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非常荣幸见到各位科学家。十九大报告后，我们国家不断地在强调科技发展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从十八大到现在，我们科技记者也见证了很多成就。今天也见到各位，你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创造者，想请问你们有哪些印象最为深刻和最有感触的体会，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蒋立新：
非常荣幸我能够作为第一个回答，刚才我已经介绍到我既是一个临床的实践者，也是临床的研究者。我最深的体会有两条：第一条，在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多的时间，我们从未有过的国家从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改革方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而且改革的力度之大、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对我们这类做大临床研究和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另外我还要强调，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国家在整个的研究导向上更加注重实效，以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健康水平逐渐在提高，人的寿命是更长了。因此我们心血管为首的慢性病的总体负担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国家不同的医院或者机构之间医疗服务的质量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也还存在着很大的改善的空间。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家专门出台建设国家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因为临床医学研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意味着国家会从整个提高临床研究的能力、体系、平台、资源和人才专业化的培养方面进行总体的布局，可以迅速提高我们国家临床研究的整体能力，为应对这些重大慢病的挑战奠定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更加注重实效，而且改革的力度更大，给我们创造了更多、更宽松的科学研究的环境。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时代。谢谢大家！
骆清铭：
我也谈谈我的体会。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变，一方面大家认识提高了很多，在中央的报告里也说到作为科技创新是我们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科技创新不仅仅是说号召大家提高认识，还有实际的行动，我以自己成果的过程讲一下体会。我们做的叫做全脑网络可视化，显得很专业，实际上就像大家用的摄像机一样，我们要想把这个目标看得更清楚，范围看得更广，当然我们现在对象是脑。一开始我们只是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家知道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都是自由探索的项目，在基金的支持下我们研发了这个仪器，这个阶段是在实验室的阶段，是属于原理性的样机，我们也发了论文。一般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工作到这时候就结束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科技部的一位领导到我们那儿调研，看到我们这个成果，就鼓励说，你这个应该申请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专项，要想办法把这个仪器产业化。我们的教授就没想这么多。我们说怎么弄？他们就给我们指导。后来这个项目执行几年之后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在国内外产生很重要的影响。2016年8月8号新闻联播的头条专门对我们这个工作做了报道。报道之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位领导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主动给我们牵线搭桥，这件事情就得到了江苏省、苏州市和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视，他们重视之后，就对我们这个成果进行支持。基金会给我们是原理样机，科技部是给我们原理样机做成产品样机，地方政府让我们做什么呢？把这个样机进行放大，我们就建设了50套设备，叫做应用示范。从原理样机到应用示范这是科技创新的全链条。这个应用示范工作很快在苏州工业园区建了成像平台，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2017年8月17号，学术期刊《自然》专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报道，用的题目是中国建立了脑成像的工厂。其中有评价说用这种规模化、标准化去研究脑，将会改变神经科学研究的方式。同时他也说，像基因组测序的技术一样，我们这种高通量测绘脑的技术，将会为我们研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理解脑的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整个链条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了政府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也使我们这个技术最终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处在引领的位置。当然我们下一步希望把这个技术产业化，因为真正应用才能谈得上是真正的引领。通过我自己的发展历程，我最大的感受是创新的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变。谢谢！
王秀杰：
我想再补充一下，刚刚两位教授都已经提到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对科研的经费投入也大幅提升，我们的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我们科研人员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我最大的感受是自豪。因为在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们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率先行动计划这样一个改革措施。率先行动计划打破研究所之间的界限，根据科研项目、科研目标来组织研究团队，这样的改革使得我们中国科学院这样一支科技战略国家队的集体攻关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创新能力和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科学院也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上起到重要引领作用的科研成果。比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天眼”射电望远镜，还有“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这都是通过协同攻关取得的让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报告中提到另外三项成果中的蛟龙和天宫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这种合作研究的力量得以进一步的彰显。
我本人在十八大以来得到国家支持的战略科技先导专项项目，能够开展干细胞和器官再造方面的研究，我参与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战略先导专项在结题的时候在中央部门的绩效评估当中是排名第一的。在1月8号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们研究所的李家洋院士领衔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这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种集体攻关的优势在“两弹一星”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昨天我们白春礼院长在我们院的年度工作会议上也进一步总结了率先行动计划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并且号召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国家科技力量的排名兵。我们也期望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汇报给大家。谢谢！
王昭东：
我补充一句，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我们的研究结果特别是现在更容易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这种速度大大的加快。像我们学校是冶金行业背景特别强的高校，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东北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经费也走到了国内的前列。我们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
今天很荣幸与各位老师见面，这里面有我们平时仰慕已久的各位科学家，像中科院院士朱日祥老师和科技新秀王秀杰老师，还有做转化医学的蒋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十八大报告里提出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要求在重大原创成果和基础上有新的突破，这好像是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党代会历史上还是其他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想听听各位老师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第二，各位老师讲到近些年我们国家的科研环境有非常大的转变，如果想继续变得更好的话，请问各位老师对它的期望是什么？谢谢。
朱日祥：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比如我们回顾地球科学领域，大家知道在40年代的时候，如果上世纪40年代谈到石油和天然气，全世界的人一定认为像在海相的沉积物中才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是当时中国的科学家通过独立的研究中国的地质条件，提出陆相的沉积物中一样可以有石油和天然气。这就是中国科学家提出的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才有了我们建国以后的大庆油田。在我看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石油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基础理论研究对推动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的一个实例。
第二，在座的可能即使不学地学也知道板块构造理论。我们的海陆是可以变迁的，正是因为板块理论的建立，使全球的资源和能源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理论之前，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金矿。今天我们就知道应该是在那些大洋向大陆俯冲的边缘地带去找矿。一些基础理论带动了很多科学和技术的发现，这是基础理论研究对科学创新的重要性。
谈到我们国家，我自己切身的体会是，刚才您问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就我自己从事的地学领域来说，过去大家知道板块构造理论解释了地球70%的大洋板块是怎么形成的和怎么消亡的，但是没有人明白我们生存的30%的大陆是如何形成和如何消亡的。我们也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对这一科学前沿做了研究，通过这项研究，我们会进一步的认识到，大概海陆的相互作用是形成我们今天这个地球，特别是适宜人居住的星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质过程。也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和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做一些技术的研发，大家知道我们全世界现在在寻找矿产资源的深度上，大概发达国家可以到4000米的深度，我们中国目前还是在1000米以浅，这不是资源上的限制，而是我们在勘探手段上的限制。近些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也是在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的支持下，我们做的深部探测装备的研发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中央电视台也对此做过专门报道。我们这些研究成果是为国家走向深部提供了国之利器。我想，这就是基础理论研究和科技创新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我自己经历的切身的例子。
蒋立新：
因为我是临床大夫，我从医生的角度来谈谈基础研究。我一定要强调，在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对于疾病就是研究疾病的发病的机制。如果发病机制研究得越透彻、越精准，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开发疾病的干预手段的时候，这个靶点才能够选得越准，药物的研发效率才能越高，包括诊断的技术等。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前期这么重要的基础研究，我们做大夫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因此，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是我们医学发展领域的基础基石，没有它们我们后端没有办法进行。
同时，我也特别想强调，单纯的基础研究如果不是临床问题导向，可能又相对是孤立的。所以，我们临床有什么问题，反过来我们再去跟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相互进行交流，让他们帮我们找清这个问题的关节点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两类研究人员紧密融合，灵感的激励和思路的相互碰撞，使研究效率更高。正是这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院有非常好的机制，我们在西山园区把这几件事都一体化，我们既有国家心血管疾病重点实验室，它楼隔壁就是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我们园区还有一个大型的生物样本库，还有一个器械在体评价中心，我们二期还在做产业孵化平台支撑。所以，无论是基础、临床还是应用型研究，最重要的是问题导向，大家无缝对接，我们的研究效率才会更高，我们的病人获益才会更大。谢谢！
骆清铭：
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的问题，确实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我想补充一点，我们真正最后要形成颠覆性的或者是变革性的技术，它的前期一定是基础研究有重大的突破。我还是用大家用的摄像机为例，若干年前大家用的是胶片，不如今天大家用的摄像机这么方便。摄像机后面有一个CCD，电荷耦合器件，这个探测器发展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信息很快的记录下来，可以实时的。但是下一步还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数据怎么存储。在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在华中科技大学，最近我们做一个项目，在材料上非常小的一个空间能够大大提高存储的容量。如果这个技术研究能够有突破，未来大家拿着摄像机出去，想拍多少就不用担心存储满了。
提到对未来科研环境的期待，我们国家已经规划得非常好。还是以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为例，比原来过去单一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规模大一些，强调是学科交叉，更强调是问题导向的这种技术研究。大家能够真正的通过基础研究为国家的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谢谢！
王秀杰：
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位教授的观点，关于为什么做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有什么用，我给大家补充一个比喻。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仔细想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对吧？因为在平地上盖房子是很容易倒的，盖房子一定要打地基，楼越高，地基就要求越深。我觉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地基和楼房之间的关系，我们平常虽然看不到和感受不到地基，但它是建高楼必须的，这就是基础研究的作用。1月8号的时候，我们陪同李家洋院士领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很荣幸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总理在讲话当中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一般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慢，对甘于寂寞、埋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所以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我们听到这句话也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底子还很薄，基础研究这个地基打得越宽广、越深厚、越扎实，我们创新型国家的大厦才会建得越坚实，越宏伟。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多帮我们宣传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科技人员投身到基础研究当中。谢谢！
澳门澳亚卫视记者：
在十九大的时候我们采访过白春礼院长，也问过一个关于学术不端的问题，去年我们也发现学术不端的问题，国内外都有，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内的专家有一点冤枉，可能并不是学术造假，可能是有一些流程不太清楚，或者是有一些规范做得不是特别的好，导致学术不端。我们想问问几位科学家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我们未来在科技创新方面怎么能避免这样的问题？谢谢。
骆清铭：
因为我是来自高校的，首先我们对学术不端肯定是坚决反对，态度非常明确。另一方面，以我自己为例，我们每次学生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学术诚信、学术规范，必须要按照规则，给学生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作为老师也是非常重视。因为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很多规范也是在大家不断地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现在我们也注意到从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一旦有这些情况，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宣传教育，从总体情况看，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谢谢。
蒋立新：
问了一个很关键也很好的问题，最近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我自己还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研究者，无论是从事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请大家要记住我们研究的初心是什么。我相信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初心，把握这个基本原则，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应该会大幅度的减少。我们确实应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反复思考我们研究就是要回到初心。我自己也在医院里面分管教育，同时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带很多学生。我们谈得最多的，也是每次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话，基础研究是要甘于寂寞，临床研究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从准备到结果发布，这个过程中往往有成百家甚至上千家医院的参与，有大量的医生护士的奉献，而且因为工作量很大，过程又很枯燥，会面临很多沮丧的时候。所谓的临床研究就是要从临床实践的真实环境当中拿到数据，找到规律。我们要发现问题，进行研究和改善，如果急于求成，而不是按照客观的规律老老实实的做研究，不可能出现实事求是的结果。这是我们追求真理的必然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希望在这里呼吁，也相信我们广大的研究者，无论来自哪个领域，只要我们能够不忘初心，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大幅度的减少。谢谢。
王昭东：
像我们重点实验室，像我的导师王国栋院士，他说的很清楚，我们做科研要做真科研，真做科研，因为我们很多成果是要推广应用到企业里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学术诚信，给企业所带来的损失可能就成千上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给国家这么大的损失，我们自己要去反思。谢谢。
蒋立新：
像我们从事的临床研究或者公共卫生研究，研究的结果很多时候会改写临床指南，或者变成标准临床路径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影响成千上万的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夫出身，如果在临床实践当中犯一个小的医疗差错，影响的可能是一个患者，但是如果我们这种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中不实事求是，出来的结果更新了指南，改变了路径，那影响的就是非常多的患者和普通百姓的健康。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就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更要不忘初心，坚持实事求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想提给王秀杰老师，现在有很多青年学者，您也是在座几位科研工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想问一下您认为现在的好多青年学者和科研人员应该如何更好的适应国家对创新的要求？
王秀杰：
谢谢您的问题。大家应该看到十九大报告最后有一大段相当于将近一页的篇幅对青年提出了很大的期望，指出青年有担当国家才有希望。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听到不止一位已退休或者接近退休的年长一点的科研人员跟我感慨，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赶上非常好的时代，国家对科研高度重视并且有充足的投入，可以放开手脚做事情。所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个幸运也是建立在几代科研人员和我们国家几代人努力奋斗的基础上的，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十九大对于科技创新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来完成，所以我们作为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可能我们要更加重视两点，一方面是练好内功，我们要更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水平。另一方面，要把好定位。例如可做的科学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前沿性、引领性，把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科研经费投入到对于国家科技发展和国计民生更加重要的问题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需要注意的。
另外，现在的青年学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媒体称他们是“强国一代”，将来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执行者和见证者，也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主力。青年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从我们带学生的经历来看，现在有一些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就是比较容易接受指令来做事情，而很难提出自己创新性的想法。这一点可能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关注的，在基础教育阶段，比如说家长和老师们不要太拘泥于分数和题海战术来束缚学生们的创造力，能够更加激励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能更加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谢谢。
中新社记者：
刚才我们多次提到党的十九大，十九大对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要求，科技创新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的问题是提给在座五位科学家，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您各位肩上的担子无疑也更重，对于各自领域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畅想或者展望？谢谢。
骆清铭：
一说到这个我就很激动。刚才我介绍了我们的工作，过去花了十多年克服了技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把我们发展的全脑网络可视化的技术推向了市场，进行了产业化。刚才几位专家提到，我们真正要取得引领性的工作，一定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我跟我们学生讲，在我们团队讲，我们自己要有引领的意识，要有创新的自信。因为十年磨一剑，必须要有信心，不然这十年待不住，在观念上要转变。从整个国家来讲，对科技来讲，我认为从创新引领的角度，现在不是说能不能，而更多的是敢不敢，还有怎么去做。
对于我自己来说，未来我想做什么事情呢，过去都很难设想的，我希望花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人脑的网络和神经元怎么连接的搞清楚。能不能把这个图谱做出来，借这个机会，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国内外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在苏州建了成像设施，我认为是具备这个能力，但还要很多困难要克服，也算是我们的梦想。我跟我们的团队也讲，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梦想就是做这件事情。了解清楚脑的网络结构有什么好处，从应用的角度有两方面：一是我们对于脑的疾病的机制就能够搞清楚，至少为理解脑的疾病的机制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证据。二是最近很热的人工智能，类脑的人工智能是怎么去真正从脑的机制上去得到启发，我认为将来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谢谢。
蒋立新：
我先给骆校长得留个作业，等您把脑细胞这个问题搞清楚，赶快把心脏细胞的问题也搞清楚，因为人体最大的两个器官中枢就是脑和心。谈到畅想真的非常高兴——我讲对十九大的自己的一些体会，我在十九大召开期间，我正好在乌拉圭首都参加由世卫组织组织的全球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专题的讨论会。正好第二天有我的大会发言，我在前一天听了十九大的报告，真的是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可能还是因为我在身处异国他乡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当天晚上爬起来临时加了一张幻灯片，把当时十九大的时候习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的照片和人民大会堂穹顶的照片作为我的第一张幻灯片，分享给第二天大会所有与会的一百多个国家的官员和学者，特别是像我们一样做公共卫生政策和临床研究的研究者。我的最大的畅想就是我坚信我们国家在前期先进技术方面的储备，比如说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的技术，如果能够非常快速的应用到我们的疾病诊疗和预防，就可以解决很多关键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家在这些年一直高度重视的把大医院的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加强基层整体的疾病防控能力，改变基层医务人员教育水平相对较差的现状。如果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方法，把这样的技术变成产品和工具，进行临床辅助决策。即使在基层大夫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这些策略或工具也可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得更好”。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基层就可以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大幅度快速的提高疾病的诊疗水平。让无论是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偏远的山村，都可以通过这种大协作、技术融合、跨领域的发展给老百姓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地区差异大、疾病谱分布广，加之病人数量多。因此，我们能够创造出不同的疾病预防和诊疗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应用环境。这样的话，我们既给国内的普通百姓提供了帮助，也能够让全球很多的民众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方案而获益。我相信我们最大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而且我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五十几岁，在这里年龄算中等偏上大，赶上这么伟大的时代，而且既是一个临床大夫又是一个临床研究者，能够亲历作为科研集团军的一员，能够亲历这个时代，亲历见证整个过程，是无比幸运的。我也相信跟大家团结起来，梦想一定会成真。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
我注意到王昭东教授的成果已经在多家企业成功获得了推广应用。请您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一下，怎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生产力？谢谢。
王昭东：
我们实验室的特色就是注重基础研究，加强成果转化。我的导师王国栋院士带领我们，凝练出这样的创新理念，这个理念就叫做R&DES，就是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这样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多学科交叉，我们就提出来叫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来实现工艺、装备和产品的一体化，来推动成果的转化。
举个例子，我们和河北钢铁成立了河钢-东大产业技术研究院，我们共同在一起针对河北钢铁它各条产线的关键技术瓶颈，借用医学叫做靶向式的这种改造，这种靶向式的改造，我说一下它的原创是来源于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我就借用一下，这样的改造我们能够抓住企业的痛点，抓住以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使企业的产线用很小的投入来进行升级，升级以后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企业当然对我们就认可，我们成果转化就会很快的推进。这样的模式我们在鞍钢、首钢、南钢和国内好多企业都采用了，这种采用最后，我们得到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有很高的回报，企业回报以后，现在都市场经济，企业就会给我们更多的经费支持，我说一个数，2012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年的科研费大概是1亿，我们现在的科研费能够达到多少，3个亿，其中80%是企业给我们的。
我想再补充一点，各位记者朋友可以到首钢，可以到河钢和很多的钢铁企业，轧钢生产线上，设备的标志写着什么呢？东北大学研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觉得很骄傲。这种成果转化我们必须抓住企业的痛点，把企业作为实施的主体，投资的主体，真正给企业提高竞争力，做出东西来，这个成果就转化了，这是我们的体会。谢谢。
袭艳春：
王昭东老师谈起来还是慷慨激昂，我们几位科学家还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
王昭东：
十八大以来，我们觉得科技工作者迎来了又一个科技的春天。