问题上,核心的问题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瓶颈,就是“死亡谷”现象,美国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尤其新兴领域在研发投入方面的资金流情况,经过大数据分析他们看出来了,就是在中试这一端基本上没有资金投入,而我们现在全社会口径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达到了2.0%几,但是因为“孤岛现象”,因为缺失的中间带导致我们投入的成本很高,但是创新的产出效率却不高。看一看美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今年9月份,为了提升这个计划的知名度,把它改造为制造美国项目。到2020年,他们提出来未来要建15个,后来提出要建45个,有效的解决缺失的中间带问题,“死亡谷”问题。

    2016-12-26 11:30:07

  • 李北光:

    德国有一大批创新型、技术革新能力非常强的,甚至是有工匠精神的制造企业,隐形冠军,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类似于弗劳恩霍夫应用协会这样的一大批的为企业提供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的机构。所以我们说供给侧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而制造业是我们创新的主战场。所以不改革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制造业企业技术的来源问题,我们制造企业只能不断走规模化这条老路,只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微笑曲线的中间地带徘徊,走不出这个怪圈。

    2016-12-26 11:30:31

  • 李北光:

    美国的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或者是制造美国项目,我们更加关注的不但要是建多少创新中心,更加关注的是他用什么方法来创新,我们说这就叫工艺。美国仍然坚持在市场不能起决定作用、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实施政府选择的政策,并不是完全交给市场,但它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选择。美国的制造网络项目,只支持4-7级,他把制造业分成9级,从产业化以后分到9级,他只支持4-7级的项目,而在这个级别里,他要看同样一个项目,比如说在第7级有6个项目,他看银行贷款有多少,企业自筹有多少,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有多少,他选择需要政府补贴最少的那个项目,他也认为如果风险投资或者是银行贷款、基金投资特别多,说明他的风险最小,国家只支持这个项目。所以美国是通过选择性的政策,增强鸿沟式的点式干预,对鸿沟进行点式干预,所以这里面才是美国NNMI制造业创新网络技术支持的重点,效率很高,用10亿美元就要建15个国家级的创新中心。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研究美国的创新,容易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美国的战略。美国在一战的时候,因为土制炸弹导致美军伤亡很大,需要一个探测雷达,美国的招标书就58个字,除了提出雷达的性能指标以外,要求该雷达WBS列表,提供每个WBE的QCD和TRL,TRL最低要达到5级,70%的WBE的TRL要达到7级以上,就是这样一个招标书,90天以后雷达研制成功,投放战场。在座很多同志可能看不懂这个表,我开始的时候也看不懂,这是美国50年代就实施的科技项目的遴选机制,这是美国创新效率高的奥秘所在。

    WBS、EVM、TRL是美国国家制造项目工作机制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又推出了网络计划,我们把它叫做4.0,应该说WBS是1.0、EVM2.0,TRL是3.0,现在又推出了4.0,这是我们和美国真正的差距所在。

    2016-12-26 11:35:40

  • 李北光:

    中国制造已经从大国要转向强国,中央从一二三四五六届全会都进行了整体部署,从我们的产业政策来看,下一步确实要从单纯的选择性政策,鼓励功能性加选择性的政策,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选择。所以需要创新政府选择的方法。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基础上,社会管理方式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工作的标准化和数字化问题?

    2016-12-26 11:36:14

  • 李北光:

    第三,“工业4.0”要配合“工作4.0”。当前的主攻方向,改革的难点就是支持创新方法的革新问题,我们怎么支持?怎么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1.0的办法,手工作业的办法,文山会海,这种办法,“5+2”、“白+黑”的办法来推动我们现在新的技术革命,包括复杂的经济情况。

    2016-12-26 11:36:54

  • 李北光:

    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宁波作为中国制造2025第一家试点示范城市,他们在推动工作中如何利用大数据的办法,数字化、信息化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他们建立了办公室顶层的工作标准,又引导企业建立了底层工作标准,同时对于市场包括孵化器、中介机构的中层建立了推进机制。数字化的前提是什么,是标准化。他们把政府部门,产学研、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孵化器、军队,但军队比较少,都进行了分解,资源到底有多少,他们建立了政府版的标准,也建立了企业版的标准,大家按照同样一个标准来申报项目,就像我前面讲的美国的雷达招标书的思路,他用标准+平台的形式,用标准化的方式缩短了政府、产业、学、研、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家都用一个普通话去说话,能互相听得懂。同时,他在企业层面,凡是企业要申报政府资助的项目必须明确你在哪一级上,就是TRL技术就需度到底有多少,政府重点支持4到7级,这里还要看企业自筹多少,市场基金贷款要多少,再看政府需要补贴多少,这样一种精准化的办法提供支持,而且是在竞争的前提下提供支持。

    2016-12-26 11:37:41

  • 李北光:

    通过这三张表就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市场竞争难的问题,在六大市场主体公开博弈以后,60%的科研成果就直接转化了,不需要政府支持,因为解决了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不支持或者需要政府补贴的一部分,政府在解决这个鸿沟问题,而且凡是政府补贴4-7级的项目,必须跟踪到13级,就是达到商业回报,而且要求形成这些的技术要在一定时间内低价向本市企业转让,形成了对行业的技术扩散机制。所以所有这些工作的推进都是为了形成市场的金融态势,提高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率。在每一年的基础上,因为它实现了标准化才能有效的形成数字,数据库,每一年都形成一个年度报告,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不断地形成2015、2016、2017、2018一直到2025的年度数据,进行校正,进行修正。总书记说我们做工作要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什么是痕,什么是印,就是形成数据,形成我们实实在在的成果。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也要同步进行,要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需要。当然这个工作宁波也在探索,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主要是想依赖社科院这种高端智库,对宁波、对很多地方的实践的小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完善,从而向全国推广。

    2016-12-26 11:44:29

  • 李北光:

    我们用第一个30年,从建国以后,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第二个30年,解决了从有到大的问题,下一个30年,我们重点解决从大到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问题。黄群慧所长也说过,在从大到强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工作逻辑和生态体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哪里切入?恐怕就要从技术供给,尤其是遴选技术供给这样工作机制上切入,用标准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办法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效益。

    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6-12-26 11:45:25

  • 崔民选:

    谢谢李北光司长给我们做了精彩的发言,下面第三位发言的是韩国队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首席代表杨平燮先生,大家欢迎。

    2016-12-26 11:46:31

  • 杨平燮:

    大家上午好。我是韩国队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杨平燮,我今天很勇敢的用中文讲。今天我讲的内容是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韩经济合作的方向。分三个部分,第一是现在的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变化,新保护贸易主义,超级FTA时代和产业革命的稳定。第二,现在中韩经济贸易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是一个转折期。第三,就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化情况下,以后中韩经济合作要做什么方向。

    2016-12-26 11:46:53

  • 杨平燮:

    第一,现在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世界经济和贸易越来越下降的情况下,要加强世界经济保护主义的情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是下降的,以前世界经济增长3.4%以上,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2%。按照这样的经济下降的情况,世界贸易增长率也是下降的,以前是5%左右,现在是0.2%。这些情况下,中韩之间的贸易也是受到影响的。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保护主义的扩散,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以后的保护主义可能会更强一点,这是我的预测。

    (图)右边的图片,美国的贸易图动向,特别是贸易趋势,还有反倾销、反补贴的趋势越来越多了,这是现在的情况。从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来看,增长速度越来越下降,保护主义也越来越加强。

    2016-12-26 11:47:12

  • 杨平燮:

    现在区域主义也是加强,特别是最近超级FTA的时代,美国为主的TPP,在亚洲也有,这是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的情况,这是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变化,这是超级FTA的时代,特别是看左边的图片。(图)到2020年年底的FTA的动向,这当中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朗普上台以后,他说反对TPP,反对以后肯定有全世界的超级FTA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肯定加速,肯定推进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和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看第四次产业革命来说,现在中国和美国国家都在推动工业4.0,工业4.0新的变化来说,以前新兴国家能够提供很多价值链和产业链,但是第四次产业链革命的时候,主要的国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左边这张图,是第四次产业革命以后,全世界的价值链也有变化,还有以德国为主的欧洲价值链,还有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价值链,这是我预测的价值链的变化。现在全世界的环境,中韩经贸合作环境的来看,中韩经济合作方面的变化,贸易和投资方面,贸易方面我们强化了,2014年达到2900亿美元,2015年和2016年中韩贸易增速越来越下降,特别是近两年是负增长,这是最近的情况,我觉得中韩贸易已经进入了低增长的时期。

    2016-12-26 11:48:52

  • 杨平燮:

    从投资来看,现在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投资,直接投资现在有550亿美元,还有中国企业对韩国的投资也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以后,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越来越上升,到今年6月底来看,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已经超过了10000家,投资额也是超过100亿美元。从以前的投资来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比较多,现在双方相互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贸易和投资方面传统的经济合作。现在新领域方面的中韩经贸合作,特别是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合作,2014年12月年底,我们在韩国开设了人民币和韩国直接交易,还有今年6月,在上海外汇市场,开设了韩币和人民币直接交换。这样的情况下,中韩贸易当中,人民币利用比例越来越多。去年中韩贸易当中,用人民币结算的大概是67亿美元,今年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这是中韩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2016年已经超过了6%。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中韩之间,人员来往越来越多,现在2016年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现在在往新的方向扩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年12月,中韩FTA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明年是第三次降关税,就中韩贸易来说,在东亚地区只有一个自由贸易区,特别是FTA的内容比较宽泛,是一个高水平的FTA,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韩贸易当中,包括中韩FTA生效以后,两年内开设服务投资贸易协定,以列负面清单的方式来谈,这是很重要的内容。

    2016-12-26 11:53:16

  • 杨平燮:

    12月20号,我们评估过,评估的时候全世界经济下滑,全世界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中韩FTA对中韩经济有好的促进,我们评估了,中韩贸易产品多元化了。成立了贸易之后,跨境电子商务比较发达,今年比去年增加了两倍以上。贸易方面进出口增长的也比较快,还有两国之间的投资也扩大了,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借读生,2015年10月份,两国首脑之间签订了很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第三方市场和“一带一路”,还有关于设立中韩合作投资基金的方式,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国际产能的问题,中韩之间就产能合作,我们现在已经有基本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平台。在第三方市场,我们扩大中韩之间的合作和三个重要的平台。

    下面说一下结论。明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过去20多年我们形成很好的合作平台,贸易和投资方面,还有两国政府之间的扩大合作的借读生的政策的合作平台,也有很重要的发展。所以两国合作的展望潜力比较好,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是“321”时代,“3”是两国贸易量已经达到了3000亿美元,两国之间间接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已经差不多2000亿美元,人力是1000万人。这样的情况下,从全世界的双方关系来看,这样的规模已经没有了,中韩之间贸易的关系是新的3.0时代,有六个方向。特别是从现在的变化来看,中国制造2025,还有“互联网+”等等,韩国也有很重要的,比如韩国的制造业,中韩之间已经签署了很重要的备忘录,中国制造2025和韩国的制造业长期的合作备忘录,我们在新的领域加强合作,就新的领域来说,环保制造、智能制造,机器人,环保工厂等等方面,我们要加强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2016-12-26 11:55:46

  • 杨平燮:

    共同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对亚洲的保护倾向比以前更大一点,就这个情况来说,对亚洲之间的贸易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应对。第三方市场,国际产能在第三个国家,我们加强合作。今年我们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了互补性的关系,还有很好的合作的基础,这是到目前为止中韩之间的关系。明年是中韩之间建交25周年,中韩之间的经济受到经济以外的因素还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以后应该要加强,不受到外部环境和经济以外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是谈怎么加强经济合作。最近中韩政府之间的沟通比以前很少,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以后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这才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这是我的看法,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2016-12-26 12:03:53

  • 崔民选:

    感谢杨平燮首席代表。下面发言的是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委员姜广智先生。

    2016-12-26 12:04:03

  • 姜广智: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学者,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论坛,我发言的题目是“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升级版”。我主要想借此机会把京津冀在制造业领域协同发展的情况向各位专家学者做一个汇报,希望得到你们的指导。

    2016-12-26 12:04:21

  • 姜广智:

    我讲三个方面:第一,现状。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已经从蓝图走向现实,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北京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实现北京产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我们要主动破冰,作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中央也要求北京有更大的作为,所以我们主动破冰,提出在疏解中调整,在调整中提升的产业发展总的思路。

    2014年以来,北京市累计关停了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1300多家,与河北、天津开展各类的产业对接活动100多次。初步统计,我们疏解到京津冀“4+N”产业合作平台的重点项目有91个,涉及到总投资1180亿元,这基本上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刚才发布的指标体系里,光天津的投资就是1700多亿,我感觉这个数字可能是资金流向天津的数据,真正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从我们工作当中感觉没有那么大。首钢京唐二期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现在四工厂三元工业园一批重大项目也已经竣工投产,北京工业在转型当中也实现了自己的速度稳、结构优和质量进三方面的特征。在京津冀产业发展协同过程当中,前段工作形成了一些好的工作思路和原则,应该说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丰富。北京市坚持有舍有得,一手抓疏解,一手抓发展,特别是我们坚决落实中央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我们制定了《北京行动方案》,2025上北京要坚决的先行,这是我们一方面的措施。二是坚持集中发展的原则,大力推动共建园区的模式,统一规划、组团入住、集群发展,实现共赢共享。

    2016-12-26 12:04:56

  • 姜广智:

    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发展在园区链的构造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也是当前来看我们认为非常有效的抓手。我们集中打造了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张北的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的生物医药产业园,石家庄正定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武清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等一批差异化、特色鲜明的市级共建园区,推动实现了产城融合发展。

    另外,我们坚持市场为主的原则,在产业发展上,政府起到引导作用,努力的让市场来做出选择,推动产业能够转得出、留得出,能够发展,我们特别强调跟各地建设的合作园区一定是要能够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当地的产业能够有协同效应,比如在张家口大力发展云计算,发展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考虑到张家口丰富的能源供给,特别是新能源的供给情况。

    还有,我们坚持协同创新的原则,不做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平移,而每一个北京市推动的对外转移的项目,都希望他在转移当中资金生产能力要提升,特别是根据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京津冀联网智能制造,就是我们出去的这些项目都要实现智能化的生产,和北京留下来的生产能力形成设计制造的协同。我们集中建设几个园区也不仅引进了北京的企业,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其他企业的入住,形成一个特色的产业集群,这样形成更好的发展态势。

    2016-12-26 12:05:42

  • 姜广智:

    以上是我讲的现状。下一部分汇报一下明年的重点工作思路,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向更高层级迈进,继续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明年我们认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希望在明年有所突破。将从一般化的产业对接、园区共建,要升级到共同解决区域产业发展的难题,共同打造产城融合的示范区。刚才刘理事长谈的城市的发展,我们觉得特别重要。要从企业的自发探索和政府的初级组织为主,要升级到企业的专业服务和政府的有效组织为主。拿出更大的勇气,面向更宽的领域,在更深的层面打造京津冀产业发展的升级版。

    2016-12-26 12:09:17

  • 姜广智:

    最后谈几点工作当中的难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一,我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当中面临的是产业布局的同质化的问题。京津冀的产业,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产业过去的发展当中同质化程度就很高,我们很希望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模式克服原有的同质化竞争、同体化布局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有效的破,我说京津冀一样化现在很大程度上好像是一样化,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河北有一个挺著名的事,刚刚提出京津冀一体化的时候,有个领导说,北京不要的我们也坚决不要,要什么呢?最近河北说准备发一个重磅文件,叫河北省大力发展大智移云产业的实施意见,廊坊市前两天,人民日报发了一整版,廊坊率先发展大智移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这就和我们北京想干的事高度的融合,廊坊都大智移云了,我们北京干什么去呢?

    2016-12-26 12:10:49

  • 姜广智:

    所以这个思路,我觉得现在同样在规划当中存在着,北京说把汽车转移出去,北京搞新能源汽车,廊坊说我们也搞,河北也要搞智能制造,保定的智能汽车也要跟我们一块儿上,我们说集中精力搞集成电路,河北也要搞一个集成电路园,还有电子商务园,我想我们现在在评价机制,包括刚才发的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当中,评价的指数当中,怎么能体现出差异化发展,各自体现各自的优势,不能当年我们同进现在又同退,北京不干钢铁了,这边也减钢铁,也减化工,我们想进的他也同样在进,我觉得这样长远发展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形不成北京和河北、天津的有效的产业配套关系,我觉得会制约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北京的电子行业、电子产品中,所有的电子终端,我们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硬件设计中心,几乎百分之百的制造都是在珠三角实现的,北京的科技成果的转移,40%是跨过河北到长三角去实现的,所以我们在区域当中,产业结构怎么更好的互动起来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2016-12-26 12:11:19

  • 姜广智:

    第二,现在激励性的措施不够,中央给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了很好的战略方向,但是我们虽然在积极推进,但是也正好赶上“三去一降一补”,正好我们面临限制性的措施比较多,但真正激励我们去实现协同发展比较少。举两个例子,一个正向的,生物医药行业,北京从环境、制造体量上考虑,按照总书记说的,把一般制造业疏解出去,把所有化学药的原料药部分全部搬走,北京基本上一家不留,我们就在河北沧州选了一个点,整个组织20多家企业全部在沧州重新建化学药原料厂,这就涉及到一个监管问题,这个厂子最后做出来的药是北京监管还是河北监管,因为药的监管体系比较严格,最后我们说为什么很重要,药厂说我们很关心,我们到底算是北京药还是河北药,市场认可度不一样,北京药认可度可能更高一些。经过我们和国家药监局包括工信部积极的协调,最后我们终于突破了,我们叫异地监管,企业搬到那边去,接受北京药监局的监管,这是在药监现有的政策上第一次突破,但这个突破意义很大,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措施,使得我们这些企业在那里生产安心,规模不断地扩大。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例子。

    2016-12-26 12:11:27

  • 姜广智:

    但同时给大家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北京想建成一条集成电路的生产线,我们缺点砷指标,因为土十条对重金属排放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北京的重金属排放量在全国应该是最少的,但这个指标是一刀切的,2013年为基数,下调8%-10%,基数已经很小了,我们大概不到5公斤,就是排放的砷,主要是谁有甚砷的排放呢?就是集成电路的硅片,我们新上一个集成电路生产线,现在我们只需要0.4公斤的砷的排放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想把这个拉圭的这部分,本来能耗比较大,希望耗能高的能够到能源密集的地方发展,我们希望拉圭的这些企业,其实技术含量也很高,都是我们有色研究院这些大企业、大院所的放到河北去或者放到内蒙去,已经跑了半年了,那边说我们砷的指标也挺困难的。他说我们北京16800消耗不掉,面积更大的土地挺困难的,这是限制性政策没有任何的弹性,弹性余地比较小。使得转移不顺利。

    2016-12-26 12:12:28

  • 姜广智:

    第三,产业城市化的问题,刚才刘理事长说了,北京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希望把2300万人口放到石家庄、放到保定,大城市病不是北京一家,现在许多城市都有,我们需要发展大量的中小城市,但是发展中小城市有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曹妃甸,首钢在2008年之前就投资了2000多个亿,建立了京唐钢铁,但是新的钢铁厂和原来的钢铁厂很不一样,我们投资这么大其实才几百个人在那里工作,这样就形不成一个城市群体,形不成当地的城市功能。最近曹妃甸又新批了一个项目,国家批的1200万吨的炼厂项目,中石化的,一样的问题,现在炼厂自动化,重资产投资行业现在用人都很少,我在张家口做的云计算实验基地也一样,投资了30多亿,最后阿里巴巴派了几个技术人员说我们有点苏武牧羊的感觉,用不上几个人,按照现在的投资项目的布局,我们重化一点的项目基本上很难形成一个新城市,不像原来的模型下,我本人就是一个三线工厂,一个工厂往那一放,一个城市就形成了,现在不是这个格局了,我们有产业,但是不太容易形成城市,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北京周边也聚集了人,但也形不成城市,没有产业,比如像怀来、北山县都是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产业和城市一体化融合发展的问题,仍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没有破好题的一件事。

    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各位专家一起探讨,多给我们指导帮助,谢谢。

    2016-12-26 12:16:25

  • 崔民选:

    产业协同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核心命题,围绕这个方面讲,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阐释。下面发言的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教授,大家欢迎。

    2016-12-26 12:23:02

  • 金碚:

    大家好,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今天发言讲一个问题,用一个大的题目,但是讲一个不大的问题,我下一位发言的是高培勇所长,他的话题可能和我的有点对应,但是我讲的事可能会接触到他的领域。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大题目叫做深化改革个是减成本的根本,减成本我们现在讲“三去一降”,降成本是根本,这个题目大家一听很简单,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简单。我讲一些具体的内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美国学习的时候,想做一项研究,就是在美国办一个企业需要经过什么程序,当时我在加州,找一些资料,说你要在加州办一个企业就要去注册,就是写一封信,到加州的州政府领一套资料,州政府在哪?大家都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加州,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加州的州政府在哪里,你不需要知道在哪里,你写一封信给它,它就回你一个东西,给你一套资料说欢迎你办企业。办企业,说你和政府的关系,唯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税,我们这个政府有几种企业形式,每种企业形式的税是什么样的,有M型公司、S型公司,税制不一样,成立不同的公司就相当于选择不同的税收制度,你给公司起三个名,如果一个星期之后,我通知你,这三个名跟别的公司不重名,你就可以办了。然后告诉你这三种税制有什么不同,当你办了企业以后,你要给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交哪些税。除此之外,政府没有其他费用,讲的很清楚,而且每一种税告诉你是遵循的美国的哪一部法律,除此之外政府跟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

    2016-12-26 12:23:18

  • 金碚:

    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三百多年前,工业革命产生以前,有一个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英国能够成为工业化的领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詹姆斯二世国王轰下台,用了非流血的方式,搞了一个权利法案,权利法案里有一些内容,但最重要的跟经济有关的内容也是被认为奠定了英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基础的一项内容。那个内容是说如果没有议会的通过,任何人不能收税,国王也不行,大臣也不行,所有的收税这件事情都得通过议会,就这一条规定,其他人没有权利收税或者没有权利决定收税。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我们可以不断地在西方国家,在美国、英国会产生所谓供给侧革命,供给学派,本质上就是想回到原本。所以我们想供给学派,实际在经济上就是三个最基本的内容,一是减税负,二是小政府,三是放松管制。万变不离其宗,大家都讲里根,里根时代是供应学派,其实不只是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也是供给侧思维,无非就是三种,减税、小政府、放松管制。我们国家现在也是供给侧改革,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国家的供应学派的制度,大家一想就知道,这确确实实不是西方的供应学派制度。

    2016-12-26 12:25:11

  • 金碚:

    第一,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低税率的国家,中国也不会是一个小政府,中国也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放松管制。西方供给学派所提出的政策方向在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是不是中国就不好,西方国家就好呢?也不是,我们以税为例,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高税率的国家一定没有竞争力,低税率的国家一定有竞争力,美国历史也不能证明,包括供应学派或者是什么学派也在折腾,实际上也不能证明低税率一定能够高就业或者高增长,不一定。如果讲低税率,全世界最低税率的地区是香港,比较高税率的国家是北欧,美国也不是特别低税的国家,相对比较低税,历史上税有高低,所以现在媒体上都在讨论税负高低如果离开了税制,离开了税收的透明度,讨论税负高低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这个税到底谁有权利决定收税。中国只有三个税是法定的,其他的税都是临时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是全世界市场经济三百多年的税收法定原则在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不一定。很多人说中国是依法纳税,也是税收法定的,都有法律依据的,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

    2016-12-26 12:25:26

  • 金碚:

    第二,在中国法无定义,什么叫法,在中国没有定义。英国定义很清楚,就是议会通过的叫法,其他不算,就税而言,中国不是这样,全国人大通过的也是法,国务院落的也是法,国务院部门的也是法,县里面一个政府搞的红头文件也是法,法无定义,不知道什么叫法,没有定义,所以税收法定这个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制度建设或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可以说在短期内还无法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大家不能够完全抱怨别人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一点道理都没有吗?当然它有遏制中国的意思,中国就说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了,这个和你不是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如果你说你是市场经济,你透明吗?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清楚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以什么叫降成本,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走的路线就是低成本替代,很成功,中国成本高哪去了?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有点上升也不足为奇,这是自然禀赋决定的,很多生产要素,但是生产要素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非生产要素成本,经济学上讲交易成本,那是很高的,如果最基本的制度不能够很好的建设,那么降成本是做不下去的。而且有些东西你只要是制度健全、执行透明、成本高低是各有所据,为什么我刚刚讲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低税负的国家,中国有这么大的政府管理部门,从中央一直到城市里的居民委员会都是公务员,中国这个事情能改变吗?

    2016-12-26 12:33:18

  • 金碚:

    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共服务要提供,中国有这么多的基础设施要建设,中国战略边界在不断扩大,我们还有南海问题,还要建航空母舰,还得建原子弹,你说中国成为一个跟香港一样低税负可能吗?不可能。但是我刚才讲过高税负,只要是税制是健全的、合法的,它是有据的,世界上很多高税负的国家也是有竞争力的,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这个钱是放在政府手中用得好还是放在民间用得好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一定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肯定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有更多的资金由政府来配置,就表现为高税负。问题不在于税负的高低,而在于确实是没有明确的法律的规范。中央在做很多的努力,简政放权都是对的,我今天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降成本,不要只盯着简单的要素成本,我相信按照比较理论,中国总是有优势和劣势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后,非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作用越来越强烈,以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就是在交易成本上的竞争最厉害。特朗普很接近供应学派的理论,第一减税、第二小政府、第三就是要减少各种各样的管制,他跟当年的里根差不多,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讲降成本,降整个经济运行系统的成本,提高它的效率,从而提高它的竞争力。在这个逻辑上我们和他们是有共同之处的。

    谢谢大家!

    2016-12-26 12:34:06

  • 崔民选: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先生发言。

    2016-12-26 12:34:17

  • 高培勇:

    正好金碚讲到了降成本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讲10分钟。降成本,现在大家几乎都把眼光盯在了税费成本上,就是金碚刚才讲的交易成本之一。而讲到税费成本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当前围绕着企业的税费负担所引起了争论。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会成为一个焦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总会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的宏观税负或者是总体税负,和国际上相比处于怎么样一种水平,我记得2010年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给的答案是这样的。是中国的税费成本做一个总的加法,一般的公共预算加上政府基金预算,加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加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四本预算,可以分收入和支出两个口径来计算,占GDP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比如像今年,一般公共预算的总支出大概18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是4万多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也是4万多一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2000多亿,那个数字可以忽略不计。你把这几个数字相加之后,大体上是在25万亿多一点。25万亿和当前中国的GDP70万亿,按今年算70万亿相比,大概是35%左右,这是按支出口径计算。按收入,把21800亿的财政赤字给扣掉,那就不是25万亿了,你可以再减掉23万亿,再除一除GDP,就是这样一个比重。这样算下来,我的说法是在33%-35%之间,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这样一个水平。国际上的宏观税务水平有几种算法,一种算法是把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算法拿过来直接算,这样就比较高了。另外一种算法,把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税负水平做一个加权平均,大概在39%-40%之间,你可以用39%作为个尺度,如果是工业化国家是39%的话,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高的,你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单讲宏观税负水平,是比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这是一个判断。

    2016-12-26 12:35:02

  • 高培勇:

    第二个问题接着就来了,中国企业的税负水平确实是高,那么为什么高呢?这和中国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我总喜欢用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如果以中国的税收收入作为百分之百的话,其中有70%的税是流转型的税收,从流转型税收这个角度大家立刻能想到什么呢?这些税肯定是向企业收的,流转型的税收,我们在哪征收呢?或者在产出环节征收,或者在零售环节征收,也就是不能直接对个人收,一定是在商品或者服务的流动环节中收的税,想象一下,把流通环节作为一个大染缸,不管收什么税都要通过那个缸过滤,最后可能会转到买一件西装、买一件大衣、吃一顿饭交多少税,总要经过这个过滤过程。收一百块钱,七十块钱进到企业里面去了。

    2016-12-26 12:36:33

  • 高培勇:

    第二条,90%以上的税都是企业交的,70%是流转税向企业收的,还有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现在全国税收的比重是27%,把这个加上去的话就是90%以上了,90%以上的税都是企业交的,这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那概念就来了,我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宏观税负是约等于企业税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个人就是五百斤,两个人抬水,你把水桶往中间搁,这一千斤的水也就相对轻一些,但是如果把那个水桶就往前面那一个人或者是往后面那一个人搁,肯定就会出现极重极轻的一种状况。我们征一百块钱,九十块钱落在企业身上,个人负担的其实也就是五六块钱,有一块钱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不讨论。90%以上是在企业身上的,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税费负担都是先落在企业身上的,要算企业税负的时候,就和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没有太大差距了,这一点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到欧洲国家,发现他的税是有间接税和直接税之分的,我们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最大差异,直接税是对自然人收的,一般来讲是不在流通领域转嫁,是在其他领域去说。间接税就是对企业收的。欧洲的比重直接税大概是55%,间接税是45%,大体是一个均衡的比重,大家试想如果中国也是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收一百块钱,五十五块钱落在个人身上,四十五块钱落在企业身上,企业税负不就降下来了吗?或者倒过来都可以,55%落在企业身上,45%落在个人身上,企业税负也降下来,这个讲的是欧洲。美国情况更相反,70%是直接税,30%是间接税,如果是这样一种结构,不也就降下来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个人的主观选择,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演进过程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前,我是从1978年本科开始学财政学,那时候课本上是这样讲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财政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就是不向老百姓个人收税。

    2016-12-26 12:44:17

  • 高培勇: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讨论的是要不要坚持非税论,像金碚、史丹都学过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要消除非税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税类国家,刚才金碚讲了,非税类国家并不意味着你的税负是轻的,那时候政府靠的是国有企业利润来维持,基本上都是靠国有企业利润,国有企业利润能够支撑起中国政府这种庞大的运行成本吗?当时是可以的,当时有一系列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依托,第一个基本经济制度是农副产品统筹统销制度,在农村,本来农民打下的粮食,收回的农副产品是可以卖高价,但是我们实行计划价格制度,人为的压低了,因此本应在农村实现剩余的价值就通过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转到了国家手里,国家掌握了这一部分剩余利润,国家把这一部分剩余利润放到国有企业,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在国有企业又实行另外一套制度,在城市地区,八级工资制,把本来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的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又通过八级工资制砍了一刀,所以我们只能享受低工资制,这一块的利润也留在国有企业了,紧接着第三步,当时的国有企业和财政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叫国有企业利润全额上交。即便后来实行利润留成,也是在全额上缴的基础上的一种让步,这部分国有企业利润就汇到财政部门来了,那个时候的财政收入基本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少量的是税收,是这样一种财政收入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深,我记得1995年,那时候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朝鲜派来一个代表团跟我讨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朝鲜也仿照中国搞经济特区,也引进外资,但是引进外资搞了经济特区之后,发现是赔本生意,不能再继续经营下去了,钱都让外国人挣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政府不是可以收税吗,有税的收益吗?他们说朝鲜是无税的国家,就意味着外国人到朝鲜投资办厂,除了给工人发工资之外,剩下的都是他的利润,他一分钱税都没有,因为外资企业不向财政上缴利润,这就能立刻想到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的财政收入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2016-12-26 12:44:30

  • 高培勇:

    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征税,需要征税就需要有一个税收理念的转换过程,可是我们转换不了,大家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是不缴税的。所以税从哪来呢?从国有企业的利改税开始,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利润改成税收,不管怎么改都是财政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吧,怎么改都没关系,原来交的是利润现在改成税收,改吧,后来又有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出现了,也没关系,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仿照对国有企业的办法对这些企业去收税。对企业收税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捷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企业在税收问题上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空壳,企业所有的税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要转嫁出去的,只不过是向前转嫁或者向后转嫁的问题。能放在价格当中转嫁就向前转嫁,转嫁给消费者,如果转嫁不出去,无非就是股东负担,所以企业的交税特点从来没有割肉之感,你对崔所长说收一百块钱的税,我们说从他那里找工经所要一千块钱,比一百块钱大了十倍,但你不会有割肉之痛,反正是大家的,企业就是这样的,交了税就想办法先转嫁,转嫁不了就股东承担,我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税收走下去的话,对中国人而言产生两个方面深刻的影响。

    2016-12-26 12:46:14

  • 高培勇:

    第一,老百姓就是想这个税跟他没有关系,你那个税制怎么变都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你们之间商量去吧,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影响,对政府官员而言,觉得中国的税收制度真的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你在任何国家搞税改,那么你不折腾几年,政府内阁不倒台都很难把税法改变,可是在中国搞个税改多容易啊,比如营改增,一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定,五月份照样能执行,为什么?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税跟他没关系。官员而言操作起来又非常简单,不就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了,即便是民营企业,它也是企业,向他收税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家试想一下,今年实行营改增,改成个人所得税的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调整,一个起征点是一千块钱的调整你试一试,还没动呢,整个网络上就震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所以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家体会一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税改问题上就提了一句话,很重要,创新意义的,跟以前不同的,是叫“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要对个人增加一点税收,而对个人增加的税收是从企业的缴纳税收当中转化过来的,因为前面锁了一个天花板叫稳定税负,稳定税负条件下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前提是要减少间接税的比重,现在通过营改增给企业减减税,不管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意图是这样,然后再转到对个人收的直接税上来。

    所以我觉得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税收制度就处在供给侧,在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式上,处在供给侧。只有税收制度的结构变了,中国的企业税负才会和国际上的企业税负有一个作比较的基础。否则我们是很难做这样的比较的。那也意味着要降企业的税费成本,我们必须进行税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能迈出这一步,那今天我们讨论企业税负重、死亡税率问题,五年、十年之后还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16-12-26 12:47:19

  • 崔民选:

    围绕宏观税率或者企业税以及个人税的问题,高所长对中国税负结构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非常精彩。再次感谢高所长。今天第一单元的发言到此结束,今天上午共有六位专家围绕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对对策问题从不同的视角给我们作了很精彩的发言。现在让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精彩发言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上午的大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

    2016-12-26 12:49:49

  • 李海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仁,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第一时段有六位专家进行报告,为了节约时间,严格按照规定,第一时段,每个人20分钟。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研究员,大家欢迎。

    2016-12-26 13:52:58

  • 吕政:

    各位专家学者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创新驱动应坚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的方针”。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习近平在9月4号G20峰会上有这样一句话,“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我十多年以前一直在宣传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人应答。我认为世界科技革命不是突飞猛进,用美国的学者讲叫“相对停滞”,有一本书叫《大停滞》美国的难题,中国的机遇。没有系统的论述,是一个博客文集,但他的观点是美国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不是革命突飞猛进,而是相对停滞。这样就需要回顾一下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因为在19世纪的这一百年里,热力学、光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大都进入到理论综合的发展阶段。正是由于19世纪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奠定,才为20世纪的技术革命奠定基础。

    2016-12-26 13:53:24

  • 吕政:

    再追溯的远一点,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现在的航天航空以及所有的机械制造、水利等等,力学理论的基础基本上就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已经奠定了,没有牛顿的经典力学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航天航空,包括汽车、机械制造等等一系列技术上的进步。而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科学理论有电磁学理论,这就是复习中学上过的课,叫电磁感应定律、安培定律、欧姆定律,这个电磁感应定律是为后来的强电和弱电,也就是发电、输变电和电子工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光学为后来的一系列的光学技术、光学产品以及后来甚至到高锟所发明的光纤通讯,他的光学理论在18世纪就已经奠定了,还有热力学的定理,热力的转换,能量的守恒等等。

    2016-12-26 13:53:58

  • 吕政: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为后来的化学合成和分解和近代化学工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包括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她用西方的化学的分子结构来解释了青蒿素的成份,如果是临床试验,那至少再追溯到李时珍时代、明朝时代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基础。生物学、医学、细胞学、遗传学为后来的所有医学、人体解剖学和近现代药的生产也奠定了基础。半导体的效应理论实际上在19世纪的80年代就开始发现了介于导体和不导电之间的半导体出现了电磁效应,但由于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半导体材料的提纯问题,包括砷化镓和硅片,直到1947年才真正的解决半导体的应用问题,所以说19世纪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有重大突破的世纪。而20世纪相比较而言就没有19世纪在科学理论上那么辉煌。而19世纪科学理论的创新,从宏观到微观揭示了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和运动规律,为20世纪一系列的重大工程技术发明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20世纪后来有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物奖、医学奖,但是想一想,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居里发明的放射元素等等,其他的还有哪一个在科学理论上,而不是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呢?现在搜索一下,找不到在科学理论上像19世纪那样的一些重大突破。

    2016-12-26 13:54:51

  • 吕政:

    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就认为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相对停滞。20世纪一系列的重大技术发明仍然在唱主角,包括现在的汽车发动机技术,喷气式飞机技术等等,我们现在仍然在分享20世纪重大的技术发明。这是在2000年有一篇文献列举了100个重大的技术发明,我删掉了一些不是太重要的,但是这些重要的产品发明,现在仍然是在干的,这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无论是高技术还是传统的技术,都是20世纪发明的一系列重大产品,现在不可能全面的放弃上列的产品及其生产技术而完全另起炉灶,用全新的产品来替代他们,因此我们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应当完全寄托在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上,而应当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包括互联网也是一样,只是解决了通信信息的相互交换的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和交通运输等物质生产部门以及文化产业主导产品仍然是20世纪发明的技术和产品,所以技术创新的任务或者是创新驱动应当是不能脱离我们现在正在干的这些产业,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渐进性的改进是常态、是一般规律。

    2016-12-26 13:56:14

  • 吕政:

    实际上2000年以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网络经济的破灭作为一个转折点,包括美国之所以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重大的科技成果来支撑新的产业增长点。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他用“变革”作为他的竞选口号,美国人都希望变化,但奥巴马马上就要离任,这八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说明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科学技术的长周期的规律所决定的。

    2016-12-26 13:56:35

  • 吕政:

    具体来说,IT技术现在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到底IT技术将来的主导新产品是什么?不知道,也就是不断地改进,对现有产品的改进,生物工程技术,比如基因测序、转基因等等,新药还是停在实验室阶段,局限于少量的农产品月运用转基因技术,利用生物技术来治病,也还是处在临床试验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和商业化。新能源,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曾经提出能源新政,但是由于美国页岩气的大量开采使国际能源的价格,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急剧下跌。特朗普上台之后准备继续在原来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继续投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能源,而并没有打算说搞新能源,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也没有搞出名堂来。

    2016-12-26 13:57:21

  • 吕政:

    中国也是这样,我曾经到酒泉和嘉峪关去考察了中国最大的光伏基地,现在出现大量的光伏和风电,气风气电,气风气电率在30%-40%之间,为什么?第一技术不成熟,第二成本降不到与火力发电能够竞争的程度,第三在体制上,火力发电是地方政府和央企五大发展公司共建的,它的发电能够带来地方的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而不需要对光伏和风电进行补贴。这样地方电网肯定要主张地方的火力发电上网,而阻碍光伏发电和风电的上网。这就说明所谓新能源技术也还处在一个起步、慢慢改进和成熟的阶段,想要完全代替石油天然气传统能源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2016-12-26 14:01:05

  • 吕政:

    在这种背景下,创新驱动应当坚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的方针,既要把眼睛盯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同时也要重视我们现在正在干的这些产品和产业提高现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现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要把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间的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中间,到底与发达国家在现在干的这些产业有哪些差距。比如我们前几年就讨论,根本不应当出口这么多钢材,那时候讨论的时候只有6000万吨,而去年我们出口1.1亿吨钢材,其中河北占了四分之一,每一吨出口的钢材是3400元,整个的去年出口,按照去年的汇率算是550亿美元,钢材的附加价值最高的15%。因此,特朗普上台以后,很可能要对中国的钢材实行反倾销政策,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应当出这么多钢,为什么?进口大量的矿石,大量的物化劳动、能源消耗转移到钢材的价值上,但真正赚的钱,前年还是亏损的。真正给国内留下了大量的污染物,1.1亿吨出口的钢材,按照现在的生产标准要给国内排放了2.8亿吨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干这种事呢?这就说明在横向分工领域,我们不能老是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或者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再比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一下子到了波音公司,定了300架民航客机,总价值380亿美元,其中宽体客机,波音747、787,50架,2.6亿美元一架,而单体的波音737是800,这种窄体的客机250架,单价是1亿美元。去年中国出口了350亿件服装,总金额是1740亿美元,平均每件服装的单价是5美元,那么就需要出口2000万件服装换来的外汇才能买一架波音窄体的客机。按照目前服装流水线的生产,不是定制的,平均实物劳动生产率来看 需要1千个工人做一年,还需要25000米的纺织面料,这就是国际产业的横向分工。假定说中国的民用科技C919能够投入商业运行并且量产,那么将来可能由于人工费用的上升、服装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少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进出口贸易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出现恶化。

    2016-12-26 14:02:36

  • 吕政:

    在产业的纵向分工领域,中国生产的电视机、计算机、手机产量分别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50%、68%和70%,但是生产这些产品的关键元器件主要依靠进口,我们的集成电路片进口占国内市场消费量的70%-75%,去年进口了2522亿片芯片,就是集成电路片,进口额是2196亿美元,进口的液晶显示板是28.3亿个,包括大大小小,包括小孩儿的玩具液晶显示片在内,进口额是397亿美元,仅这两种产品合计进口额就花了259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进口总额的15.43%。这就是我们纵向分工中的差距。发改委为什么要罚高通公司,因为高通公司在中国垄断了中国芯片市场。它供应的芯片专利许可费是按照整机售价的5%来计费,不是按照芯片的5%,整机的5%,包括你用别的元器件,也包含了它的价值上,就像美国大选通吃道理一样,投民主党的输了以后,票全归共和党,这是一样的道理。因此虽然国产手机产量很大,但是利润率非常低,2013年华为、中兴国产手机的利润不到0.5%,这就是纵向分工,说明中国在纵向分工产业领域还有很多要干的事情,我们的创新驱动必须要立足在现有产业的创新驱动。

    2016-12-26 14:03:11

  • 吕政:

    最后一点是互联网+,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互联网+不是万能的工具,它只是解决人们、机构、信息互相交流的功能,因此互联网+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就像董明珠说的,如果我不生产空调的话,阿里巴巴卖什么?其他的物质产品也是这样的道理。因此,不要到处都是互联网+,而真正的互联网+应当是加在物质产品和实体经济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上,德国之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仍然非常稳健,财政稳健、金融稳健,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坚持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稳扎稳打。

    谢谢,我的发言完毕。

    2016-12-26 14:08:51

  • 李海舰:

    吕政研究员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包括正确处理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关系等。再次感谢吕政研究员的精彩演讲,谢谢。下面有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惟慈先生报告,大家欢迎。

    2016-12-26 14:11:03

  • 蔡惟慈:

    我来自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从1973年到原机械部工作就没有离开那个楼,到现在为止在那个楼里待了43年,非常感谢黄所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交流一下我对于机械工业今年和明年发展形势的一些认识。机械工业是我们国家工业当中最大的行业,占到工业总量的20%左右,它的运行态势到底怎么样。

    2016-12-26 14:11:23

  • 蔡惟慈:

    今年2016年运行态势,我归纳了这样几个字,二喜、二忧、二点思考。

    一喜是景气逐渐回升,增长速度明显反弹。上午发布的蓝皮书讲的是去年的情况,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今年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去年,也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拿工业增加值来看,全国工业今年1-11月份增长6%,机械工业增长9.6%,高出全国工业3.6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今年1-10月增长7.22%,利润增长7.19%。

    2016-12-26 14:11:58

  • 蔡惟慈:

    第二喜,优胜劣汰加剧,总体呈现升级态势。在严峻的市场倒逼作用和国家关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引导之下,优胜劣汰的进程明显加快,虽然全行业产销仍处于明显的相对困难时期,但总体而言,机械行业整体呈现升级态势。

    2016-12-26 14:14:17

  • 蔡惟慈:

    表现之一:与实物产品产量的总体弱势增长相比,行业的主营收入和利润增幅,这就意味着机械工业总体来看我们的产品在升级的。

    表现之二:去年5月8号,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深入人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关心、认同和响应,在机械工业当中转型升级由大变强,成为全行业的追求和实际行动。因为我前不久,带了一个组,进行“中国制造2025”实施一年来的第三方评估调查。

    表现之三:尽管今年机械工业进出口总体为负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机械工业进程当中一般贸易增幅明显要高于加工贸易,就是就进出口结构来讲,我们也是在升级过程当中,而且机械工业的贸易顺差前10个月就已经达到了861亿美元,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大的,也说明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

    表现之四:刚才吕所长讲到的,机械工业当中的一些技术进步产品,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产品、节能减排产品机器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两化融合”技术产品的产量增长幅度要远高于传统产品。

    表现之五:机械工业当中的民营企业发展势头明显强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去年机械工业明显的主营业务收入已经超过全行业总量的55%,利润已经超过全行业总量的59%。

    一忧:是脱实向虚堪忧,发展环境仍不乐观。前面讲到《中国制造2025》振奋了行业的精神、引导了舆论氛围,但是实事求是的来讲,作为工信部来讲,推进“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真金白银的手段基本上没有增加多少,所以目前作为机械工业来讲,受益于中国制造2025,对我们优质资源的吸引力远不如股市、房市。机械工业利润总额增长7.19%,但其中主营活动的利润是没有这么高的,这也是脱实向虚的表现。

    二忧:反全球化的思潮抬头,外贸形势比较严峻。去年机械工业进出口是负增长,今年1-10月仍然是负增长。

    2016-12-26 14:16:02

  • 蔡惟慈:

    思考之一:从“十二五”以来到今年,我们行业当中呈现着比较明显的行业分化的现象,这种行业分化有三个趋势,这种趋势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考虑今后的行业结构的调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趋势之一,机械工业当中与消费民生相关的那些行业的增长速度,要好于主要服务于重化工投资领域的行业增长速度。比如说,乘用车、新能源发电设备、仪器仪表、特高压输电设备、环保设备、农副产品加工设备,这些行业的制造业它的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图)这上面都有数字。而主要为投资活动服务的行业增速普遍较低。分两种情况,一类是像工程机械和载重车,这几年一直低,今年上仍然低,但今年9月份向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但即使回升,今年全年的增长速度也低于机械全行业的平均速度。另外一部分像石油化工装备、重型矿山装备,这样一些典型的当年煤化油的这些行业,一直到目前为止增长速度都是比较低,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图)这个数据就说明我刚才的观点。

    2016-12-26 14:16:33

  • 蔡惟慈:

    趋势之二,专用设备制造业形势强于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形势。我们专用设备制造业1-11月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是6.5%,而通用设备制造增长速度是5.7%,全行业是9.6%,这两个行业都低于全行业,高的是汽车。

    2016-12-26 14:18:14

  • 蔡惟慈:

    趋势之三,机械工业当中零部件行业比主机行业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现在我们要更多的关注零部件,不但这方面落后,而且这方面发展空间比主机行业要大,相比于主要为新建项目服务的主机制造业,也就是主要满足增量需求,基础零部件行业,除了为主机配套服务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社会上面越来越大的在役设备的维修改造升级服务,还要满足存量需求。所以零部件行业的发展比主机行业发展更为稳定,这个观点也有数据为证。重型矿山机械,1-10月份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64%,石化通用机械只增长2.2%,但是零部件行业增长4.76%。

    2016-12-26 14:19:46

  • 蔡惟慈:

    思考之二,机械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趋缓,怎么样看待这个变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今年1-11月,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07%,这样一个增幅可以说是10几年来最低的。11月当月更是同比下降6.48%。怎么样看待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以前一直是增长30%以上,连续10几年。我认为,一方面反映了行业内的企业相当一部分多数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不太高,不敢增加投资,从而不可避免的会令人担心今后的发展后劲。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投资增速的快速下降令人忧虑。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前11个月的累计投资增长幅度在剧烈下滑,但绝对金额值仍达到了4.55万亿元,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2009年我们的4万亿引起业界多大的争论,今年机械工业1-11月累计投资超过当时的4万亿。机械工业2014年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约7.4万亿元,也就是两年就可再造一个现役的机械工业。我认为相比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对投资机构应该有更大的关注,目前投资机构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机械工业当中在投资当中是重机械轻机改,二是重产能扩张,轻研发条件建设。如果从固定资产投资再扩展开来,不在固定资产投资范围之内,目前行业发展当中,资金方面感觉到很大的困难是应收账款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新的三角债的问题,应收账款1-10月已经高达4万亿,在某些行业、某些局部已经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像三大动力,年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基本相等。因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调整投资结构,要大幅度的提高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努力的促进工艺技术的提高,同时要大力加强研发试验条件的建设,从而为提高创新能力创造必要条件,否则创新驱动也就是一个口号而已,同时我们呼吁要着力解决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问题,使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经营的轨道。前年引起大家关注的“二重”,就是被应收账款、银行贷款陷入困境之中的。

    2016-12-26 14:22:29

  • 蔡惟慈:

    二、汇报一下2017年的看法。有两点基本估计,一是推动今年机械工业快速回升的汽车和电工这两大分行业,明年他们的增长将明显回落。但是机械工业当中其他投资类产品的分行业增长速度有望略高于今年。这是一个估计。二是总体而言,机械工业全行业的速度将低于今年。

    2016-12-26 14:23:02

  • 蔡惟慈:

    我认为机械工业明年的增长速度存在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国内来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对机械产品总的需求在短期内必然有抑制效应,当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乏力,1-11月份就是8.3%,尤其是房地产热在明显“退烧”。这对于机械工业的需求回升是不利的。此外,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机械工业的上游钢材、焦炭、铜铝导体、油品等大宗物资价格快速上扬,这必将明显增加机械企业的成本,从而对机械工业今后也就是明年的效益的增长带来很大的压力。从国际方面来看,多数地区和国家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在这个背景之下,明显的感到反全球化的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我们的出口市场困难不容小看,尤其是美国具有强烈的鹰派色彩的特朗普胜选,大大增强了美国市场更趋严峻的这种情况,因此明年就机械工业来讲,出口不乐观。同时考虑明年的速度,对比基数的变化有下行压力。因为今年之所以增长速度比较高,是由于去年机械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较低,去年增长的速度比较低,有利于今年同比增长速度的回升,而今年实现了超过预计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就将抬升明年行业的对比基数,从而使得明年的同比增速要维持稳定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2016-12-26 14:23:32

  • 蔡惟慈:

    机械工业增长当中,汽车、电工两大行业的增长贡献度是80%-90%,其他11个行业加在一起增长速度只增长了3.32%,利润只增长了1.12%,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也就是汽车、电工行业的增长掩盖了其他行业的困难。而国家今年已经宣布,明年购置1.6升及以下的小排量车的优惠力度要削掉一半,今年优惠5%,明年是优惠2.5%,这样的话明年汽车增长速度肯定要往下走。电工今年增长贡献度比较大的是光伏发电和光纤光缆,而这个政策也在发生变化,电工行业今年下半年增长速度就已经往下走了,明年会继续往下走。所以尽管其他的11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明年会略高于今年,但是由于汽车、电工行业的权重在机械工业当中占到55%以上,因此弥补不了汽车电工的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预测今年全年机械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长大概是9%左右,主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7%左右,出口可能还是负增长,也可能会略高于去年。明年工业增加值将比今年增长7%左右,也就是我预计会比今年低2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增速将比今年回落1个百分点左右,而出口创汇的增长速度仍然可能是负数。

    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12-26 14:42:58

  • 李海舰:

    蔡主任对2016年机械工业形势作了全面的刻划,一个是全面,一个是深刻。又对2017年机械工业发展的形势做了判断,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通过喜、忧,怎么思、怎么看这样一个视角来说,对我们启发很大。再次感谢蔡主任的精彩报告。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2016-12-26 14:43:31

  • 魏后凯:

    大家好。工经所是我的“娘家”,但我今天想谈一谈农业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供给侧改革,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供给侧改革的时候首先是“三去一降一补”,紧接着又谈供给侧改革,然后是实体经济加上房地产。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个人对供给侧改革的一点思考。

    第一,我认为和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效益比较低、竞争力不足。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排在首位的就是农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主要是农业的生产成本亟需上升,加上我们的某些农产品实行脱市收购,这样带来的结果,我们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出现了倒挂,现在主要农产品价格,国内的产品比国际的价格都要高,一般在30%-50%。现在包括玉米等在内的一些粮食,产量、库存量都在增加,这是一个竞争力的问题。

    2016-12-26 14:43:53

  • 魏后凯:

    农产品的结构问题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剩,主要是玉米、棉花库存过高,比如说玉米,现在我们的库存消费比是接近150%左右,而全球的平均只有22%左右。比如说棉花的库存消费比是161%,除中国以外的全球,只有51%左右,这个库存最近我们到河南永城去调研,因为永城是国务院批准的面粉产业改革试点的单位,现在到中央的几个库点去看看,所有的库全是满的,倒不出去,现在价格是倒挂的,卖不出去,需要有增量进行决策。假如我们这种库存不能得到顺利的消化,明年一开春收粮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没地方放了。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就是大豆食粮等进口依赖程度较大。第三个问题是现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现在大量的使用花费农药,大量的使用塑料薄膜,带来了土壤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环境了污染,面源的污染日益的严重,再有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从新闻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越来越频繁。

    2016-12-26 14:44:57

  • 魏后凯:

    第二,现在我们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居民消费需求从过去的吃饱向吃好的转变,中国的农业改革发展的政策就需要从过去的增产导向型政策向质效导向型政策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政策,我把它叫做增产导向型的政策,主要是解决吃饱的问题,我们过去主要是着重于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比较着重于需求侧和消费投资的刺激,所以忽视了供给侧改革、忽视了结构优化,品质和效益的提高。这样一种增产导向型的农业政策,有力保障了农产品的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急速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综合生产能力。(图)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不断在增强,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二连增。这两个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包括增加值都在不断地增长,反映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增产导向型的政策,诱发了一些负面性的效应。第一就是农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效益、农业竞争力在下降。我们所里也做过测算,现在有一些农业在总体上来看是不赚钱的,是亏损的。这是党国英测算的结果。从成本的增长来看,三种主要粮食生产的总成本2005-2014年,平均每年增长了10.5%,10.5%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GDP9.7%,成本上涨比GDP还要高。我们谷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每年增长10.8%,要高一倍以上,当然这里面涨的更快的是农耕成本12.2%,土地成本每年提高14.2%。我们到很多地方去看,土地出让的价格,租金都在700-1000多块钱,而种粮食一年的效益还达不到这个价格,单从成本上涨的来源来看,根据我们的测算,土地的成本降了22.2%,物资跟服务费用降了32.4%,农耕成本降的最高,接近一半,45.4%,这是第一个问题。

    2016-12-26 14:45:23

  • 魏后凯:

    第二个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由于我们是一种大规模的化学农业,带来了农业面源的污染相当严重,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堪忧。可以看出来2014年按播种面积计算的单位面积的花费适应量是362每公顷,这样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花费使用安全量。这些年来,化肥、农业、塑料薄膜使用总量还在不断地增加。所以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化肥农药是过量使用,我们的塑料薄膜是大量使用。这是第二个负面效应,跟我们过去强调粮食的增长,大量依赖化肥农药这样一种模式来实现粮食产量的增长。

    2016-12-26 14:45:59

  • 魏后凯:

    第三个负面效应,就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难现象突出。农业增了产,但是增收比较难,这些年来,2003年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城市,农民收入在快速增长,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不是依靠农业,不是依靠农村,而是来源于农业农村之外,主要是依靠农民大规模的外出打工得来的工资性收入。我们的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低。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看出来,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1990年是75.6%,2013年下降到42.6%,去年可支配收入结算已经下降到39.4%,这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也在急剧的下降,1991-1997年是67.9%,2010-2013年下降到33.8%,按可支配收入计算,2014-2015年这个贡献率已经下降到28.6%。这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从去年情况来看,农村种植业和牧业的总收入不到三千块钱,占可支配性收入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只有16.3%,这就是我们讲的农业增产连续十二连增,但是农民增收难,农民的增收是依靠农业农村之外的收入。所以,未来我们要转向一种质效导向型的政策,这样一种质效导向型的政策主要的核心就是要提质增效,要优化结构、提高品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主要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居民要吃好,农民要增收,农业要增效。这个难度很大,上次我们到河南调研,走了很多地方,农业增效了,但农民不一定增收,都是老板在那里投资,所以在这三个方面,居民吃好、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之间要协调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016-12-26 14:46:28

  • 魏后凯:

    第三,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单纯是结构调整,而主要是从供给侧角度,采取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矛盾,促进提质增效增收,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从目前来看,的农业结构性调整的任务相当繁重,比如说从大的结构来看。(图)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从小农业来看,2008年之前这个比重是急剧下降的,之后开始提升,是一个“V”字型,但是牧业、渔业就不一样了,牧业是2008年之前是迅速提升,之后开始下降,恰好这种趋势跟我们对农产品质量的需求恰好是相反的。从渔业、林业的情况来看,比重1998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0%、4%左右。所以农业的结构调整不单是有大的结构,还有小的结构调整的问题。这种农业结构的调整,首先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不能把耕地搞没了,把粮食搞掉了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觉得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农产品的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的灵活性,这里面的结构调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十三五”的种植业的规划已经出来了,包括“十三五”的农业现代化的规划都涉及到,还有林牧渔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是我们的提质增效、优化结构,从“十三五”的发展规划来看,还可以看出来一些指标,畜牧业、渔业可能量是下降的,但比重是提升的,主要是靠提质增效,优化结构,提高附加价值来实现结构的转变。再有,农业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未来的结构调整仍然是一个大的问题。

    2016-12-26 14:49:04

  • 魏后凯:

    最后一点,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中央很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这个问题总体来说对工业肯定没问题,但是对农业来说,未必完全适合。所以国家的层面,从农业来看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去库存有、降成本、补短板有,其他方面按照国家的调结构、促融合、提品质的问题,这就是农业部门提出了六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当时我想,这六个大的任务的目标应该是向质效型作为一个导向,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益、提高综合竞争力,向这个目标走,所以我们说以这个作为导向,要提高品质、保障安全,农业要增效,农民要增收,以这个作为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再有,要通过改革的办法,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办法主要是在五个方面:一是价格的形成机制,二是粮食的收储制度,三是农村产量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四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最后是农业制定政策体系。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6-12-26 14:50:04

  • 李海舰:

    魏后凯研究员是研究区域问题的专家,研究工业问题的专家,这次对农村问题和农业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觉得他也是用研究工业的话语体系来研究农村问题,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再次感谢魏后凯研究员!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报告,大家欢迎!

    2016-12-26 14:51:31

  • 肖金成: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论坛对我的邀请,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布局优化”。

    这个题目是一个老题目,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推出了将近两年,产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尤其是在区域产能的背景下,尤其是河北有很多的钢铁产能得到了一些削减。但是从总体来看,产业结构还是有些问题。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产业结构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它的第一产业是5.7%,第二产业是41.2%,第三产业是53.1%。这是“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这是非常理想的。但单个拿出来,我们发现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比如说农业是0.7,工业加上建筑业,加上交通运输是21.4%,服务业是77.9%,应该说第三产业服务业比较高。但是我发现北京市的201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万1千亿,第二产业是21.4,我们算一算,实际上有4千多亿的第二产业的产值。所以我们说北京城六区没有多少工厂,但从整个16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有4千亿的第二产业的增加值。这个4千亿,河北省很多地级市都达不到。所以拿出来一看,就知道雾霾比较严重的来源在哪里,在北京周边还有很多工业。

    2016-12-26 14:52:47

  • 肖金成:

    再看河北,河北的第一产业11.7%,全国是9.2%,所以要把11.7和9.2%比较一下,就发现河北是东部省份,第一产业占的比重那么高,而且高的不是一个点,是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在河北来看,这个结构就比较不合理了。另外河北的第二产业仍然是51.1%,超过50%,这个结构是第二产业比较高。再拆开来看,第二产业的主体是什么,是钢铁、能源、化工、建材,这些产业又都是高排放,应该是也是高污染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河北的产业结构是极为不合理的。再看一下河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是37.2%,服务业实际上代表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服务业太低,说明河北重视生产,不太重视生活。总体来看是比较合理的,分开来就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我要讲一讲布局问题,因为河北从版图上来看,是南北狭长,北京和天津又居于河北的中心位置,中心位置行政壁垒比较大的情况下,河北的产业链条被切割了,所以如果不加强合作、不协同发展,那么河北经济就很难有一个大的跨越。另外,按道理讲,搞一点能源,搞一点钢铁,搞一点化工也没什么关系,但是看一看河北的地理状况,北边是燕山,西边是太行山,所以河北的重型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想改善生态环境,要想减少雾霾,必须在产业结构上做大的调整。

    (图)看看河北的城镇化水平,2014年河北的城镇化水平是49.3%,全国是50.77%,河北是东部沿海省份,理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点,高一点才能为国家做贡献。现在不但不高,还远远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点也是河北的产业发展不充分,所以蜗居在农村的人口很多,有非常大的关系,河北的城镇化水平和河北的产业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2016-12-26 14:57:23

  • 肖金成:

    再看一下京津冀各个城市人口比较,发现北京市人口超过1000万,天津人口也超过1000万,但是河北的城市没有一个超过100万的,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石家庄又增加了几个区,邯郸等其他几个市都在扩区,但是城市人口应该是连续的,我们确实感觉到像承德、张家口、沧州、衡水、邢台这些城市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我说的是城区人口,他们区域人口很多,像保定,行政区人口有1000多万,但城市人口相对比较少。在此,我提出来一个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里也得到了体现。

    2016-12-26 14:58:13

  • 肖金成:

    一是北京去功能化,北京市人口很多,这成为北京市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北京市采取了各种手段、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限制的住吗?上午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资料,2015年北京的就业人口增加29万多,这比以前还有所好转,上午那个资料体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确实比2014年、2013年、2012年就业人数有所下降,以前都是50万、40万的速度增长,20几万多也不是小数,这是一年增加的就业人口,再加上没有就业的,孩子上学的,我觉得不会少于40万,人口不断地增长,对北京市的压力很大。所以北京无论如何,人口很难减的下去,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市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如果只有通过去功能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规定了北京要有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研发中心。这四个中心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像第二产业发展功能,像其他的医疗、学校、培训,这些明确要转移出去,尤其是工业要转移出去。我也提了一个建议,北京市要以壮士断腕的态度,要坚决放弃工业,不这样的话,你在市周边再发展工业是很困难的。还有一些服务业,像总部经济,当然要转移很难,但能不能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包括教育、医疗,能不能不新建、不扩建,能不能做一些限制,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当然北京市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把动批转移出去,把大红门的批发市场转移出去,这个力度很大,但仅仅这个是不够的,北京有一千万人,只转移几十万人作用是不大的。就北京整个市来讲可能不会减少多少人口,但可以减轻主城区的压力。虽然这个是去功能化,但措施要得力。首先要放弃工业,当然放弃是一个过程,不能再发展工业。

    2016-12-26 15:00:09

  • 肖金成:

    天津去中心化。天津市的原来有一个功能定位,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里这个去掉了,原来天津市要搞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在协同发展纲要里,这两个中心也去掉了。再有就是金融的试验区、国际航运的核心区,先进装备制造的基地,也是不要什么都搞,就是天津不要通吃,北京不搞了,全部都天津来搞,这个也不合适,天津还是要搞高端的,比如现代制造业,高端环节,把产业链条延伸到河北,如果你什么都搞,连废品处理也搞,那就没河北什么事了,河北只能搞重型工业了,只能搞化工、钢铁和电力,必须要把产业链条有所分工。

    2016-12-26 15:14:53

  • 肖金成:

    河北要去重型化。雾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也有争论,有的人说是汽车尾气,北京有600万辆车,车只要一开就要排放尾气,这肯定对雾霾做了重大贡献,但是你不能说河北这些钢铁工业、化工、能源和建材没有贡献可能也不合适。如果没有PM2.5,还有PM10,PM10对人也有影响,我的颗粒大,进不到肺里,在肺外边也不好。河北要去重型化,把这些都去掉了,别的产业又发展不了,服务业收入低,发展不好,先进制造业要和天津竞争,很难有竞争力,所以我认为京津冀要从协同发展的角度,各个城市要有所分工,所以京津冀的问题就在于产业要发展,包括钢铁产业、能源、化工,也仍然要发展,不能说全部拿掉。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产业布局上有所调整,就是哪里发展、哪里不发展,京津冀在这方面布局要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部署,重点是要“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而且要构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我认为这个空间结构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且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形成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如何能形成?我认为,基本的条件是有两大都市,两大人口超千万的都市,这个条件也具备了,在全世界比一比,比过我们的不多,在人口方面。关键的问题是,河北的城市虽然分布比较合理,但是和北京、天津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也不合理。所以未来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要花大功夫,第二就是在城市的发展方面,河北的城市要有吸引力、聚集力、竞争力。比如石家庄,比如唐山,比如保定,比如秦皇岛,比如沧州和邯郸,这些城市历史很悠久,比如我老家邯郸,两千年前就是大都会,现在还不如两千年前,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河北的城市历史都很悠久,原来都有很大的潜力,怎么越发展越往后退?所以不能再往后退,要向前进,只有向前进了,世界级城市群就形成了,如果仅靠北京和天津,河北的城市还往后退,那是实现不了的。

    2016-12-26 15:15:49

  • 肖金成:

    (图)这个图是我2007年画的,京津冀的城市要用高铁联系起来。最近交通纲要已经出来了,和我画的图基本上差不多,我觉得这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插上了翅膀,因为只有交通发达了,大家感觉到在北京和在保定、秦皇岛差不了多少,那个时候产业的转移,人口的合理分布才能够实现。当然现在《纲要》出来了,建铁路还需要几年,我想不久我们就可以坐着高铁到每一个城市。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我不多讲了。三轴,不是画在一张图上,关键是要在产业、在轴上集聚,我们画图的时候,滨海沿海发展轴,我认为沿海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也是京津冀最大的优势,所以三轴四区,三轴就是要发展集聚产业,在轴上的集聚产业,而不仅仅聚集在北京和天津。还有多节点,我认为多节点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里面一个亮点,多节点就不是两个节点,是多个节点,甚至超过11个,河北有11个地级市。我刚才说了,11个地级市规模都很小,潜力都很大,关键是要改善投资环境,关键是要集聚更多的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河北的人才有地方就业、才有地方去,不要一去就去北京,河北人到北京的很多,包括我在内,包括黄所长也是河北来的,一来就跑北京,我们要使河北更具吸引力,有吸引力就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必须有产业,这是一个链条,河北要打造更多的节点城市,把这些节点变成京津冀的支点,而且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还明确了四大增长极,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这是明确了京津冀的四大经济增长极,经济一定要增长,不增长怎么能叫增长极?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6-12-26 15:16:35

  • 李海舰:

    肖金成研究员分析了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讲了新的“三去”,讲了空间布局的优化,内涵深刻丰富,他的设计我也感觉到也大气魄、大思路、大谋划,再次感谢肖金成研究员。谢谢。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作演讲。大家欢迎。

    2016-12-26 15:19:24

  • 裴长洪:

    讲一点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点体会。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项任务是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当然和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工业发展报告非常吻合。其中提了一条,很罕见的提了一条叫“发扬工匠精神”。李海舰所长还特别写了一篇工匠精神的文章,我的发言呼应一下你的文章。我觉得发扬工匠精神恐怕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产品服务的标准问题,因为所谓我们讲要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要统一,当然制度要统一,规则要统一,很重要的是产品服务要有统一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像过去那样说山西阎锡山他修铁路是窄轨,别的地方进不去,包括现在讲的“一带一路”,到了东亚国家,铁轨不统一也是不行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标准,工匠精神是没有办法培育的。现在我们国家的标准制定状况、执行状况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还存在很多差距。

    2016-12-26 15:20:10

  • 裴长洪:

    今年在我们国家开了第39届世界标准大会,我有幸参加,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因为标准现在有两类,当然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需要标准,但是目前的现状,我们只能够有两类标准,一类是强制性标准,由国家的质量技术监督总局,中国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然后由国家的行政主管部门用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强制执行。这些强制性标准在我们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量需要制定的标准实际上是叫做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是由企业、行业协会提出来的。但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执行和执法的力度问题,可以说现在整个市场的标准状况是比较混乱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中一个矛盾就是因为我们的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需求升级了,但供给结构跟不上,供给体系跟不上,因此去年出现了中国人到日本买电饭煲、马桶盖,那是因为中国人不会造吗?恰恰不是。马桶盖、电饭煲都在中国造,但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它是劣币驱逐良币,尽管有一些标准,但生产许可准入程度很低,市场准入标准很低,谁都可以拿到生产许可证,都可以生产。所以这些推荐性标准怎么成为有约束性的标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标准怎么制定?当然我们希望标准是不断地向国际看齐,向国际水平看齐,但可能又不能够一步到位,这必定是一个分步到位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消费需求是多层次的,比如很多人很愿意买山寨产品,因为山寨产品便宜,进口的东西好是好,但是贵。因此生产力水平也是多层次的,所以生产许可就很容易获得,而且可能不同的地方执行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2016-12-26 15:22:51

  • 裴长洪:

    除了标准的制定之外,还有一个监管问题,就是市场监管问题,所谓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问题,不单单是改革,还有管理问题,就是有了标准之后,政府有关部门管不管,很难管,寡不敌众,因为违规违标的太多,如果认真一查,很多产品都得下架,工商局管不过来。所以这就需要除了政府要加强管理,企业、行业必须要有标准意识,实际上我们需要在国内市场有一个清理,如果真正认真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市场必须清理,不能有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市场环境,这也涉及到我们的对外开放,我记得前两年国家发改委综合司找我去讨论,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扩大开放,怎么增加进口,因为中国的进口结构基本上是资源品,消费品不多,中间产品比例也是下降,过去资源品、资本品是主体部分。我说这个很容易,现在在边境上的措施没什么余地,比如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这些问题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关键是清理国内市场,进口品进来打的过山寨吗?进口那些所谓最先进产品,中国的山寨能力极强,只要价格便宜就通通把你打倒。

    2016-12-26 15:23:41

  • 裴长洪: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自己的政府采购,我们自己定的政府采购目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落后的,这个也要改革,如果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也要改。举一个例子,大家全国各地都去过,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大街上跑了很多车,环卫部门的车你见过一辆进口车没有?政府部门、企业、居民的车都五花八门,有进口、有国产,什么都有,环卫部门的进口车你见过一辆进口的没有?什么原因?因为环卫部门是政府采购,是不能买进口车,也不能买合资企业的车。在北京、上海大城市看,那些环卫部的车的样子还比较好看,如果到小地方看一看,都是拖泥带水的,为什么?就是政府采购。所以真正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是标准问题,一个是清理国内市场,只有这样做了,工匠精神,就是有标准,不这样做不行,才需要有工匠标准。这是产品服务的标准问题。

    第二,劳动队伍问题,实际上是员工队伍问题。工匠精神不是三天两头就能培育起来的,就是要专注,首先要在这个企业、这个岗位工作很长时间,这才叫专注。就好像今天蔡会长说在那个楼工作了40多年的时间,这就是工匠精神,说你在一个单位就工作了半年、一年,怎么会有工匠精神,哪有可能培养工匠精神。我在社科院工作了20几年,也算有一点工匠精神,爬格子爬了多少年,也算工匠精神,就说员工流动性极大,在一个企业工作不到一年就走了,工匠精神怎么培育起来?我当过工人,过去我当工人的年代是八级工资制的年代,那时候我烧锅炉是二级工,二级工和三级工、四级工的差别很大,很多技术不是能够用文字能够写下来,英文单词叫“技术诀窍”,我在福建烧锅炉,因为那时候没有煤,烧的是煤矸石,燃点低,是沸腾炉,烧过了整个炉膛就全部凝固了,就结疤了,鼓风和加煤掌握不好灭火了,二级工、三级工就看怎么掌握,这就是技术诀窍。我想每个行业无论是多么简单的工序都有这些技术诀窍,所以工匠精神需要和劳动制度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现在这样高度流动性的劳动制度可能培育不出工匠精神。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16-12-26 15:26:22

  • 李海舰:

    裴所长从产品标准和员工队伍两大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工匠精神,对我们理解工匠精神启发很大。另外,他进一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解决国内的市场环境问题,特别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对我们启发也很大。再一次感谢裴长洪研究员的精彩报告,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研究员报告。大家欢迎。

    2016-12-26 15:26:54

  • 李平: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

    谢谢裴所长给我留下了10分钟的时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测算,我们大家都在讲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一方面增长动力进行转换,到底动力在哪?下一步整个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点、作用点在哪,我们做了一些实证性的分析,汇报给大家。

    一个是新常态。这个图大家都很熟悉,上面是中国经济30年的增长曲线,下面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曲线。这两者之间相差平均每年大致是6个百分点。正是在这样长期的高速增长下,我们才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比如1980年的时候是排在第12位,只比印度低一点,印度第11位,到2000年是第6位,2005年的是第5位,2015年的是到了第2位,整个是迅速赶超的过程。

    (图),看一下这个表,2015年的时候我们排在第2位,但大家可以看一下数据,第2位可以说是是超级经济体,看一下第3、第4、第5、第6,日、德、英、法这四个国家加起来的经济总量稍微比我们高一点,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再看我们和印度,80年的时候我们和他差不多,比他还低一些,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是他的5倍多,整个高速成长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反过来讲,我们确实也积累起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国际市场,中国现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是30%左右。每年世界经济增量的30%是由中国贡献的,再有中国对外贸易,现在世界上有240个经济体,其中200个经济体和中国都是第一或者第二贸易大国,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世界增长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了。刚才几位专家都讲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制造大国,但是我们是劣等产品或者是低廉产品充斥世界,刚才吕所长讲了,2000万件衣服换一件波音飞机,整个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世界的空间在现在来讲已经不存在了,同时我们前面的增长是放松了我们环境和能源的约束所带来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新的常态。

    2016-12-26 15:29:27

  • 李平:

    我们看到投资不断地下滑,原来我们是靠投资拉动,现在在不断地下滑。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也是在下滑,虽然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但整个消费水平背后的因素相当复杂,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在一定的稳态下。再看进出口,去年最好的时候都是20%以上的增长率,去年整个增长是负7%,今年仍然是负值。再看工业部门,今天是工经所召开的会议,我们的工业是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型、引导型的地位,基本上比GDP要高2-3个百分点,但现在我们看到,去年的增长已经低于GDP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实证研究,就是看经济增长到底是靠什么。下一步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政策的着眼点在哪。我们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传统的模型对1979到2015年的数据的增长动力进行分解,拉动经济增长就是三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测算是我们传统的模型,现在这个模型可以把R&D和人力资本放在全要素里,比它测算的要高一点,但是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从现在来看,我们主要靠投资拉动,在整个30多年的区间里达到了60%以上的贡献,特别是“十二五”的时候,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70%以上。再看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平均是在7.2%,近期已经滑到了1.9%。整个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0%多一点,整个可以说我们前期的增长过程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前期有劳动力的贡献。现在的趋势是投资在下降,劳动力的红利也在下降,所以我们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什么概念?怎么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动力传导点、传导机制在哪?

    2016-12-26 15:30:10

  • 李平:

    现在把全要素生产率分成几个部分,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国外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高、科技进步、市场化进程,其他影响因素归到另一类里。大致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揭示增长,他们在里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图)这个表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以后,分解成六个要素以后得到了一些数据,第一个就是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这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提高生产率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在全要素生产率里边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而且2001到2005年期间,它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它的贡献在下降,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虽然仍然处于高速过程当中,但已经显现出它在城镇化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在达到高点以后再拐点。

    2016-12-26 15:31:51

  • 李平:

    再有就是国外技术的溢出效应。这个溢出大家也看到,2001到2005达到最好,它在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当中是排在第二位,贡献是第二位。同时在2001年到2005年正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初期,大量的引进、大量的消化,使得国外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最大。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降的速度非常之快,现在在“十二五”期间,和最高的期间相比已经下降到30%的水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实其他的也可以印证,我们在研究创新型国家衡量指标的时候,发布的4个指标其中有一个就是对外技术的依存度,现在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下降非常之快,2005、2006年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现在已经降到20%。是随着中国技术不断地接近前沿,就验证了那句话,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需要我们去自主创新。

    2016-12-26 15:34:08

  • 李平:

    人力资本的提高。这些年我们大量的投入到教育,大量的投入到提高人力资本,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中,它的贡献不断上升。对教育,对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间接的过程,不断地提高生产率,提高要素的配置水平。

    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些年我们大量的对于R&D的投入,对整个设备升级的投入,技术改造的投入等等,使得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地提高。现在R&D的投入已经超过2%,已经高于所有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和最发达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等等,和一些赶超性国家,日本、韩国等等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讲科技进步贡献率到2020年,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时候,要达到2.5%左右。

    市场化进程。市场化进程在1995-2000年的时候,市场化进程的贡献是最大的,然后不断地下降。1995-2000年,我们现在的数据只有1995年开始,这个区间正好是中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好是体制改革变动最强烈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体制效益在不断地下降,而且降到很低。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体制改革,我们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是未来的最大的红利。

    2016-12-26 15:34:51

  • 李平:

    其他因素。这个其他因素有正有负,大家可以看到,“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达到一个很高的值,负的0.93,这是什么概念?现在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它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05,就是说对经济增长的百分点的贡献,比如我们增长了8%,全要素生产率在里面增了2个点,现在看到负的0.93,本来我们可以增长3个点,这些负面的影响使得整个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使得整个经济增长下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导致的规模经济的下降,生产要素成本过高导致的经营利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降低等等,现在所讲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引起了负向的影响。

    2016-12-26 15:35:58

  • 李平:

    二、下一步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话,从供给侧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几大要素,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推动,包括整个城镇化的进程,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农民工怎么变成城市化的问题等等,包括下一步怎么提高人力资本,怎么推动科技的进步,R&D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制约到整个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正是针对着负向要素的影响所引起的一系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科技体制的产学研的机制上的配合,现在所提出的“双创”,创新创业等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同时深入的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这四大任务的进一步实施。

    谢谢大家!

    2016-12-26 15:36:08

  • 李海舰:

    李平研究员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从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深度的分解,横向打开,从六个方面作了具体的测算,非常有说服力,根据这个情况,每个方面给出了很有针对性的建议,很有说服力,不愧是用数据说话。再次感谢李平研究员的精彩报告,今天下午第一时段邀请六位专家进行了精彩演讲,时间关系很多都没有展开讲,也请大家理解和包容。下面休息10分钟。第二阶段由张其仔研究员主持。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2016-12-26 15:37:34

  • 张其仔:

    下面进行议程的第三单元。首先我们有请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王宏给大家做精彩报告。有请。

    2016-12-26 15:37:58

  • 王宏: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以商业思维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说三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及企业面临的机遇,二是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三是思考。

    首先我们怎么理解“一带一路”?我们一直在讲美国佬或者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围追堵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在东部沿海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我们应该说“一带一路”的整个策略首先是一个通道战略,如果从一个通道的角度来讲,简单的依靠通道来维护通道,维持通道,没有周边国家的合作,这个通道一个是成本很高,一个是经济上很不安全,我们有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经济纽带的要求。三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达到一定状况也需要“走出去”,中国需要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发挥和更多的发展。我们提出应经济安全形势的需要,中国志在必推“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有很多好处,首先沿线国家可以搭中国经济的便车,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经济设施建设的一些有效的资金,发达国家某中意义上也想摆脱美国“一国独大”的状况,希望在世界格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倡议,重点是在互联互通,目的是推动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基础是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里讲到几个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讲的也非常清楚,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路上的“一带”,还有是海上的“一路”日。路上的重点是经贸产业园区,需要打造新亚欧大陆桥及多条国际经济的合作走廊。在海上的重要支点就是港口,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因为这两个重点,在“一带一路”需要有一些核心能力,第一是园区的规划和开发能力,还有一些园区的相关能力,包括投融资能力,国际化运营能力,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也很热衷参与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呢?应该说我们“一带一路”为沿线的国家的许多行业注入发展的动力。

    2016-12-26 16:02:21

  • 王宏:

    对中国企业来讲,首先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倡议寻求发展,我们看到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政策之后,我们的很多企业借着“一带一路”的倡议走出去,不断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包括新的建设项目和低成本的融资机会。再有是由于有“一带一路”的概念,沿线的国家也积极的参与到这种合作过程当中来,所以也形成了比较容易与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利于拓展新的市场和投资市场。三是借助“一带一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和各个合作方的政府都会有很多的政策上的支持,这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或者运营的成本会做到相应的下降,获得了机会,解决了一些困难。

    右边列入“一带一路”主要的商业机会。(图)

    2016-12-26 16:03:28

  • 王宏:

    我想讲一下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困难。第一是简单把国内的发展模式复制到国外是不现实的,或者国内的发展模式或者商业模式并不见得完全适应国外。首先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是适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规模和监管环境。大家知道要素价格对商业模式有一个决定性作用,包括它的资金、利率、土地、地价和人力资本等等,政策的延续性以及在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权力和作用都很大,政府关系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有是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可控,在中国社会很多企业如鱼得水,但是到了海外以后,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成功。一方面是市场监管水平,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第三个是要素价格,第四个法律法规程度不一样。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过分的相信自信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经验,也不能过分依赖地方和对方政府,这不是讲我们中国政府,是讲的对方政府,我们很多企业“走出去”以后比较热衷于和对方的政府搞好关系,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来取得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是过分依赖政府对风险把控不足,导致项目无法开展。

    2016-12-26 16:05:48

  • 王宏:

    另外,“一带一路”大部分是比较长期的项目,我们讲很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的市场基本上是不发达的市场,市场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培育阶段。它的市场环境可能也不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再有它的成本,我们很多人认为不发达地区的很多成本是比我们这些相对发达或者中等发达国家的成本要低的,这恰恰是相反的。我们大部分的“一带一路”国家里,它的基础设施是不发达的,它的原材料供应是不发达的,它的建设成本可能是我们很高的一块,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大部分项目都是长期项目,我们在做项目论证的时候,更多的是用考虑它未来长期的收益来拉高我们项目的整体收益。对这些国家来讲,它的经济环境并不稳定,它的市场发展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政策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预测长期收益的过程中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所以论证不足,我们讲的论证它的不确定性太多,论证是有很大的难度,论证不足使项目达不到预期的收益,甚至出现亏损,我们很多的企业为了得到项目而得到项目,我把工程做完了,后面的运营不管了,“一带一路”我们讲的更多是经济共赢,我们和对方是利益共同体,不光是帮助它建设起来,还要帮助它运营下去。这个论证是相当重要的。

    2016-12-26 16:06:35

  • 王宏:

    第三是市场化的机制不够,导致企业付出过大的代价。我们比较多的企业,特别是央企,可能过多的政治考虑比较多,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指引下,包括我们讲“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大家很多把在海外布点看成是高于经济利益的一个考量。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到底是“走出去”还是“送出去”的质疑。在这一点如果过分的考虑政治和外交的因素,可能对“一带一路”的项目长期运营会有影响。我们很多的企业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过多的考虑大规模占据资源,抢占市场,扩大网点等商业的短期目标,并没有考虑它的长期商业利益,导致它的决策项目偏离了商业化目标。很多在海外的竞争中,特别是一些企业的竞争中,我们也经常会出现付出过高溢价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国际化的能力上还有一定的欠缺,在战略协同,因为本身来讲我们如果收购一个企业,它如果有战略价值的话,我们适当溢价高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和你总部的战略协同能力,你总部的一些资源不能覆盖到它那儿,你们两个之间没有战略协同,不能形成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市场的互相支持,或者它不能补你的短板,这种收购的溢价可能对你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付出一些过高的溢价。

    我们想说的观点是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必须作为参与的主体,既要积极有为,更要有商业思维。某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长期的战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里面必须有商业思维来推动参与和建设。只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并承担经济责任,所以需要有商业思维,这样才能在倡议的期望得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可持续推进的经济要求。商业思维也有利于企业权衡局部域全局、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的利益,因而提高项目的成功几率。“一带一路”还是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多的合作方的共同合作中,经济利益可以是大家唯一一个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焦点,很多的别的利益尽管也有影响,但是有的地方并不见得容易达到一致。

    2016-12-26 16:08:32

  • 王宏:

    我们觉得需要有经济效益的考量,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必须综合客观考虑市场价值收入成本等因素,综合来考虑,在一个新的市场上,在一个新的要素市场和一个新的监管市场上,你的商业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科学的来评估回报水平,长期项目应该给予长期的回报。二是关注风险,风险有政治上的风险,经济上的风险和企业本身运营上的风险,我们通过风险化解手段,包括在比较规范的研究预测未来的市场情况,有一些对冲的手段,还可以寻求和对方的合作,来分担风险,还可以建设共融生态圈,包括和总部和中国的一些经济的协同,来提高它的价值。还有关注当地的郑则,包括环保、社会、社区等等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些责任。】

    再有,必须有市场化的运作。只有市场化的运作才能更好的平衡各方的利益,才能有利于经营的顺利开展。要以市场的规则、国际的惯例和当地的法律为基本来开展经营,兼顾当地的市场化水平和营商环境。我们很多的企业在海外的时候,刚才也讲过过分的注重政府关系,过分的注重一些优惠政策,某种意义上偏离市场化运营的做法。中长期来讲,短期的一些政策是会对你起到一定的影响,中长期来讲,如果本身的商业模式不具备有价值的话是很难在那边进行长期经营的。

    招商局作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我们在这五六年里对“一带一路”的整个推进得到了上级机关和中央的一些肯定,我们完善了全球的港口布局,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了28个港口,并整合了全球75个物理网点,我们在园区建设、物流大通道建设上面也有突破,主要建设陆上的重大运输大通道,中欧班列等等,海上的能源运输通道,打造了重要基地以及前港-中区-后园模式的中白工业园、吉布提自贸区等商业园。招商局在我们的业务范围里,交通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物流、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园区的建设,这都是我们的主业。大家知道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地产是我们另外一些业务。

    我今天就跟大家交流这么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6-12-26 16:11:44

  • 张其仔:

    谢谢王宏总,王宏总从企业的角度对我们“一带一路”进行了精辟的讲解,听完他的报告之后有两个深刻的体会,第一是企业必须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成为主体,而且从“送出去”到“走出去”,企业要积极有为,同时要有商业思维。再一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王宏总的报告表示热烈的感谢。

    下面有请天津财经大学于立副校长给大家进行精彩演讲。大家欢迎。

    2016-12-26 16:12:52

  • 于立:

    先更正一下是原副校长。今天给大家汇报这样的题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换位”。政策本身是含义很宽的词,今天重点谈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大家知道最近讨论很多,它已经不是我们本意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他们更多讨论的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道理,已经不是产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的范围,所以不是我们这个概念。

    2016-12-26 16:13:52

  • 于立:

    这是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国家发改委“十三五”国家竞争政策专项规划,现在已经开始起步,我们在第一期要做一个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专题,材料是2017年第1期改革杂志要发表,大概有2.5万字的长文。今天有一些观点是那个上面的。

    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和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关系很大,刚才提到政策换位原因是在于我们研究的或者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有误解,似乎只在配置资源的时候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大大的不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激励主体,而且激励主体和配置资源这两件事是合为一体的,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上会出现偏差,很多人配置资源就想到这个,忘了激励主体本身就不对。包括上午和下午很多专家说的一些产业结构,包括一些计算,就面临一个问题,相对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你计算的东西是虚假的、扭曲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是优化不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不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你计算的指标和结论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我建议后面年轻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些指标都是假的,决策给中央的建议是有问题的。一个是两翼,一个是两轮,这是体现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方面,既能飞又能跑,水陆都可以。简单的表达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于配置资源的作用加上激励主体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展开强调。

    2016-12-26 16:16:10

  • 于立:

    这是我们当时做的概念的总结,什么时候开始提出,一开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一直到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竞争”两个字变成法律用语,当时提出配置资源市场是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更大程度发挥,2007年是更好发挥,2007年中国的反垄断法出台,反垄断出现了四个字“竞争政策”,是反垄断委员会第一项任务,我们在这之前没有竞争政策这个法律用语,有学者提到不是法律层次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十八大提到了“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到2013年就改为“决定性作用”,2015年又有一个新词“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大家不要跟着一些讨论,那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央的说法,落后于中国的现实,也落后于理论上的归纳。

    政策的出处,原来中国是不搞产业政策,搞产业政策在当时是重大的进步。随着1994年的《纲要》和2009年《十大规划》,2016年《“十三五”规划》等等,产业政策在中国不会取消,但是它的作用会时过境迁。竞争政策是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所以是政策换位的思维。

    2016-12-26 16:17:47

  • 于立:

    狭义的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是指这样两条,一个是按照职能划分,一个是限制垄断协议,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经营者集中,这是国际上是一致的,对中国特色把这三个问题换一个理解,也包括三各方面,一个是反对常规企业的垄断,一个是限制国企的垄断,一个是防止行政垄断,这在反垄断法都有专门条款,我们大家往往都注重了前一个按功能的,而忘了后面这个限制国企垄断和防止行政垄断,这才是完整的竞争政策。否则竞争政策是不完整的,而且这还是狭义的。产业政策与规制政策,按职能划分是一套办法,按产业划分是一套办法,规制政策也分两方面,一个是经济性规制,一个是社会性规制,这就是竞争政策、产业政策、规制政策。狭义的竞争政策直指反垄断,有两种理解,一个是按功能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按模块分成反国企垄断、反行政垄断,这是狭义的。广义的竞争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和规制政策,是这样一个概念,看你怎么理解。

    2016-12-26 16:18:50

  • 于立:

    政策协调配合与换位。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也有协调问题,中央文件也提出,那是短期上有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长期上他们不是协调配合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所以是此消彼涨,所以我叫政策换位,这是基本的思路。反垄断规制政策,如果合起来就叫一个广义的竞争政策,如果不广义的,狭义的分有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他们同生共长,叫互补的关系,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替代关系,反垄断政策和规制政策是互补的关系,同生共长。我们上午有两位专家谈到财政政策和税收的,税收和货币政策短期、长期都是协调配合关系,这个大体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2016-12-26 16:21:40

  • 于立:

    通过简单的图形大家可以了解,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完全替代的用那个公式表示和图形表示,这是经济上的标准数据。(图)用这个图形表示,用那个公式表述,这是标准的经济学术语。如果总的表达式,总体政策的效应,比如用U表示,等于是竞争政策α+上一个弹性的概念×1+其他政策的表达式。就是其他政策没有的时候,光有竞争政策,中国经济照样发展,不一定那么理想,其他某项政策如果没有了,不影响经济整体效益,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表达式,现实中不会那么简单,大家不要那么机械的理解。

    2016-12-26 16:23:04

  • 于立:

    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含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决定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你要承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承认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逻辑上也是这样的关系。《反垄断法》“经济宪法”地位决定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竞争政策是公平竞争审查的基本依据。对有行政垄断的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依据是什么,是竞争政策,这个基础性地位就大体这么几个含义。

    我们40年代还有一个含义,甚至是76年开始算起来,今年是2016年,过去强调某些其他因素,把前两年不算,所以我们说是38年,算起来应该是40年。第一阶段到90年以前是政府直接干预为主,第二阶段是产业政策由盛到衰,第三阶段是竞争政策茁壮成长壮大,产业政策逐渐衰退,包括经历了2009年,大体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此消彼涨。

    竞争政策与规制政策的互补关系是同生共长,我具体不展开,他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大体是能够自然垄断的领域,竞争政策不是主体,不是靠反垄断,而是靠规制政策去约束它,当然社会性规制是永远需要的,我们永远要加强的,这个没有问题,同生共长,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此消彼涨,这个关系就清楚了。

    2016-12-26 16:28:13

  • 于立:

    举个例子,电力行业,上网的环节是高度竞争的,是竞争政策起主导作用,后面是销电这个部分,销售部分建销电公司等等,包括现在中央说的放开两头、抓好中间,那两头也是竞争的,中间是过网费,不是现在电网完全控制的电价,这本身是垄断的,所以要通过规制政策约束它,广义的竞争政策约束它,只收过网费而已,过网费可以国家定价和指导性定价。竞争政策和规制性政策的搭配协调就出来了。

    核心要点,市场决定性作用既包括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包括激励主体的作用,我们希望中央文件把它非常明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报告本身有这个意思。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取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广义竞争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和规制政策。国有经济包括行政垄断是反垄断竞争体系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中国特色,但目前国有企业的思路有误,我们现实中的做法和实际的做法以及和我们说的不一样,我们有一些方面做得很好,说得很差,这个就不应该。其实我们可以说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好。关于行政垄断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办法,包括近来的“十八不得”等等,也有相应的解读办法,我们目前的竞争政策体系是完成,接近于完成,离完善还差得很远,原来缺了两大块,现在大体补上了,实行起来还有很多问题。下面这些概念包括前期成果和研究就不多介绍了。每一个都有具体的例证。谢谢大家。

    2016-12-26 16:28:29

  • 张其仔:

    于立副校长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规制政策的关系做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做了系统的精确的算术,对市场起决定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两轮、两翼的角度做了非常精确的解读。再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于立副校长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下面有请河北经贸大学附校长武义青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

    2016-12-26 16:30:13

  • 武义青:

    感谢工经所黄所长的邀请,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关于协同发展的学习体会。我想谈一下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基于两点,一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或者核心目标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二是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协调发展。突出主线是改革。京津冀和长三角不太一样,京津冀是两个直辖市、一个省,长三角是两个省一个市,京津冀,两个直辖市其中还有一个首都,所以京津冀的关系是一个三地四方的关系,有人讲一方水土样一方人,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方水土养三方人,带来非常复杂的问题。

    2016-12-26 16:30:57

  • 武义青:

    核心是这三个关键词,核心、主线、协调。

    战略核心是什么?理解协同发展的战略顶层设计思想,我们可以从去年两个会上可以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去年2月10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审议研究了协同发展的规划纲要,指出了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提出了三个要明确,目标要明确,思路要明确,方法要明确,是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去年4月30号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经济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并且明确六个方面的任务和措施,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讲疏解非首都功能是首要任务,或者是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如果讲战略的核心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种误读,很多同志这样讲。

    2016-12-26 16:32:03

  • 武义青:

    因为规划纲要没有公开,是有密级的,是保密的,没有公开。大家理解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它以协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方式,有一个答记者问在去年8月份,基本上反映了规划纲要的一些主要内容。在答记者问当中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协同发展是大思路、大战略,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结构、走出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两次会议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还有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我个人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首要任务、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

    2016-12-26 16:33:28

  • 武义青:

    我们分析一下两次会议和答记者问,黑同发展的核心是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所以这段话,如果讲核心,应该是这一段话,而不是第一句,所以很多人理解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右边,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后面是逗号,如果是句号,讲的这一句话,如果是逗号,疏解是出发点,但落脚点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把它分析一下这段话是三个层次,第一是有序疏解和调整,这是手段,走出新路子、探索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增长极是目的。其中走出路子和探索模式是为其他地方,不仅仅是京津冀地区,也是为其他地方做示范或者是探索。京津冀刚才讲了是非常复杂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很简单。这个目的协同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这与京津冀地区整体功能定位是一致的,四个地位,第一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区域的概念。

    2016-12-26 16:34:13

  • 武义青:

    自总书记226讲话以来,实际是2013年8月份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协同发展,在河北北戴河研究河北工作的时候,应该说协同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从数据就可以看出,去年京津冀三地相互投资1900多亿,主要是北京对天津、河北的投资,应该说增长很快。区域发展协调性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密度的比较,可以看出有两个问题,中心城市高的不高,有差距,另外是体系不合理,低得太低。右边这张图(图),京津冀13个城市,差距太大,不成体系。有人讲京津冀城市群不是一个城市群是一群城市,城市间联系不紧密,这是问题所在。在前一段时间人民大学的会上,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教授叫张学良提了一个观点,说一体化发展不错,在上海周边形成了环上海富人俱乐部,形成非常鲜明的反差,环首都贫困带。从经济密度来看,左边这个图是京津地区的经济密度最低,珠三角最高,长三角居中,水平上看,从差距上,长三角的差距是低于京津冀,京津冀的差距是超过长三角,长三角的差距是缩小的,京津冀地区的差距是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图上可以看,京津冀的区间差距和区内差距,区间是京津冀三地的差距,区内是河北省一个市的差距,我们可以看出来区间差距是黄颜色在上升,而河北内部的差距是在缩小的,到2013年区间差距超过了区内差距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做了一下右边这张图,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以及居民收入和PM2.5,红颜色是长三角协调性比较好,京津冀地区协调性非常差。一体化程度很低。但是有一个指标PM2.5差不多,因为PM2.5没有行政边界。我们做了人均GDP的协调性,黑颜色河北相当于北京的百分比,差距是有缩小的趋势,从2013年开始差距有拉大,相当于北京40%,如果按一体化水平,大概相当于70%基本上一体化,达到北京、天津的水平不可能,相当于70%。我们看长三角,浙江和江苏相当于上海的比例,人均GDP是80%左右,这个区域是40%,差距大家知道比较大,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委托也做了一下基本公共服务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粉颜色是长三角,蓝颜色是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差距非常大。右边是从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支出两个指标做了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比较,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生产率的水平的梯度差远远超过长三角。

    2016-12-26 16:35:16

  • 武义青:

    人民大学教授讲京津冀要注意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京津冀13个城市,北京、天津去年都是超过1.7万的人均GDP,发达经济体是1.27万,北京、天津已经跳出去了,如果河北跳出去,区域就跳出去了。从这个区域13个城市,河北13个城市大体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有一个城市是中等偏下的收入。结论大家可以看出来区域发展的极不协调。第一块短板,按照京津冀空间四个布局,第一块短板是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其中有一个在燕山、太行山有一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区,在北京周边有这样的,这个特困区33个县,其中有22个县在河北,现在河北还有贫困县62个,其中国定贫困县是45个,什么概念?河北最近几年行政区划调整,去年我看是105个县,99个县加上6个自治县是105个县,其中62个贫困县,占比例是多少大家可以算一下,59%,大概六成。全部县的六成是贫困县,国定贫困县是45个,占105个县的四成还多,考虑北京周边22个县,集中连片这22个县,占105个县的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五分之一。所以大家看北京青年报记者做了一个调研,京冀两个村庄一路之隔,两种日子,像戚家墨村(音)和郑家墨村(音),这是保定涞水和房山的两个村子,都是墨村,可能以前都是做石墨的,两个村大概一条100米的路之隔,村支书的工资是400、1200,护林苗木补贴一边是300,一边是3500,很多指标都是这样,时间关系不多说了。第一点是建议对“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由生态受益区和中央政府进行生态补偿,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可喜的是看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出台政策,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的张承地区贫困县,扶贫,第一个百年2020年全面小康,北京是对口10个,天津是5个,最近我看北京、天津和河北签协议,有的又进一步扩大,15个占多大比例,刚才讲的全省县的五分之一。

    2016-12-26 16:37:00

  • 武义青:

    第二块短板是南部功能拓展区。大家看经济密度,和东部、中部差距非常大,主要集中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这个区域,所以有两块短板要引起重视。在南部大家可以看,我们京津冀和长三角比较,我们这个城市群不合理,其中是缺少特大城市,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人口在500到1000万的城市,我们缺,城市体系不合理,另外我们还缺中小城市,数量少。最近河北省九次党代会对石家庄定位进行重新定位,提出要增强辐射带动功能,加强建设现代化省会城市。石家庄不仅仅是自身发展,要带动周边。

    2016-12-26 16:41:46

  • 武义青:

    第二点建议,对南部功能拓展去,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三地来讲,北京、天津肯定是两个重要的支点,河北的战略支点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地图,应该在南部,南部有这样的城市群带动冀中南的发展,冀中南发展起来,这个城市群就形成了,如果冀中南发展不起来,那冀中南的人口肯定还要往北京、天津去,所以大城市病很难解决。河北“十三五”规划里明确服务业布局,强化石家庄作为现在服务业的“一极”。石家庄发展,胡春华当省长的时候提出是往东、往南空间不够,往西空间不够,只能是跨越胡德河发展,500平方公里,500万人口,明确了一河两岸三组团,周边三个县都改成区域。

    主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去年2月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措施。协同发展就是要改革,不改革解决不了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三地之间能够解决的话,中央为什么顶层来推动这件事情呢。所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主体作用,对协同发展来讲比较特殊,因为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不是市场形成的,当然两只手都要硬,马泰效应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事实上改革已经在往前推进了。行政区划调整是非常难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批,总书记讲话之后,河北省六个设区市行政区划都做了调整,国务院也批复同意京津冀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新常态下,大家看京津冀13个城市的增速都在下降两位数到一位数,下降的速度,北京市下降3.4个百分点,河北大部分城市是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北京,这意味着差距在拉大,疏解是疏解不开的,经济发展的程度肯定是向密度高的地区聚集,缩小差距是一个关键。

    (图)这是我做的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的变化,2014年和2013年相比,全省人才减少了8000多,2015年和2014年比较,减少了4万多人。

    2016-12-26 16:47:25

  • 武义青:

    第三点建议,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京津冀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发展是相对比较均衡的,日本做得比较好,日本在1989年最富和最穷地区财政能力之比是6.8:1。在政府大规模转移支付之后,比值降到1.56:1,日本能做到,我们能不能做到呢。王一鸣院长曾经讲过,过去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前关注不够,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改变优质资源按行政等级配置的体制。过去是按行政等级,等级高就配置多,这是不对的,现在国家开始重视这个事。

    第四个建议是对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进行调控。如果到2030年达到70%,河北相当于北京的70%的话,这条线按等增量来算的话,应该是要监测一下,如果不监测,差距不能够缩小的话,这个疏解是疏解不开的。

    2016-12-26 16:47:51

  • 武义青:

    PM2.5,最近环境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天好一点,大家不要太乐观,12个月,大家看两头高,中间低。(图)12月份、1月份是最高的。红色是我们这个区域,蓝色是全国74个城市的整体污染水平比较高。

    刚才谈到环境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人均能源消费量最高的是天津5.22,最低的是北京,河北居中,按每平方公里来算,单位面积的的能源消费量,天津是6731,河北是1563,最低,北京是居中的,水资源量大体也是如此。最近我们搞生态的一个河北的专家讲,环境污染和化石能源消费有关系,和空间是有关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12-26 16:47:59

  • 张其仔:

    武校长对京津冀三个地区和长三角的协同发展情况作了比较,我对他的发言深刻的体会是一句话,京津冀现在协同发展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前景很光明。让我们再次感谢武校长。

    接下来有请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戚聿东教授给我们做精彩演讲。有请。

    2016-12-26 16:49:17

  • 戚聿东:

    各位专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深化垄断行业,国企改革必然是其中应有之义,也更应该是重中之重。今天给大家汇报从四个方面来说,一是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和根本任务对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的根本要求是什么。二是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是供给侧改革得主战场,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指向,四是改革应该选择何种路径。

    供给侧改革目前流行的解释是五大人物,“三去一降一补”,在我看来五大任务是短期任务,不应该理解为根本任务。供给侧改革的长期任务是提高供给效率和塑造公平竞争环境。长期以来,一直把需求侧总量管理作为重点,而忽视了供给侧结构性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三期叠加就是过去长期以来一贯重视需求侧总量性宏观管理思想的后果。如果说在以前,在黄金增长期,21世纪初的黄金增长期在这种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改革滞后,让位于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我们重启作为供给侧行业主体的垄断行业改革以及作为供给侧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我们今天的下行都已经到了负增长阶段。从过去高达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甚至是五十的增长到了今天这种增长率都是负的。这种形势很严峻。经济越是下行,压力越是加大,我们越是强调供给侧改革的绝好时机。

    2016-12-26 16:50:09

  • 戚聿东:

    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垄断行业改革长期陷于停顿,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制度性壁垒硬如坚冰,政府管制和审批的内容和程序仍如“万里长征图”,混合所有制改革热衷于表面,法人治理结构形似神不似,国企内部三项制度僵化,这一切深层次的问题都呼唤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和主体层面来讲,我提出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这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战场之一。这是行业层面的。就企业层面来讲,我们国企改革今后的改革趋势到底改什么,我提出“去六化”,从政府层面来讲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政府一直在做简政放权,我们给它放在更大的学科视野,放松政府管制,转变政府职能。

    2016-12-26 16:51:42

  • 戚聿东:

    第二个问题,重点交流垄断行业竞争化改造为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我们今天正在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发达国家相应的实践来讲,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长期陷入,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这种需求侧管理而陷入了滞胀的泥滩,于是在70年代中后期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的权威解释是三大方面,减税、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放松规制,而放松规制的主要内容是竞争化、民营化和简化规制。

    从放松规制的角度来看,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图)从1975年西方国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规制不断放松。规制指数,OECD国家平均数从1975年5.47降到2013年2.09,6是顶级,规制最严重,0是最低。通过这种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规制指数,特别是OECD国家大幅下降。这种规制指数的下降,管制的放松,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整个GDP的增长,在各个国家都非常显著。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在实证的基础上对放松管制的成效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总结为六个方面。我们不能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照搬供给学派,毕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我们垄断行业改革如果从1999年算起至今17年,我们的改革一直是零敲碎打,缺乏战略设计、顶层设计,相对于竞争性行业的改革进度而言,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改革大大滞后,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垄断行业内部改革进展也非常不一致,银行、电信、石油、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较为充分,电力、热力、水、燃气、垃圾处理等行业的改革陷于停顿,铁路、邮政、烟草等行业的改革仅仅限于政企不分。

    2016-12-26 16:55:55

  • 戚聿东:

    中国的规制指数和OECD国家比较起来,各个行业来看,我们跟国际上能够对照的,六大行业,我们的规制指数比OECD国家实在是高得太多了。所以中国的规制它的趋势应该是放松规制的趋势。这几页给大家展示的是经济学中关于竞争的重要性,而不是垄断的重要性。(图)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对竞争的重要性,特别是于立老师刚才讲的竞争作为基础性作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经济学习中国都能够找到原理。

    我们的垄断行业改革,我们前面讲的是依据,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我们过去垄断行业改革也想围绕竞争化改造思路来进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竞争化改造的前提是运营模式的改革,运营模式的改革涉及到运营主体,企业化改造,我们怎么改。过去一改就是分拆,对垄断行业进行分拆,但是无论横拆、竖拆、交叉拆,要想保证竞争化改造,都有很多具体的要求。

    2016-12-26 16:56:24

  • 戚聿东:

    从过去长期的分拆实践来讲,我们纵向分拆,专业化分拆的结果,最后都不约而同的走向了综合运营商的思路。电信、电力、民航、石油、银行,我们过去都是分业经营的,十五六年过后,经过竞争的动态变化,最终都走向了综合运营商模式。

    我在这里提出竞争化改造它也有模式,我们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仅仅提出网运分离,是纵向分拆,这只是模式中的一种,从唱起来讲,在这里提出“网运”多家主体,网运一体,这种竞争模式的好处多多。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经济学家也好,政府部门也好经常认为,综合运营商不是造成网络的重复吗,实际上即便是最为显著的电信电力,中国现实中也早就不是一张网,众所周知,我们电网有北方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宝山电网,蒙西电网,早就四张网。如果我们为了维护国家电网的自然垄断,国家电网大家知道它基本上在北方也不限于一张网,它的范围在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巴西,这和一张网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电信网也不是一张网,至少现在有五张网。以重复建设为由主张自然垄断没有道理。我们本来主张应该是竞争化改造,党的报告也一直在提出来,问题是我们现在种种做法又和竞争化改革的要求是相悖的。比如说我们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这种做法造就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企业,国企、央企本来个个都是大块头,彼此重组肯定对集中度有一定的损害,对市场竞争有一定的破坏性,这一点都无可争议,为什么还是这样做?难道就是为了国际竞争力吗?就说为了国际竞争力,通过合并重组换来的有限收益一定会为大企业综合病所抵消,最终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大陆现在有世界500强企业,世界500强国企就90家,新国企现象。进一步合并重组显然与市场化、竞争化的思维是相悖的,因此应该立即叫停,大范围、大规模的国企重组,这一点刚才于立老师也讲到,国务院在今年6月已经出台了竞争审查制度,今后的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应该通过竞争审查制度。

    2016-12-26 16:57:21

  • 戚聿东:

    第三,深化国企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国企到底要改什么,这六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收缩国有企业的整体规模和产业布局。国企可不仅仅是主导自然垄断行业,也不仅仅是主导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它遍及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个行业,我们国有企业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中的国有数量占全国国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18.7%,商贸服务机其他行业占52.6%,从主营业务看,国有企业71.3%的数量属于竞争性行业,只有28.7%才属于基础性,那跟搞国企的初衷是一致的吗,大头都在竞争性行业,这不是与民争利吗。所有的行业无论是资产、净资产、营收还是利润,哪个行业没有国企。我们全部的工业数量都在这儿摆着。所以国企过泛,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跟我们1999年提出来的国有企业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思路是没有保持,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是国企太有为了。再看一个数字,国企在我心中应该是大企业,长期以来我们也是大公司、大集团,抓大放小,看看我们现在的国企都是什么样的类型,就规模来讲,我们的大企仅仅在8.5%,中型企业占18.1%,小微企业占了76%,我实在不好理解,小微企业搞什么国企,退出来就得了。继续收缩国有企业的产业范围、产业布局,收缩国有企业规模任重道远,接下来从国有企业具体的改革内容来讲要改什么,我仅念一下标题。首先大家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我们国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是准政府。所以我们国有企业行政化表现为企业有行政级别,企业家也有行政级别,在国企和政府之间“商而优则仕,仕无途回企”。“旋转门”非常严重,国有企业之间特别是同一行业竞争对手之间高管对调极为频繁。资源配置的行政。所以去行政化也是1999年提出来的,至今没做。国有企业去独资化。因为我们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有独资,所以要去独资。去独资要搞混合所有制,搞混合所有制,但是这种混合所有制应该立足于母公司层面,如果把母公司层面都改造成混合所有制,去了一个中间层,有助于减少国有企业的跨度。同时混改要立足于主营业务,而不是辅业副业,拿一个加油站、子公司跟辅业、副业搞主营业务没有意思,要着眼于垄断环节,而非竞争性环节。这样搞下去,我们搞混合所有制,主张把国有企业最终按照绩效导向都改造成国有相对控股公司,这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矛盾的。同时在去独资化的同时要去“独治化”,因为国企就是政府单边说了算,要去“独享化”,因为国企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让全民享受国有企业的红利,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全部的收益都在国企,长期不上缴,上缴又返回。最后是国企要去刚性化,实现“三能”。企业能生能死,员工能进能出,高管能上能下。

    2016-12-26 17:01:24

  • 戚聿东:

    最后一个问题,改革应该选择正确的路径。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思考,我们这么改行不行,是不是违背了路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孔子说的话,就是我们工作中一再所说的“轻重缓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我们过去改革还知道先易后难,我们今天的改革在路径上显得有点乱。

    2016-12-26 17:02:42

  • 戚聿东:

    问题1,我们在有《公司法》的条件下,为什么还按《企业法》进行注册,而且不评估不验证。在座的大家都知道,铁总就是这样做的。

    问题2,在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就去先行建立董事会,在产权未动的情况下进行治理改革。逻辑上是乱的,我们产权结构决定治理结构,所以现实当中国企很多人也不服,为什么国有独资搞董事会,为什么我们董事会得外部董事占多数,外部董事当董事长,国企也不服。

    问题3,在垄断结构的条件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行吗?如此混改相当于公私合营共同对付消费者。经济学中所讲的消费者损失,你们看得清吗?谁垄断,不管国有垄断还是民营垄断,效果是一样的。你们俩共同搞混合所有制。

    问题4,在垄断结构的条件下能不能下放价格自主权?可是我们下放了。我们铁路货运、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开放了,我们去年也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体制改革的文件。我们说只要在垄断的条件下,你下放价格自主权都等于“给邪财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2016-12-26 17:05:09

  • 戚聿东:

    问题5,未考虑产业运营模式的条件下进行分拆式改革,最后的结果是原来一个全国垄断商变成了区域垄断商,原来综合垄断商变成了专业垄断商,这是垄断依旧,是竞争化改造的要求吗?

    问题6,在缺乏进入机制的条件下进行监管改革,比如审批权的下放或者放松管制,如果在缺乏进入机制的条件下是断然不能下放的,下放大家都知道后果。所以有效的路径设想,初步是这样的想法,得先去行政化,使企业实现1979年我们老首长蒋一苇先生所说的,企业本位论,今天对国企还是任重道远,将近40年了,企业本位论还没有实现。从去行政化开始,经过运营模式的改造,最后进入有效竞争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深化强化产权和治理改革等进一步充分放开以后,再放开价格改革,最后才是关于规制部门的改革。非常感谢大家。

    2016-12-26 17:06:14

  • 张其仔:

    戚聿东教授非常动情的对于我们中国的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了非常深情的自问。我概括起来就是怒其不争、恨其不为,让我们对戚聿东教授的发言再次表示感谢。

    下面有请天津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梁建洪做精彩发言。

    2016-12-26 17:07:15

  • 梁建洪: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深化京津冀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PPP模式探索”。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PPP模式的简单介绍。二是PPP模式是深化京津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三是京津冀PPP项目的发展方向。

    2016-12-26 17:08:01

  • 梁建洪: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PPP模式简介。PPP模式的含义是Pub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的缩写形式,对于PPP模式的归纳、界定现在特别庞杂,没有统一。我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在公共物品、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模式,或者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公共物品、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模式。PPP的发展情况,上世纪90年代首先由英国提出,70年代末滞胀,80年代英国开始私有化浪潮,社会经济繁荣起来,政府越来越小,面对大量的公共物品如何投资建设的问题,英国首先提出PPP模式要把私人资本引进来,跟政府一起搞公共物品,搞公共服务。从英国开始,西方的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了PPP模式,比如说美国的四大职业联赛俱乐部体育场馆和伦敦的地铁这些都是PPP模式。在西方它发展到现在比较成熟。

    在我国新一届政府是力主推动实施PPP,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是一个政策上的。2014年9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这个文件要积极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项目建设并获得合理回报。这是一个文件。

    2016-12-26 17:12:16

  • 梁建洪:

    财政部又发一个文件,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到各个省市,合作的领域主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城市供水、供暖、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医疗和养老服务,明晰化了。发改委又接着推,《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领域包括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和其他服务。后来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共同推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也就是PPP模式,适用领域包括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我们推了这么多,现在PPP项目是不是做得很好,我们说做得不太好。在全国范围之内重庆是做得最好,重庆2016年上半年PPP签约1000多亿,黄奇帆说通过这个模式给重PPP庆省了1000多亿,就是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项目、公共服务当中。我们其他的省市都有,都开张了,但是效果很不好。像天津大概2016年有几十个亿的项目。通过调研发现为什么现在国家部委包括国务院一再推这个东西推行不下去,因为这是两头害怕,一头是政府害怕麻烦,政府跟国企打交道很简单,下发文件就可以,跟社会资本打交道,很多时候要讨价还价,政府怕麻烦。社会资本也害怕,为什么?跟政府打交道,有时候也不靠谱。万一被坑了,找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这两处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这个PPP模式其实推行得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如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要想搞好,没有社会资本的介入,单凭政府到目前来看肯定不行,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PPP模式深化京津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从四各方面,一是公共产品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二是京津冀区域发展主导力量的特征。三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短板。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可靠抓手。

    第一,公共产品供给是京津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京津冀公共产品当中,公共服务当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两大类,第一是总体短缺,有的是非常短缺。我从天津来,今天到这儿来开会,我从天津到北京用了35分钟,从北京南站到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半小时,这里面有很多信息问题,比如我上车在高峰的点,我挤了三趟没有挤上去,后来发现实在不行,要耽误事,挤上去之后就动不了。结果下车的时候,不吭声,车怎么关门了,原来在那边的门下车,我又坐过了,再回来再倒地铁。刚才戚老师说国有企业国家力量什么都干,其实有没干的地方,比如说公共物品,一会儿跟大家讲。

    2016-12-26 17:19:07

  • 梁建洪:

    第二,现状复杂化,需要市场化改革。公共物品按一般理论来讲,它是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由于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容易获利,私人资本、社会资本一般不光顾的这样的领域,政府投入进去,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主要是社会效益。我国的公共产品出现了复杂化的情况,我的总结,第一是公共物品私品化,主要表现在部门化,甚至是个人化,一个部门里属于哪个部门,这个部门作主的就一两个人。二是公共物品在我们中国是利益化。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公共物品不赚钱的,我们想不到的公共物品,比如说防空洞,人防办现在是好单位,如果利益化、私品化要长期客观存在,我们要正视它,怎么办?隐性文化的利益弱化把它显象化了,进行市场化开拓,让民营资本进入。一旦有的利益化就是垄断化,所以要打破,这就要实施PPP一个理论上的思路。公共物品本身属于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2016-12-26 17:21:13

  • 梁建洪:

    第二,京津冀区域发展主导力量特征是政府主导。与外国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政府主导的特征明显,与中国三大城市群一那到一起相比,京津冀的政府主导力量是最强的,主要表现在政府是根本推动力量,政府不推动,很多事情没法儿干。第二是政府主要还规划。第三是政府抓实施。第四是政府搞协调。所以我们中国政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效率也非常高,去年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美国的效率低从政府到社会,简直是不可忍受,我所在的一所教学楼是四层,装修16个月没有完成,我家的小区从开始铲地皮到交钥匙,再精装修,不到16个月。天津市政府效率非常高,讲究白+黑、5+2,确实很累。这一点决定了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革,京津冀城市圈政府主导力量不可回避,现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如果推动的话,就要想办法从政府入手。京津冀的PPP模式就要政府主导下和私人进行合作。

    2016-12-26 17:22:37

  • 梁建洪:

    第三,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短板。一是民营经济薄弱,民间资本受限。我今年春天到广州佛山,佛山已经很多年没有一个国有经济,全部都是民营经济。这也不一定好,不说好坏,改革要引入市场的时候,京津冀这一块民营经济是非常薄弱的,民间资本是受限的,投资渠道很少,都去炒房去了。二是公共产品不均,有的领域严重短缺。什么领域短缺,举出三大领域,轨道交通短缺、医疗短缺、教育短缺。这三大领域,比如我们看各个直辖市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量,北京是4.5个,上海是2.1个,天津是3.3个,重庆是6.3个,需要注意的是北京虽然高一点,但是北京的医疗机构不是北京市的,北京的医疗机构是全国的,全国人民都在北京看病,所以严重短缺。再有是教育,一个10万人以下的城市,如果没有一所像样的中学,它就不是优质资产,就很难兴起来,严重的不均匀,都集中了。三是生态环境脆弱,污染严重。四是开放程度较低,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北京、天津、河北开放程度都是非常低的,但可能比东北高一些,跟南方是没法儿比的,气氛都不一样。我们要对外开放的时候要对内开放,社会资本很多,都在闲置。五是政府相互博弈,公共投入力不从心。京津冀从90年代河北省提出来“两环战略”开始,京津冀已经开始启动,2004年“廊坊共识”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政府在推动,政府推动的过程当中,三地政府都支持,但是都有自己的算盘。所以这就是短板,补短板就要采取PPP模式。

    2016-12-26 17:23:12

  • 梁建洪:

    第四,投资。三驾马车当中目前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出口不要说了,刚才几个专家都讲了,目前这种状况将来可能情况会更好,因为特朗普上台,全世界“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盛行,保守主义盛行,将来不容乐观。消费可以这样讲,从建国开始到现在我们几乎都是高积累政策,居民的收入是很低的,没有太多的钱。现在加上社会保障不行,所以预防性的这些东西很多。投资与前两个相比,依然是目前来说比较可靠的增长方式,但是不能乱投,投资要与补短板相结合,要增加有效供给,习总书记说了补短板不是简单的增加投资,而是切实从满足需要出发,增加有效供给。我们的有效供给在哪呢?就在那些微利的部分,民众特别需要的这些地方。

    再有是投资必须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展开,PPP模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就目前来看能够有效果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京津冀协同起来,共同考虑的我们PPP项目的重点,我认为在四个方面,一是环境的联防联控方面,我们回避不了,京津冀必须联手,指着一家不行。有关这方面,天津走在前面,天津有一个“美丽天津一号工程”,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强制审核项目,性质是政府补贴类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说明一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和PPP不完全一样,它算是一个初级版的PPP项目。购买主体是天津市经信委、环保局,项目预算是1200万元。招标对象是具有类专业资质的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力量。目标是通过制定一套标准,以2014年为基准到2017年,在这个标准下,天津市的生产污染降低30%。

    二是轨道交通。上午有专家说,京津冀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大城市,而在于大城市之间,京津冀大城市之间大量的小城镇分布,但是这些资产不优,如果一条轨道交通建过去,如果一所像样的医院建起来,如果一所像样的学校建起来,整个这个小城镇就盘活了。所以要建议京津冀各城市之间要发展城际快车,在各个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发展轨道交通。

    2016-12-26 17:24:57

  • 梁建洪:

    三是医疗卫生。这是我们的短板,医疗卫生这上面的利润非常大,这里设计到部门利益,不打破是不行的,现在的问题太多。

    四是教育培训。这几个方面如果能够投入进去,把社会资本吸引进来,我们京津冀发展的瓶颈可能就会解决了。举一个例子,东莞的松山湖,环境不仅好,关键是交通好,现在即将要跟深圳通地铁,华为就过去了。

    最后用习总书记一句话结束,要正确区分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实施并获取收益。谢谢大家。

    2016-12-26 17:28:02

  • 张其仔:

    梁所长的发言把我们一天形而上的研讨拉回到了行而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钱的问题从哪里来,梁所长给我们给明确的答案,PPP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对他的发言再次表示感谢。

    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PPT,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把题目讲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正确的处理好产业政策转型的挑战。我们最后有请中国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总经理谢磊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知网智库的情况。

    2016-12-26 17:29:01

  • 谢磊:

    大家知道中国知网是致力于知识管理和知识传播的,大家今天讨论的智库建设,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很好,我们学了很多,对于今天的工作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做了一些探讨。今天我们研讨会大家都从四面八方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回去之后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想法和新的碰撞怎么给大家反馈呢,可能需要一个途径来实现这个办法。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基于协同创新的智库建设模式助力行业的创新发展”。智库这方面不多讲,目前专业性强,宣传、独立性各个方面的原因,大家都比我专业。具体来说我们理解的中国知网知识管理和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理解智库的“智”从何来?有专家的基础上有大量的数据,有信息,进而形成知识,进而辅助我们决策,形成我们外脑和内脑结合的智库格局。

    2016-12-26 17:30:21

  • 谢磊:

    具体来说,我们新时期的智库建设模式,我们是为社会智库服务、助力智库服务。我们要构建智库机构的知识基础设施,比如今天的各种工业智库,研究智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块来说,可以进行统一整合。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辅助研究创新,提高智库专家的研究效率。重视个人知识的管理和挖掘,很多东西在我们专家脑海里没有形成显性知识,其他人得不到,通过他发表之后才能得到,我们能不能利用一种途径提前把它挖掘出来。我们理解智库建设要“专家+技术+数据”。首先我们要有大量的数据,资源的统一服务,面向问题的服务,我们通过会聚全球的专家资源,进而形成一个平台,为大家提供服务。

    专家本身是各个学科的专家,同时专家要掌握智库内部的相关理论观点、之前的动态、之前研究的成果,还有外部的专家,还有中国知网建立了专家库,给每个专家进行人物画像,对每个专家的成果进行统一整合,智库也给很多,中组部的全国党建专家库,还有其他单位的各种行业的专家库都是我们做的,通过专家让决策者实时了解专家的动态,专家也可以通过专家圈进行交流。进而为我们的创新发展提供知识服务,比如说通过我们隐性知识的挖掘和管理,显性知识的管理,面向具体的问题做协同创新,通过知识管理平台为我们智库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服务,提高我们研究效率。

    2016-12-26 17:35:39

  • 谢磊:

    刚才说了首先智库的建设要专家+数据+技术,刚才说了专家,第二块内容是数据,这个数据既有行业的数据也有行业的信息、行业的知识,通过我们挖掘其他的舆情数据,通过本单位的数据,通过数据的整合为专家和单位提供服务。通过这些数据,整合之后建立服务于研究的数据库,比如说城镇化库、机关办公库、深化改革的库,比如说京津冀的库等等各种数据库服务于研究工作。大大提高我们利用和查找资料的效率。

    技术方面,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够做到任何人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找到需要的东西,大家知道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很多,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是大大降低了我们工作研究效率,如果我们科研人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查找资料,如果我们把查找资料的时间缩短之后,能够大大延长我们科研人员的科研生命,对我们国家的价值来说就不言而喻。

    2016-12-26 17:35:56

  • 谢磊:

    最后是协同创新,面对具体的问题,我们通过提供协同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比如说经济协同,有研究水的,有研究人口的,有研究经济的,有研究城镇化的,可以通过今天的形式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人搞产业结构,有人搞区域经济,有人搞历史的,有人搞环境的,不同学科专家的观点在现场讲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消化,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通过查找资料,理解别的学科专家讲经济协同的观点,我们通过在线进行回答迭代研讨,这样能够做到不同学者专家,不同学科之间无缝的全天候的思想碰撞,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

    这是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让不同的成员在里面进行协同,进而形成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比如我们社科院每个所都有很多课题,这个课题参与的人员有本所内也有本所外的,这些人也不能天天开会,平时打电话也效率不高,研讨的过程没有积累,通过这个平台每个课题不同的人员,不论是分布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只要能够上网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协同创新、协同研讨,研讨的每个过程,谁的贡献发言和内容都有记录,可以鼓励每个人积极主动发言,而且每个成果都是可以显性化的。

    2016-12-26 17:36:30

  • 谢磊:

    举个例子,通过京津冀的例子做了协同发展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协同创新,把相关的冬奥会相关的内容,其他的一些内容每个课题都做出不同的内容,里面有不同的研究人员,冬奥会这是实际的,就是和冬奥会的主办方实际在用的内容,这也是交通部的,不同的专家在里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权限,大家在里面实时研讨、实时发言、实时记录,实时查找资料。比如说研讨意见可以在这里显示,每个人发言完之后有总结,形成文档提交,而且形成内容的编写编纂。每个人参与哪些项目,参加的项目和订阅的知识,每个人不同的权限。这是基于协同创新的智库建设也是服务于每个科研项目的平台建设。应用案例,我们河北经贸大学的领导也在,我们助力河北经贸大学做了一个项目,他们京津冀协同平台是我们知网协助来做的。具体的内容不一一说。

    刚才说了协同平台助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知识更好的沉淀、更好的交流,需要一个知识库,针对京津冀协同这一块我们做了这个资源库,把京津冀相关的内容整起起来,按照What、Why、Who、When、How为这个原则来做这个平台。把京津冀的文化、经济、产业、生态包括统计分析的各种数据都给统一起来给我们经济相关的各个方面提供统一的服务。包括这是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的,京津冀的专家库,生态、环保、法律、文化的,也欢迎大家进行使用。

    具体来说,协同创新平台+京津冀协同创新资源库+专家圈、学者圈,为各种科研项目提供总体的知识服务。知网正在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来助力我们知识的生产、管理和利用,和知识迭代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跟大家沟通,比如我们做了评价项目和各行业的智库项目,智库平台建设也希望各位专家多给我们指导,或者合作做一些项目。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12-26 17:38:14

  • 张其仔:

    谢谢谢总给我们做了互联网+智库推动创新精彩案例的演讲。最后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做大会总结发言。欢迎。

    2016-12-26 17: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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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即将开始

    中国网 宗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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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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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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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现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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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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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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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发布《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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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研究室副主任叶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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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崔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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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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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与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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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分院院长杨平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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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员姜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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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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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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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海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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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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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蔡惟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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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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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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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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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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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张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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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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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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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经贸大学大学副校长武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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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戚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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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梁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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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总经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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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作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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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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