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讲，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永不停滞的脉搏，是永不衰竭的动力。而建设向善的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数字技术来构建的全脑城市系统同样研究“向善”，文明与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人服务。数字文明时代更是如此。
我国城市更新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在我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人们有必要适当调整视角，以寻求新问题的新答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更新有着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的许多旧城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又有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严重障碍。既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主要特征，又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曾遇到的某些现象，交织存在着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等严重问题。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城市绝无可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我国城市背景纷繁复杂,大量历史悠久的城市正走上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简单的“推倒重建”的道路。
城市更新的各个发展阶段总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在我国近30多年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例如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是由于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以及不稳定所造成的，过于突出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机制，重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更新道路上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阶段，从空间形态的外部拓展为主转变为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拓展同时进行，城市建设从只注重数量的增加转变为质与量齐头并进。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的实践越来越多，有关旧城改造的模式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目前，中国正步入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郊区化趋势显现、旧城街区功能老化、城市居住呈现出阶层化聚集倾向等现象。旧城衰败问题、城中村问题以及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学习和借鉴国外城市的更新经验，对我国城市更新之路的探索大有裨益。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城市更新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而言。人们有必要适当调整视角，以寻求新问题的新答案。
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利与弊，舆论界众说纷纭。它给旧城文脉和建筑风格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但也带来一定的社会效应。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和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市更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一些地区（如上海、南京）在城市更新方式与思路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总体上我国城市更新还存在着改造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忽视城市文脉的保护、侵害原有居民利益等问题。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也存在着盲目跟风与攀比的问题，或千篇一律，或华而不实。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要更为复杂和严峻，这就决定了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经验的同时，更需要针对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更新途径和策略。
中国的城市更新要走自己的路
现阶段我国城市更新不仅不能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经验，而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城市，应寻找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更新模式，同时还要注意吸取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解决“衰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城市更新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城市更新体系建设与实践探索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与更新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其有益的发展方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之路。
二是在可持续性原则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造，顺应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树立正确的城市改造观。政府部门绝不能急功近利，应把城市改造与解决城市的功能结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等各种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考虑城市的长远发展要求，以促进城市的稳定繁荣为最终目的。
三是从经济控制的宏观角度看待城市发展问题，形成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布局均衡的城市框架。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更有利于维护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都应从公众利益出发，改造政策的制定应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公众利益的要求。
四是城市建设与发展必须严格遵守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指导原则，保持城市发展的延续与完整。城市规划设计在城市改造中的作用一定要加强，错误的规划理念只会导致城市改造的失败，规划师不能、也不应当站在自以为中立或所谓的专家立场上来讨论改造规划问题，而应当融入到规划实施的过程中，成为规划实施的作用者之一。避免长官意识在城市建设中的过分干预作用，尊重设计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共同做好城市发展工作。
五是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应采取特殊的政策，增强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保存与延续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
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是旧城的更新改造，对此必须充分考虑其现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应与新城的开辟结合起来，即要贯彻城市整体更新的思路，制定出相应的科学的更新规划。
对于城市更新中的历史延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往往热衷于旧城物质环境的更新改造，却忽视了旧城生活内涵和社会网络的保护。这种只从技术经济观点出发而忽略旧城历史文化的保存和延续的做法相当危险，它将极大地冲击熟悉的场所精神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致使原有居住环境中的社区意识出现分崩离析，很可能还会导致社会秩序新的混乱与个人行为的越轨失调，最终会造成“社会性贫民窟”的出现。目前国内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中，可借鉴国外在历史延续上的一些先进经验，使其不至于陷入“大拆大建、愈建愈丧失特色”的误区。
六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原则，保持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促进整个社会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共进。
七是充分考虑工业区与其他特殊区域的发展问题，避免出现过度城郊化的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欧美国家由于对郊区过度开发，破坏了城市周边的环境。因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目前出现了一股浪潮，称之为“拒绝开发”，这并不是反对开发，主要是指开发不要破坏原先的生态环境，这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一种负责态度。旧城的改造要与新居住区开发相结合，对旧城进行有机更新。
八是两院院士吴良镛说过：“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次大规模的改造是成功的”。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城市更新”运动的实践表明，大规模的改造无论在解决贫民窟问题，还是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相反还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许多西方国家由于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而导致了城市的衰败。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更新进入了以人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为主，强调街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复兴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城市更新，超越了单纯注重物质环境更新和审美的目标，更着眼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和满足人的需求。居住质量、空间享受、生活机会和环境保护成为衡量城市更新的新标准。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公共空间政策”，被总结为“巴塞罗那经验”，成为城市更新政策的典范。
通过大规模拆迁方式进行改造，虽然能完成当前的目标，但从总体看，很可能转嫁了矛盾，对城市的多样性造成破坏，使城市景观丧失本来的有机性和关联性，更是对地域文化的不尊重、对人性的忽视。如今欧美许多国家实行的城市更新计划，已从大规模改造方式转向小规模、渐进的方式。
现代城市景观要为人们情感的相互交流、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空间和场所。以德国北杜伊斯堡园林公园和美国洛杉矶的柏欣广场为例，小规模的城市更新同样能够升华城市景观，创造人人都能共享的开放空间。
九是城市更新与发展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兴建新建筑，更多的是怎样使现存的大量一般性旧建筑获得新生。因此，对旧建筑应采取积极化的策略和态度，充分挖掘其有利条件，加以开发利用，利用其位于市区甚至市中心的区位优势，转变功能，使其有机更新。在这方面，欧美国家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旧建筑不但有历史价值，还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把旧建筑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产品来更新，通过转换功能、在原结构限制范围内富有创造性的内部空间改造、外观更新、新旧建筑的拼接等，使其从消极状态转化为积极状态，有的甚至成为城市的一个亮点，如奥地利维也纳用煤气储罐改建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日本名古屋的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澳大利亚悉尼动力博物馆、墨尔本由JAM工厂改造而成的商业综合体等。
十是不能把城市更新等同于房地产开发，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热潮中，尤其要处理好城市更新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防止少数开发商和利益团体利用城市改造牟取暴利，破坏城市更新的效果，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非常迅速，旧城改造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老旧居住区都在经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旧城更新过程。虽然在城市更新的某些方面，如古城保护、商业街改造等领域，各级决策部门给予了较大的重视，但总体来看，对于城市更新这个广义议题，从上到下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有着清晰目标的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对于城市更新本质的认识还缺乏广泛的讨论和共识。而在城市更新的决策、管理和实施方面，还缺少职能完备又具有高度问责性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对于旧城改造中最为普遍的、涉及普通民众利益的老旧居住社区的更新改造，缺乏一套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管理策略，特别是能够真正考虑到社区居民愿望和需要的、以人为本的更新制度。
多数情况下，老旧居住区的改造成为市场机制主导下公有部门和私人发展商们获取土地收益和商业利润的温床，而原有居民则在更新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基本处于弱势的、被边缘化的一方，不但缺少一套公开的、透明的制度体系令他们可以参与规划的制定及拆迁补偿的谈判和申诉，很多情况下旧城改造还意味着对社区原居民的逐离。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多年来积淀而成的社区网络和社区文化也分崩离析，以人为本的、全面的、战略性的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可以体会到，西方城市更新政策演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十四五”城市更新政策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它帮助我们对城市更新这个概念的本质加深理解，让我们体会到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旧建筑、旧设施的翻新，不仅仅是一种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不仅仅是一种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经济行为，它还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忽视社区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离散社会脉络的更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是多目标的，而不是单目标的。
其次，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城市更新的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城市更新管治模式，即要有一个包容的、开放的决策体系，一个多方参与、凝聚共识的决策过程，一个协调的、合作的实施机制。只有将社区力量纳入决策与实施的主体之中，与公、私权力形成制衡，才能有利于城市更新多维总体目标的实现，才能保证更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这方面，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例如建立面向社区的沟通对话机制、举行公听会、建立和完善复议和申诉制度等等），重视社区的真正需求（如合理补偿，尽量安排原区安置等），减少社会人文资产的流失，是我国城市更新政策中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三，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还启发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城市更新机制，政府的积极作用是必须的、不可替代的，而政府在财力及其它方面对城市更新的承诺也常常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既要运用一些激励性政策吸引私有部门对城市更新的投入，又要维护公众利益，为社区参与创造条件，确保社区利益不被商业利益所吞没。因而，政府在城市更新的三向伙伴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协调、引导、监察和调解角色。当前，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突出问题是缺乏一个专责、常设机构，对城市更新进行综合、系统的管理和协调；缺乏对城市更新长期性、多目标的战略性规划和行动纲领；缺乏一套规范城市更新规划和实施行为的法制体系，特别是普通社区大众的利益还得不到足够的法律保障。因而，借鉴西方的经验，可以令我们对城市更新提高认识，少走弯路，在制定政策时更清楚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善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西方城市更新政策演变的特点和趋势对我国城市更新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着力构建全脑城市系统
“全脑城市”系统是今后城市发展的主要方法论。如果我们混淆了城市建设的手段与目标，淡化了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需求，仅从虚构的顶层设计入手建构智慧城市注定是要失败的。
城市的发展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激烈变动的社会与空间结构、愈加竞争的宏观环境，都使得城市更新成为长期的战略性课题。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中国的城市更新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任务，但是其社会经济复杂程度绝不比西方城市来得简单。在一个社会多元和愈加竞争的环境里，城市更新不应该被单纯看作是赢利性的工程技术行为，它具有更高、更广的社会与经济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严重冲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百年大变局中。疫情让我们反思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方式。城市的发展要遵循城市规律，不能本末倒置，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城市治理要协调推进。同时，城市发展要完善城市治理，明确城市治理的事权、主体、单元、目的、方式、依据。疫情之后，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并通过数字技术来构建全脑城市（Whole-Brain City）系统，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但又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所谓全脑城市体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二个层面是全球治理信息化，第三个层面是政府治理和城市治理、社区以及乡村精细化管理。第一个层面有赖于制度和标准，第二则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汇集情报和数据，第三建立相关决策模型。城市发展应该聚焦于城市的空间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三个发展”的均衡。也就是说，既要关注经济发展，还要考虑民生的改善和生态环境。
“全脑城市”是城市更新“生成”与“构成”的有机结合。如果我们混淆了城市建设的手段与目标，淡化了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需求，仅从虚构的顶层设计入手建构智慧城市注定是要失败的。
城市安全在数字文明时代尤其重要，网络一旦瘫痪，所有的城市“智慧”设施将全部瘫痪。新冠肺炎疫情、河南洪灾对“智慧城市”是一场“大考”。在应对特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城市的都得了“痴呆症”。由此可见，以城市数字政府治理模式为核心研究对象，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解决具体城市领域政府、社会及市场治理的具体应用问题，兼具主体能动性、主体异质性、主体主动性的“全脑城市”系统，是今后城市发展的主要方法论。全脑城市系统的“四梁八柱”，将有效激发城市更新经济活力、政府效能、社会环境、合作格局和安全屏障。
可以说，全脑城市系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国防和民生等多层面多领域。战略哲学、治理哲学、城市哲学、产业哲学、科技哲学贯穿全脑城市系统，这也是全脑城市与城市大脑以及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根本区别。
建设向善的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数字技术来构建的全脑城市系统同样研究“向善”，文明与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人服务。数字文明时代更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永不停滞的脉搏，是永不衰竭的动力。城市更新已经超越了传统物质规划的领域，它需要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和更谨慎的行动。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更新有其自身特点，应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城市更新之路，要充分意识到城市的发展与演变是一个过程，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考虑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绝不能急功近利，要深刻吸取西方工业化城市更新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城市更新理论体系和实践措施。
（本文由作者根据2021年城市更新论坛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来源： 中国民航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