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上午，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年）第一分论坛“女经济学家谈金融创新”在浙江莫干山的芦花荡饭店301会议室正式召开。本次分论坛由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兼金融市场部主任欧阳晓红主持，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兰凤、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人大重阳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等十多位来自智库、高校、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杰出女性代表出席论坛。围绕“普惠金融与创新”主题，嘉宾们对普惠金融的渠道拓展、成本控制、服务创新、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展开热烈和深入的讨论。
普惠金融可拆分为“普”和“惠”两方面。其一，普惠金融的“普”涉及金融机会的覆盖面。刘英博士和上海北外滩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朱磊均指出，传统金融只服务20%的高净值客户，把80%的人排除在外。嘉宾们对小微企业融资难也达成了共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敏指出，小微企业风险高，贷款难是市场的正常选择，但是它们又是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通过金融创新突破传统金融的供给约束，实现普惠金融的内在驱动具有必要性。刘英和朱磊都倡议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深化普惠金融的渗透率。华夏银行石家庄分行副行长赵巍则提议，通过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便利。其二，普惠金融的“惠”有降成本的要求。申万宏观的分析员吴金铎指出，过去的小贷金融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融资成本过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曾在中国推动小额贷款，平均融资成本高达18%，一些不发达地区更是高达70%。近期，上海有六家小贷公司以地方融资平台做征信，通过联合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普惠金融的推广需积极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证券融资系统、股权融资系统和债券融资系统等。
服务模式创新也是本次分论坛探讨的重要议题，与会嘉宾对互联网和数字化手段拓展、优化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给予了肯定态度。一方面，金融供给端通过结合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大幅拓展小微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王凤兰介绍道，苏州银行将传统银行业务与互联网结合，打破区域限制。譬如，通过与旅游网站同程网合作，推出联名信用卡，突破跨省、甚至跨境服务限制。通过对江苏贫困区县的淘宝电商提供“淘宝贷”等金融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反哺地方经济，改善地区不平衡状况。另一方面，金融需求端通过与大数据结合，有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晔指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与互联网公司等第三方合作，对消费者的最终端消费数据进行数字分析，提供有针对性的消费金融产品，捕捉金融需求结构中的真空地带。
普惠金融的拓展和深化有赖于全社会征信体系、监管体系、金融基础设施的整合和优化，嘉宾们对此达成共识。一是征信体系建设方面，郭晔和刘英都提到，当前我国的征信体系仍处于较低层次。央行的征信体系主要针对工商行，评级机构只对大企业发行债券评级，征信体系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覆盖完全不够。吴金铎指出，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直融环境的培养，有赖于征信系统和信息披露的完善，但目前我国仍有10亿人没有进入征信系统。多位嘉宾呼吁，当前亟需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手段完善征信体系。二是监管方面，赵巍和朱磊指出，当前我国对金融创新的防控没有明确归口，出现监管死角和漏洞，监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需要内外兼修，对外监管部门需出台政策建立市场纪律、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协调机制，对内采取内控措施，保障金融创新健康有序发展。三是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刘英指出，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共同合作，打通最后一公里。
也有嘉宾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牺牲金融系统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也都应作为考量因素。欧阳敏指出，普惠金融的根本在于普及金融机会，而非普及贷款。要让金融服务的提供涉及用户和小微企业的长尾部分，但不应降低贷款的控制和贷款的门槛。万喆提出，要摆正对普惠金融的态度，不要认为普惠金融可以解决一切小微、草根的问题，就对银行进行道德绑架。对于金融发展，仍然应该以正视听，注重效率和程序建设。
供稿人：杨悦珉
谢佳扬（安永大中华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分论坛一女经济学家谈金融创新的发言，发言稿整理如下：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体现在业务模式、信息技术以及管理模式等各领域。
首先，数字化技术将对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所阐述的，数字金融服务与有效监管对缩小普惠金融差距至关重要，数字技术能够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以可负担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
安永定期进行全球零售银行的调查分析，以2014年调查结果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对于互联网、移动设备、自动柜员机等数字化技术的选择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用户对于移动设备的偏好尤为突出，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全球有近20亿的人群从未开立过银行账户，技术革命为向这一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与移动网络供应商的合作，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正在为用户提供更多定制化产品和服务，为特定群体提供适用的金融服务，这也符合普惠金融的原则。
今年年初，我们对国内银行的数字化业务发展情况做了一些分析，大多数银行在优化物理渠道的同时，持续加大对线上渠道、电子银行的投入力度，推进自助服务、互联网服务。由于布设物理网点、分支机构的服务成本要远远超过在线渠道涉及的成本，因而对于有足够多善于运用数字化科技的本地客户的区域，可以考虑网点布局的调整。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普通民众参与金融的程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普通民众既可以是金融平台资金的使用者，也可以是资金的提供者，不同于传统的银行借贷模式，现在的金融平台和机构多样，金融产品种类纷杂。大家的选择变得多样。
举个例子，五个浙大建筑的学生想在莫干山上西麓的一座山头，建造一座看得见飞鸟、竹林和溪涧的民宿，他们说，这是建筑师的理想。而建造民宿需要的资金，他们选择在“开始吧”这个众筹平台上募集，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团队成员、选址地点、建筑设计图等一一展示，并提供8元、88元、388元、688元和20000元五个档位的认筹金额，认筹人可以今后在民宿享受不同的权利。6月22日上线至今，已经筹集资金总额340万元，共有347人认筹，达到目标金额20万的17倍。
由此看来，这大大缩短了资金筹集的时间，降低资金成本，好的想法可以快速得以付诸实践。较低的资金门槛，也使得对这个项目看好的人可以轻松加入该项目，在项目建成后享受服务或者直接成为股东。
其次，服务模式的创新也将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帮助更多用户获得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的关键是跨越阶层和地域，让普罗大众都能够成为金融服务的对象，尤其关注弱势群体，因而服务模式的创新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尤为重要。伴随社会观念的转变，近年来普惠金融、公益金融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为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生协、中国人口报社于1995年共同创立实施，该项目主要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该项目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开展，资金主要来自于海内外社会各界募捐、政府扶贫资金的支持、各界合作筹集。在新疆阔什塔格镇，此项目筹集300万元，采取三年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阔什塔格镇10个村300户贫困母亲的畜牧业生产。这一模式帮助更多人获得及时的金融服务。
此外，互联网时代也为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环境，也促使金融服务不断转变理念，创新服务模式。越来越多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帮助用户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务，也帮助更多之前无法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人群可以体验金融为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对于金融生态系统欠发达地区，移动银行、提供智能服务，是普惠金融落地的有益实践。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例如，在印尼，“漂流银行”通过去岛上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从而获得大量新客户。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充分考虑不断演变的客户群的挑战，90后、00后，他们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与60后、70后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需要用新理念、新方法满足新一代人群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
第三，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对普惠金融起到促进作用。信息技术的创新，为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与此同时，也为普惠金融的风险防范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对客户各类数据包括移动通信数据的分析，可以确定用户的行为趋势和财务状况，大数据在这一领域的运用已经逐步成为现实。智能手机的普及、4G网络的推广，为小额消费信贷、支付结算等提供了技术支撑，而风险管理模式、风险管控手段的创新也随之而来，只有配合客户需求、不断调整完善业务模式、管理模式，才能将数字化普惠金融落到实处。
最后，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规体系的完善，我们看到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监管框架、支付环境和风险分担机制。而G20峰会也谈到了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从趋势看，监管与行业快速变革并不同步，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变革，数字化时代，需要市场参与主体，包括各类传统金融机构、新型数字金融服务供应商都参与其中，适时运用其新知识为具体监管指引提供建议，协助引导市场规则的发展、完善，使规则给予创新实践一定自由度的同时，保持适当的制衡，不违背普惠金融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